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书

摘   要： 阐发白居易诗歌改革的论述文章为时而著，歌诗为事而作的主旨和特点。

关键词： 为时为事    革新    内容上深强为民    形式上优化新体

近来看许多诗词评论文章多十分强调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基于诗词如何优化创作，如何体现“核心价值”的思考，这就促使我对白氏诗文和革新理论的再思考。

历数中华诗苑中关于诗歌改革的论述，从孔子、郑玄、刘勰到唐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略作评议，该是孔子、郑玄是开山，刘勰是诗文总论（纯理论），李、杜多片言居要（包括元稹），集大成，深入思考，系统发声的是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论不仅在当时一声炮响，震惊天下，而且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仍然轰鸣诗苑，为诗苑圭臬。这其间奥秘值得细加探究。

白居易诗论从《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版）看来，有诗歌、书信、序言等数十篇章，常为人称引的有《新乐府序》、答策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是写给同是沦落天涯的知音好友，当时大诗人元稹的。是系统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对诗歌革新的种种思考与见解（标尺），对己是诗作、理论分类汇展，对朋友是倾吐衷肠，嘤鸣嘱托，对诗苑则振臂一呼，电掣长空。白居易的革新诗文和革新理论，从出现到当今，光芒不褪，成为诗文革新的经典。

白居易的改革设想和理论因何而来？特色是什么？

一、白氏诗论，是时代、民众、作家和诗文本身发展的需求。

（一）初、盛唐之诗，可谓高峰叠起，诗人辈出，光焰万丈，陈子昂、张九龄慷慨高歌;张若虚豪迈绝唱;王维、孟浩然清亮应和;李白、杜甫登峰造极。营造了雄视前古后难追攀的唐诗高峰。可是安史乱后，高峰横断，荒峦草蔓。国有中兴之时，诗无继贤之作。弊端频生，或崇尚绮靡，发展齐梁浮艳，如杜甫批评的“齐梁后尘”;或堆砌典故，书橱式的展览，或只咏小我，叹老嗟卑，惶惶呐呐;或相互捧场，成为哄抬广告……总之，诗苑诗作，多失“诗经”以来的风人之旨。用现代语来说，诗歌背离了当时“主旋律”和诗歌本身的特质。佳作锐减，庸品成堆，民众厌恶，诗人心惶，因之，更新改革的潮流奔涌而出，不可阻挡。志者、智者相继提出改革的主张，发出改革的号召。

（二）白居易前后觉察诗歌弊端，提倡诗歌改革的不乏其人，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和元稹等，李白倡扬诗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论述更多，“王杨卢骆当时体”、“恐与齐梁作后尘”、“晚岁渐于诗律细”等。韩愈、柳宗元着重于文，（要“文起八代之衰”，说明当时文风和诗风一样“衰”得厉害了，不是“文以载道”，而是文以济私。）白居易、元稹着重于诗。但系统、郑重地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二、白氏诗改理论的主旨和特点：

（一）白氏诗改理论的重要文章有：《新乐府序》、《策林节录》、《与元九书》、《六十九、採诗以补察时政》、《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解》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元九书》（该信较长，节录如下）：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 马矣，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採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导人情，乃至於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於苏、李、骚人，皆不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伤别，泽畔之吟，归於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以还，得者蓋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园。江、鲍之流，又狭於此。如兴、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於时六义寖微矣。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於此，而义归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焉，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於贯穿今古，尔见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庐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於指言者，辄咏歌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徧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於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

节录的这部分主要说诗的经国济民的重大作用，和古今体现诗歌作用的有关诗作，和当时纷然丛生的诗病与自己的治救之见（改革的主张），并以自己作品的反响来强化诗歌必须革新的意见。白居易为何写这封信？因为他深深感到当时诗坛的弊端和衰败诗象。大量作品远离了“诗经”以来的“关注民命”的传统。写诗者既不深入社会采风，也不了解民众要求、心声。白居易要力矫时弊，创作了“新乐府”“唯歌生民病”，又大声疾呼号召为时为事，不能只是吟风弄月、叹老嗟卑，或者互相应酬庆吊，这是将诗歌“经国之大业”矮化了，大失风人之旨，有愧诗人身份。当然，这封信也是嘤鸣求友，共襄诗改盛举。

