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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历史出版物的文化精神

2015-02-12朱大章周黎萍

关键词:同学录医工德文

朱大章, 周黎萍

(同济大学 档案馆, 上海 200092)

文章所指“同济历史出版物”指1907年至1949年,以同济为主体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包括定期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不定期出版的图书等,甚至一些公开发行的油印品,是同济招生、教学、科研等活动的集中反映,是学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的具体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具有清末民国“西学东渐”趋势下的时代特征;编辑主体为学校师生,具有高等教育的一般特征;面向校内、校友和社会公开发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体现了同济作为一所仿效德国教育传统的高校,不同于当时国内盛行的以取法美国、日本为特色的高等院校的独特性。

一、同济历史出版物概况

1949年以前的同济历史出版物因为年代久远存世不多,现存篇目120余种,实物102种。这些出版物按照内容,可分为毕业纪念类、概况介绍类、报纸通讯类、学术期刊类等类别。

1.毕业纪念类

此类出版物为了纪念毕业及方便联络沟通之需而发行,多由学生自发组织编委会,请校长师长作序,向校内师生征集照片、文稿等编辑而成,出版费用主要由学生自筹,学校以借款形式给予一定支持。1915年出版的《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是现存最早的毕业同学录,其他还有《同济德文医工大学同学录》(1916)、《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学录》(1921)、《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1924)、《国立同济大学校附中毕业纪念刊》(1931)、《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刊》(1934)、《同济附中毕业纪念刊》(1936)、《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37)、《国立同济大学附中毕业纪念册》(1938)、《国立同济大学1939年度德补乙组同学录》(1939)、《1947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同学录》、《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1949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等。

2.概况介绍类

关于学校概况介绍的出版物,主要有两类:一类由学生编写,介绍校园生活、交流各种资讯、发表文艺感思,主要有《同济生活》(1925)、《学生》(1931)、《同济介绍》(1947)等。另一类由学校组织编写,是现存历史出版物中最丰富的一类,主要有由出版课、编辑组等部门专人负责编辑,经费大多由学校承担,文章的执笔者大多为教授级别,文章的质量和思考的力度远超学生编辑的刊物,有专门流通途径,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初具礼品书雏形,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此类出版物有全德文的《Denkschrift aus Anlass der feierlichen Einweihung der Tungchi Technischen Hochschule in Schanghai-Woosung》(《吴淞同济工学院成立纪念册》,1924)、《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27)、《民国十九年度国立同济大学一览》(1930)、《国立同济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纪念刊》(1936)、《芥舟:卅周纪念特辑》(1937)、《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三十一周年纪念刊》(1941)、《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测量系概况》(1941)、《电机工程系概况》(1942)、《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概览》(1948)等。

3.报纸通讯类

同济现存最早的一份报纸是1919年由学生组织自觉会编辑的《自觉周报》,有一定思想启蒙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校报,是1933年10月1日创刊的《国立同济大学旬刊》,由学校秘书处出版课出版,1936年5月1日改版为《同济旬刊》,增加了校友、论著、文艺等栏目。抗日战争期间,学校一路西迁,校报停刊,直至1945年4月1日恢复,刊名改为《国立同济大学校刊》,受客观条件限制,仅出版七期。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 1948年11月1日,《同济校刊》再次复刊,至1949年5月31日第21期停刊。除代表学校官方“声音”的校报外,其他由学生编辑的报纸主要是1947年至1949年结合学生运动宣传需要应运而生的系列“快报”、“公报”,多为手写油印,相对简陋,如《同济快报》(1947)、《反民主反迫害快报》(1948)、《同济人》(1949)等。

4.学术期刊类

学术期刊,即“学报”,分为综合性期刊,如《同济》(1918年创刊)、《自觉月刊》(1920年创刊)、《同济杂志》(1921年创刊)、《同济月刊》(1935年创刊)等。《同济》是学校第一本学报,最有影响力的学报为《同济杂志》。除综合期刊外,医工两科的专门期刊和德文刊物也各放异彩,包括《同济医学会旬刊》(1923年创刊)、《同济医学月刊》(1925年创刊)、《同济医学季刊》(1931年创刊)、《德文月刊》(1923年创刊)、《国立同济大学工学会季刊》(1930年创刊)、《测量》(1943年创刊)、《同济医声》(1948年创刊)、《同济生物通讯》(1949年创刊)、《同济化讯》(1949年创刊)等。《同济医学月刊》是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同济医学季刊》是国人自办的面向国内医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工科方面有《国立同济大学工学会季刊》,《德文月刊》是当时唯一的一本德文参考读物。

