经理



试论邓小平群众路线的当代意蕴

经理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071）

群众路线，是党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工作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它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汇集了群众智慧，凝聚了人民共识，执行了人民意志。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世界市场，依靠群众路线，围绕提高竞争力和变革组织制度，采用总体布局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使我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回顾邓小平的群众路线内涵对于理解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顶层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邓小平；群众路线；顶层设计；总体布局

群众路线，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确立的根本工作方针，它强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以此把理论与实践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以此把手段和目的辩证地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国民经济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自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党在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指明了方向。因此，回顾邓小平的群众路线对于理解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顶层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一、群众路线是践行改革开放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

(一) 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快速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方面依赖于国际总体环境，即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有利于商品交换的国际市场及技术转移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国内形势，即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得以贯彻和实行。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尚未改变，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表现为“苏攻美守”态势。为了遏制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战略考虑主动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972年，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外交公报，确立了基本建交原则，并于1979年正式建交。这为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建立正式外交联系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时指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133并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136

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国际形势已经演变为“美攻苏守”的局面，但对于冷战格局是否会演变为新的世界大战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105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表象中，他敏锐地注意到两国军事扩张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竞赛。尽管双方在这一时期都在努力扩充军备以维持区域间的战力平衡，但是双方都希望缓和国际局势，利用和平环境，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并在军备竞赛中压倒对方。这就为中国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积极而有利的条件。以中美建交为契机，此时的中国理顺了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关系，消除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障碍。对外关系的改善不仅帮助中国获得了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机会，也为中国产品打开世界市场之门奠定了基础。此时，调整国内的生产组织方式，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竞争的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中。

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重点。一个核心就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他从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的角度看待国际和国内两个消费市场。一方面，从国外输入商品的消费需要以人民收入的提高为前提，只有人民收入提高，流通在市场中的商品才能够被消费掉。另一方面，如果不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普遍地提高人民的收入，那么，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还不能等值于货币流通量的时候，这种做法则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使居民存款受到损失，倘若处置不当，还会引发挤兑狂潮，打破原有生产和消费间的平衡。两个重点是：其一，开拓外部商品市场，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和对外进出口行业企业的收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生产居民消费品行业产能的提升，进而带动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充和居民收入的整体提高。从1979年到198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基本持平，出口贸易额从1979年的211.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85年的580.5亿元人民币，并有少量贸易顺差。从1985年到1989年，我国连续四年出现贸易逆差，而从1990年起，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维持顺差状态[3]。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生产不仅立足于国内消费需求，也把国际市场需求作为发展生产的重点。相比之下，随着国际市场的打开和国内市场区域性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9年的405元攀升至1985年的739.1元，到1994年则达到3496.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9年的160.2元攀升至1994年的1221元。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拐点基本上与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情况一致，且增长十分迅速，见图1[3]。其二，对外招商引资，以中外合资的新型合作经营形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打破区域内自给自足的供给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消费市场与国外消费市场逐渐趋向融合。这一新形势使国内企业按定额制定计划的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合市场需要。一方面，居民收入的改善使居民消费具备了更高的水平，需要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另一方面，生产企业需要扩充企业生产规模，增加生产原料，满足已经增加的消费需求。这就打破了企业原有的生产积累方式，亟需以其他资金来源扩大生产规模。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时说：“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2]106据资料显示，1979―198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仅有124.6亿美元，但到了“八五”时期，则增加到1610.6亿美元[4]。

(二) 依托群众路线化解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产与消费模式转变引发了各方面利益冲突。邓小平告诫党内干部：“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1]218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42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各个行业的群体，不是仅仅制定几项符合经济发展的政策，而是依靠广大人民，执行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经济建设的事业中来。并且，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历史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样”[5]592。因此，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不过，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协调各方利益。这是因为：其一，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但是人民意愿的实现又要以社会生产的现状为前提。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改善为本国人民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外贸易量的提升增加了中国的外汇收入，提高了居民消费品的数量。我国也可以利用增加的外汇储备购买国外的生产设备，从而提升国内生产的总体水平。消费主体的改变使得与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直接的生产群体及其相关的产业分工群体成为最初的受益者。因而，“部分先富”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是由产业分工的特点和中国对外出口的形势决定的。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却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冲突。因此，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以能否坚持群众路线作为衡量改革开放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准，确立了以居民整体收入提高为总目标，局部优先改善作为实现目标的前提。事实证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实施“部分先富”明显改善了市场主体的活力，而以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缩小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则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二，改变已有的生产组织制度，完成适合于市场竞争需要的企业制度的转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企业制度的变革不是某一个行业的事情，牵涉不同行业组织中劳动者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意义便在于明确改革的目的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改革是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改革不是服务于少数人，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它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不同方式实现目标的路径。如果只讲改革而不讲群众路线，改革就会因群众主体的丧失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如果只讲群众路线而不讲改革，群众就会因缺少实现目标的方式而放弃对目标的执着追求。因此，只有坚持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是汇聚民意、执行民意的根本方略，改革事业才能够顺利实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11