不过这里应郑重说明白氏的“为时为事”是是指诗作要写当时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而不是迎合执政者的颂词，更不是追逐时尚，图解政策，或者附合大人物的言论。一定要执笔作诗时，“唯歌生民病”。

再有白居易的“时、事”是揉和在一起写的，不追风（时）逐雨（事）。他的“新乐府”就是这些主张的标本，卖鱼翁、卖炭翁、轻肥……莫不如此，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所咏者看似是小事，其实是大事，小中含大之事。

再有还必须理解认识白氏此论，是改革诗风的系统工程的一部份，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而不是短效性的急救药。

（二）白氏诗论的主旨性、统一性、系统性超迈前古：

1.如前所述，白氏诗改理论创作主旨是以《诗经》、时贤佳作和自己的作品为例，突出作诗主旨应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叙载民众的痛苦生活，作君上施政的参考（依据）。

2.白氏诗论反复强调的革新锋芒涉及内容、形式和作者、读者的感受，多方面、多角度阐发自己主张，但又总是处处突出重点，推崇先进。多处称引古贤佳作，评论得失，如对“朱门酒肉臭”和“澄江静如练”的不同评论。

3.“时”“事”的重要性、先进性的融汇共辉。

同韩愈的文以载道一样，白氏的诗以载道的“道”也内涵丰富，有内容方面，有时、地方面，有形、艺方面，但总体说来，所咏“时、事”要（1）与时俱进，领先时代;（2）针砭时弊，补救缺失;（3）眼前给力，长远持续（获益）等。绝对可称系统、郑重的谈诗改革的唐前唐后无过于白居易，有关影响更谁也比不上白氏之论。

三、白氏诗论的影响：

（一）白氏诗论整合“诗经”以来的诗的社会功能，强化主流意识和强化对政局、社会、民众、君主、大臣的正面作用，白氏诗论是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诗苑法典。《与元九书》就是一座纪念碑！白居易还有其他辅助“碑铭”，如《采诗·以补察时政》：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於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詠，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詠，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以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与。

可见诗歌的作用，已被强化到施政必读，施政依据，和民心所归，民风所尚的地步！

（二）白氏认为当时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可或缺的革新之列，具体说来，内容要为民，形式要简化，语言要通俗易懂，他有几则诗论说：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凡人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与元九书》）

“新乐府”是体式方面的，从语言来讲，“元轻白俗”，“老妪能解”，就是说的白居易诗是以提炼的民间口语，画社会实景，吐民众心声。

（三）对前代的改革作了总结与推崇，为后代的改革指出了必然性，树立了榜样。《策林节录》六十八有：

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於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覈质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彫章镂句，将焉用之。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词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王者删淫词，削丽藻，所以养文也。……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议文章碑碣词赋》）

这里白氏举了大量的例子，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他倡扬的诗歌革新的意义、力量和不可轻忽的作用，让人信服。

白氏创作和理论的“活水”从何而来？一是从社会民众中来，没见过那些恶吏、恶行，是写不出《卖炭翁》、《卖渔翁》的“心忧炭贱愿天寒”、“卖鱼未足充饥肠”的。这是一般“活水”。另一股则是前贤的爱民经典，白居易自己也说《诗经》里好多篇章为他的创作树立了榜样。不仅《诗经》，还有与他同朝的李白、杜甫的作品也启发、指引他的创作，他十分钦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可见这股“活水”对他创作的渊源影响了。

“活水”清冽，佳酿香溢，白氏诗论的良好影响自然张扬。

“为时”“为事”“唯歌生民病”，已成为社会流行语，人们的“口头禅”了，影响之深广，可以概见。总而言之，白氏诗论内容上深强为民，形式上优化新体，科学总结，以身作则，知难而进，组建队伍，都是一空前古，让我们得到启发，得到鼓舞，情不自禁地奉为圭臬，沿路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