二、同济历史出版物的文化精神

1.德国学术与文化精神:“中德友谊,文化桥梁”

作为一所以“德意志国之文明,灌输以饷我中国”[注]蒋元庆:《序一》,见《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上海,1915年,第45页。为背景创办的高校,德国学术和文化精神在同济历史出版物中有非常集中的表现。同济是全国唯一一所出版德文年刊和中德双语纪念刊的高校,德文在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德文月刊》、《德文入门》、《德文读本汉释》等刊物和书籍是学习德文的权威书刊,是中德文化对话的直接载体,尤其《德文月刊》(DeutscheMonatsschrift)作为当时唯一一本德文课外阅读刊物,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济医学月刊》是中德两国“勉于合作精神,以求集群策合群力,得最佳之研究结果”[注][德]柏德:《序言》,载《同济医学月刊》,1925年第1卷第1期,第5页。,致力于两种学术文化的对话与统一。

中德两国政府还将同济作为两国文化教育交往的窗口。同济的校庆和各种纪念活动,德国大使、驻上海领事纷纷出席,是国家级外事活动;以欧特曼、史图博等为代表的德籍教授是将德国学术和德国文化引入同济的文化使者;同济还是中国留德学生的一大阵营,是德国文化的一个中心。1921年7月《同济杂志》创刊号刊载了魏时珍、郑寿麟、宗白华等以同济学子为骨干在德国成立 “中德文化研究社”的经过,意在“将德国的文化介绍至中国,中国的文化介绍给德国”[注]魏时珍、郑寿麟等:《中德文化研究会简章》,载《同济杂志》,1921年第1卷第1期,第276页。。正是在魏时珍等人的努力下,《同济杂志》开辟了“相对论专栏”,最早系统地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介绍给中国学界。

正如1937年学校三十周年庆典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对同济学生的致辞中说道:“诸位同学,你们比较其他许多年龄相等的同伴,更有一种特权,在本国的文化智识而外,还可以接受另一国家的学问,参加一些我们两国沟通结合的事业,而且还可以学会了德文德话……”[注]德大使陶德曼:《三十周年纪念讲辞》,载《同济旬刊》,1937年第133期,第7页。,深受德国学术和德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成为同济出版物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

2.实用与科学精神:“脚踏实地,服务社会”

1923年《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对同济的学术精神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同济以实用为国人许”[注]陆振邦:《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序》,见《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1923年,第12页。。《国立同济大学旬刊》发刊词声名“本校为研究实际应用科学之所,在今日之中国,所负之使命至大”[注]翁之龙:《发刊词》,载《国立同济大学旬刊》,1933年10月1日。,同济教育的学生“人莫知其所学,学莫得其所用,将安所报效于社会”*陆振邦:《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序》,见《同济大学工科毕业纪念册》,1923年,第12页。,除各种刊载实用科学论文的学术刊物外,各种毕业纪念册和校庆纪念刊也多以学术交流为主题,注重科学性与实用性。

同济历任校长和知名教授,都在出版物中对这一文化精神有所阐述。1934年翁之龙校长在《国立同济大学二十七周年纪念刊》弁言中谈及同济的事业,他认为“我们都是想多方面学理上的知识用在实际应用方面,得此有用的经验和技能,以适合国家社会的需要的”[注]翁之龙:《本校二十七周纪念刊弁言》,见《国立同济大学二十七周纪念刊》,1934年,第1、2页。。在《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中,医学院金问淇教授在写给同学的毕业赠言中提到他对同济学术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脚踏实地”[注]金问淇:《脚踏实地》,见《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1948年,第71、71页。,即“在学术方面,先要打足根基,有充实的学识和纯熟的技能,才能应付一切”*金问淇:《脚踏实地》,见《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1948年,第71、71页。。同济学子对此的认知也非常清楚,《1947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同学录》编后记中提到:“今值国家复员之初,虽内争未已,而建国复兴终为吾人努力之标的,吾同学均研实用科学,建设必需,会当以抗战刻苦之精神,求学术事功之日进,其能为富强康乐之新中国作建设干部,盖可操左卷马。”[注]一九四七级毕业同学录印制委员会:《1947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同学录》,1947年,第68页。

3.合作与团结精神:“群策群力,通力合作”

据同济历史出版物记载,不同阶段师生对“宝质之团体可偶解,精神之团体不可不存”[注]潘智澄:《序四》,见《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1915年,第51页。的集体观有多种注解,始终贯彻着“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的文化精神。