二、群众路线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没有现成理论可以依靠，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举国事业。自中国步入近代以来，中国尽管也曾有过由清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革新，也曾有过在帝国主义列强要求下被迫开放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举措，然而，在这些改革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是平等的国家间关系，改革事业的主体不是人民群众，而是社会精英企图援引或照搬外国制度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这种改革举措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社会发展。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各项事业，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以国家间平等的外交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两个条件为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之列和推动改革事业不断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建设由过去的单线出击，转变为两线出击，既要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也要根据国内商品消费和流通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贸易商品与进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定额生产诚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但是定额生产的前提却是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市场的统一，显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生产能力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区域间生产力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还不可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陈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7]279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完全赞同。他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2]174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摸索与总结相结合，才能为经济发展变革指明正确的方向。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依靠干部们自己解决，还是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后及时把个别地区的成功经验作为示范向全国推广？邓小平选择了后者，并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抑或深圳或上海的经济特区，人民群众在不断摸索和尝试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了自己对于生产方式的理解，深化了自己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认识。因此，尽管“摸着石头过河”表面上看只是党员干部保证自己科学决策的基本方法，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它则是群众路线活学活用的精髓体现，是群众路线的灵魂。这是因为：其一，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的基本原则，汇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保证自身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和人民群众自身的追求始终如一，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直接动力。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实践是理论的直接来源，理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才能成为可靠和正确的指导意见。如果理论脱离了实践，那么理论活动生产的内容只能是建立在没有根据基础上的想象，无法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保证其正确性。只有坚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改革开放事业的各方面理论才能够得以推广。但是，这又要以坚持群众路线为前提。只有如此，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少走弯路。其二，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理论的直接来源和执行者，只有坚持“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原则，推广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理论，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被人们接受并顺利实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仅把人民群众的经验转变为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这些正确的理论及时推广到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力，才能够在改革开放事业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人们只有在实践过程中自觉接受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在准确理解实践对象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如果实践脱离了理论，那么，人们对实践对象的改造活动只能是建立在毫无理解的基础之上，无法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迅速建立起关于对象的认识。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涉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各方面实践活动才能够及时开展。但是，这同样要以群众路线为前提。只有“到群众中去”，理论者才能够及时发现新的问题，总结新的情况。

总之，群众路线不仅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针，也是党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过程中自觉坚持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原则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正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才反复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反对把改革视为单纯的理论照搬或者国外经验的模仿，主张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在凝聚群众智慧和执行人民意志的过程中，坚定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坚持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顺利进展，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显著，逐渐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早期的促进生活水平提高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深层次的利益矛盾逐渐显露出来，若稍有不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很有可能因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而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8]因此，要借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运用群众路线解决改革问题的方法，厘清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重申以群众路线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首要作用。

(一) 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日益显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深。然而，2009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造成了影响，也制约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面对新时期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推动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经济转型以来，国内企业间的社会分工联系日益紧密，实现上述目标，就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协调，避免无征兆改变和不计后果地执行决策而冲击社会稳定。因此，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政策制定者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避免以“局外人”的身份制定政策而产生政令不通的情况。

从加强顶层设计的需要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对群众路线的灵活运用，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见解。首先，顶层设计突出了整体性，强调要在保证既定目标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规划。为此，要始终以发现适合改革的条件与积极创造改革的条件为突破口，在保证合理协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坚持分层处置的前提下，分清改革的主次与轻重缓急，优先解决部分问题，进而带动整体的改变。其次，顶层设计强调要以人民群众作为改革事业的主体。改革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即是否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改革事业从整体目标到具体实施，从全面规划到分段落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群众不会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推动者，而是不再关注或是阻碍改革政策的实施。反之，如果失去顶层设计，人民群众则会丧失对改革的信心与支持。最后，顶层设计需要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智慧，也需要及时地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具备相同条件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表明，政策能否被人民群众接受，关键看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而群众的意志则来自于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因此，能否落实顶层设计关键看是否以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前进的根本工作方针，而能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则要看是否坚持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解和处理当代社会问题。

(二) 以群众路线教育保证党的群众路线顺利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社会上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党中央决定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主义和享乐主义四风为突破口，整治不符合群众路线要求的各种政府治理行为和行动。从群众路线教育的内容上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政府治理时应当坚决抵制的倾向。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只把党群关系理解为干部与象征群众的代表之间的接触，那么，依靠群众便会成为空论，更谈不上从群众中汲取实践智慧。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策执行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区别。后者需要解决政府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无视政府决策是否符合公众的意志。相比之下，前者则需要依靠体现人民群众意志的政府决策，使政府执行决策的行为成为议行合一的公众意志的体现。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判别政府能否成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标准，即政府工作人员是否愿意以广大人民认可的方式生活，是否愿意融入人民群众中去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如果不注意到这个问题，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便会彼此疏远，不利于政府决策实施。

总之，回顾邓小平的群众路线及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灵活运用，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于依靠群众路线解决政府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各项问题，而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群众意见；在于能够依靠群众的实践智慧化解群众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以指令输出取代群众的自发实践；在于始终体现人民群众意志的凝聚力，而不是以单纯的宣传使人民群众参与到改革的事业中。邓小平正是看到了群众路线本身蕴含的巨大力量，才一再强调群众路线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1] 邓小平文选：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据[EB/OL]．(2014-03-26) [2013-09-16]．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 hgnd．

[4] 实际利用外资额[EB/OL]．(2014-02-12)[2005-06-27]． http://www.gov.cn/test/2005-06/27/content_10109.htm．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陈云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4-02-12)[2013-11-13]．http://cpc.people. com.cn/n/2013/1113/c64094―23521588.html．

〔责任编辑 叶厚隽〕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Mass Line of DENG Xiao-Ping

JING L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Mass line’ is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resents the viewpoints of world. It’s the fundamental assurances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ollecting the people’s wisdom which contains his will. In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ness, considering the changes of world, DENG captured the character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improving the life level of people, emphasized on reform of corporate system which reflected his thoughts about ‘general arrangement’. This way changed Chinese society and acquired a new outlook. Thus,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 of mass line in DENG Xiao-ping is an essential way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mass line educations and top-level design.

DENG Xiao-Ping; Mass line; top-level design; general arrangement

A849

A

1006−5261(2015)03−0037−05

2014-11-14

经理（1982―），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