关于治学,同济早期中文教习在20世纪10年代提出了“无学不成才,非群不能学”[注]蒋元庆:《序一》,见《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1915年,第45页。的群学理念。校长翁之龙认为,“同济,同舟共济!顾名思义,我们同济的全体,大家仍应本平时合作精神,精诚团结,共谋我校的发展! ”1949年,夏坚白校长在《1949年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序言中说道:同济“为国中优秀之学府,学风醇悫历史悠远,而校名‘同济’尤表现协衷互助之精神,诸生受业有年,熏陶已久,毕业后益当不忘校训,将母校之精神,发扬而光大之,己饥己溺,造福人群,庶于校于己,两不媿负”[注]夏坚白:《序》,见《1949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1949年,第8页。,鼓励毕业学子继续发扬母校“协衷互助”的精神传统。

这种合作与团结精神,还体现在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方面。1934年《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刊》中附中教师蔡其恕提及: “我以为一个学校若仅靠办学者努力,是不够的,充其量不过做到规模宏大,设备完全,这是学校的躯壳,而不是学校的精神。一个学校非得学生与办学者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努力,是不会有生气的。譬如学校有一法令,学生仅仅是服从,仍然是没有生气的,必须努力提倡,才有生气。”[注]蔡其恕:《为高中二三级毕业同学进一言》,见《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1934年,第7-8页。正因为学校与学生的团结,在同济现存的102种历史出版物上,才体现出了他所说的“生气”。

4.镇静与奋斗精神:“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同济师生,在过去历史上,素具镇静精神”[注]邓创之、翁福锦等:《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37年,第10、11、11页。,“同济是一个最稳重的学校,校风良好”[注]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级会:《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1934年,第33、1、1页。,同济的校史本身就是一个“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过程。1917年面对因战争原因校舍被侵占、学校面临解散的危机,全校师生积极奔走,为维系学校的开办献策献力,使学校得以安度危机,1917年出版的《同济德文医工学校散学日记》就是这段历史的实录。1932年“八·一三”事件,吴淞校区遭受日军轰炸,同济人发扬“遇事毋心慌,见难毋惫乱。宜详审事理,稳定做去”*邓创之、翁福锦等:《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37年,第10、11、11页。的精神,修复校园,维持办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淞校园被日军炸毁,同济人被迫背井离乡,开始六次迁校的艰难历程。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学校尽量出版学术刊物,及时汇编年报,总结教育规律,即使面对战争时期物资和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学校仍然坚持克服重重困难印行各种油印刊物,潜心问学,推广学校的教育和文化工作,留下了丰富的史料。1945年还专门复刊了《国立同济大学校报》,交流各界、联络校友,以“志鸿爪而资互勉”*邓创之、翁福锦等:《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37年,第10、11、11页。。

同济以“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为特征的镇静与奋斗精神成为历年校史编写的精神主旨,并代代相传,成为同济出版物文化精神的主脉。学校自1916年《同济德文医工大学同学录》首开校史编写记录,其后在1927年《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34年《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7年《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47年《同济介绍》、《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等出版物的校史编写中,始终传承着“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5.济世与救国精神:“同心协力,济人救国”

“出而问世,为国家社会努力与各项事业”*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级会:《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1934年,第33、1、1页。,“精诚团结,以谋我国民族之复兴,国家之昌盛”*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级会:《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二三年级甲组毕业纪念》,1934年,第33、1、1页。是同济人职责所在。1915年《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记载同济培养学生的宗旨是“待学成,无所不通,庶几慷慨,出而任事,救国以图存也”[注]蒋元庆:《序一》,见《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同学录》,1915年,第46页。,其目的是为了强大祖国。1934年《国立同济大学二十七周年纪念刊》序言中校长翁之龙对同济学子的济世与救国精神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大学生有领导社会、转移风俗的责任,在物质的科学上,固然应当注意研究,对于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同时振奋精神,唤起民众以谋民族的复兴,也是大学生应有的天职”[注]国立同济大学二十七周年纪念刊编委会:《国立同济大学二十七周纪念刊》,1934年,第2页。,这种精神也是同济传统所在。

1919年,同济学生在创办《自觉周报》时就提出:“同人欲以此旨本所学以改良社会状况增进国民人格有年矣,故近鉴于国事之论胥远基于平时之观念,即组织自觉会,更集会员之诸论,集为周报,即以自觉二字为本报之标,自觉云者,我先觉而后可觉人也,若析而言之,自者即求我之义,觉者即悔悟之心,能求我始知悔悟,知悔悟始能求我,人能求我而国事昌矣”[注]吴淞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自觉会:《发刊辞》,载《自觉周报》,1919年第1期。,“先觉而后可觉人”的同济学子有着积极的入世情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生们密切关注时事,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抗战期间,日军攻陷独山,四川告急,在国民政府提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号召中,迁校至四川李庄的“我校同学爱国素不落后,于是签名从军者不数日即达六百余人,几占全校三分之一的人数,造成全国从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注]马维诚等:《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1948年,第4页。。

6.创新与开拓精神:“革新猛进,学术先锋”

1931年胡庶华校长在《国立同济大学校附中毕业纪念刊》序言中说道:“研究科学者,尤宜革新猛进,与岁月作竞争,幸毋一得自封,浅尝辄止”[注]民国廿年纪毕业纪念刊筹备委员会:《民国二十年国立同济大学校附中毕业纪念刊》,1931年,第36页。,这种“革新猛进”精神正是同济文化精神的另一核心,即创新和开拓精神。

这一精神首先体现在测量学科的设立和职业学校的开办上。1932年,同济以国家人才战略大局为出发点,深觉“测量人才之训练实系当前急切之务”,“为国家训练高深研究之人才,并谋我国测量学术之独立”,同济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创办测量系,并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开设测量系的高校,这一创举为我国民用测绘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941年创刊的《测量》杂志,是全国唯一一本测量学术刊物,其先锋性和权威性不言而喻。同济还是全国首开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先河的高校。淞沪战争以后,因国立劳动大学受损严重,教育部将其全部校产划归同济,“鉴于当时生产教育之落后,复经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令饬创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附设于国立同济大学内,开国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之先声”[注]邓创之、翁福锦等:《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1937年,第28页。,1937年《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完整记录了我国开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历史过程和办学实绩。

除学科创新外,学术方面的创新也是同济文化精神的旨要,除专门的学术刊物外,1927年出版的《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分医学门、土木门、机械及电工门、工业杂组、自然科学等类别刊登了各科学术文章,除翻译德国教授的论文外,还有中国教师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当时同济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同济当时的学术水平。历年同济都十分推崇“以学术纪念校庆”的传统,充分体现了学校对学术创新的重视。

此外,学生们还自发组织了各种学术社团,活跃校园学术氛围。如大学部的工学会、医学会、世界语研究社、同济生物学研究会、汽车研究会等。中学部的学术氛围也十分浓郁,成立了物理、生物、德语各研究组,每星期各组均举行研究会议,并请教师出席担任指导。

7.人文与艺术精神:“全面发展,追求卓越”

“发扬文化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纯萃科学的研讨不仅为实用科学的基础,更为文化的源泉”[注]马维诚等:《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毕业同学录》,1948年,第4页。,1948年《国立同济大学校刊》复刊后,刊载了夏坚白校长在元旦师生迎新会上的演讲,他说:“大学是文化递嬗和生根发芽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学的使命,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化在大学里可以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同时永远地累积起来,创造更新更好的文化,为民族,为国家,甚至于为全世界,尽我们应尽的责任”[注]夏坚白:《夏校长在元旦师生迎新会上演讲词》,载《同济校刊》,1949年1月11日第8期。。同济历史出版物正是通过其丰富的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不断推进,体现了同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1916年《同济德文医工大学同学录》收录了大量校景、师生、教学和实习的图片,刊载了中华德医学会、工科同志会、德语辩论会、足球会、网球会等学术和体育社团的珍贵影像,并对有影响的学术社团和体育赛事进行重点介绍,既丰富,又有趣,成为同济人文精神和校园文化的载体。这种载体,在此后历年的出版物中发展为一种传统并不断丰富。

《学生》、《学声》、《芥舟》等刊物中有专门的师生文艺创作和各种体育社团(如坦克篮球队、乐斯小足球队等)、文艺社团(如一叶摄影学会、滨音口琴会等)的介绍,还有诸如《体育与人生的关系》之类的学术论文,有《同济体育小史》、《体育部概况》之类的史料记载。

1931年创刊的校报《国立同济大学旬刊》设“校园”一栏,为文艺副刊性质,专门刊载师生的诗歌、散文、游记、小说等文艺作品。此外,还有多本油印手抄曲谱《鸿雁》、《光明行:二胡曲抄》、《还乡曲》、《小夜曲》、《云雀》、《乐剧讲义》等。

(本研究受到同济文化研究会资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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