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自恋的声音
——浅析《洛丽塔》与《情人》的对位叙述

常瑱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自恋是连接《洛丽塔》与《情人》的共同主题。本文从对位叙述的角度，研究两部作品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话语，指出其颠倒了两性关系，造成了他者的失语。在这一自恋话语的背后，蕴含作者不同的意图。

《洛丽塔》《情人》自恋对位叙述

作为爱情主题中的一朵奇葩，对于畸恋的探讨与书写在文学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杜拉斯的《情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有趣的是，无论是《洛丽塔》里的亨伯特，还是《情人》中的“我”，与异性的交往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他们如同纳西索斯一样爱着自己在湖中的倒影。纵观这两部作品的批评史，“自恋”是一个一直被提及的话题。弗洛伊德认为自恋属于性倒错，即人把自己作为性爱的对象，在文本中更多表现为对自我的欣赏、认同和张扬。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对位叙述的角度，研究《洛丽塔》与《情人》中叙述者的自恋式话语，于相互参照中考量自恋话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叙述背后作者思想内涵的异同。所谓“对位”本意为复调音乐中以音对音的创作技法，指旋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里是指两部作品在叙述方式上的对应与通融。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

从叙事理论来看，《洛丽塔》与《情人》两部作品都采用相似的叙述手法，共同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首先，在文体上它们都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在《洛丽塔》的引子中，小约翰·雷交代了本书是一篇回忆录手稿。也就是说，文本呈现的是亨伯特的情感世界，而其他人的思想感情在回忆录中都被置于次要位置，只能通过亨伯特过滤后的间接话语展现出来。同样，《情人》开篇以“我已经老了”的回忆口吻展开叙述，在回望中讲述自己十五岁半时的青春岁月，重现当时的思想和感受。回忆录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观照，它的使用为叙述者聚焦于自我内心感受提供了便利。

其次，在视角的选择上，《洛丽塔》与《情人》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但在有些段落叙述者也会从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具体来说，《洛丽塔》中的视角切换使得叙述者“我”分裂成了两部分：一是经历了恋爱（娈童）的“经验自我”，另一个是叙述这些经历并思考它们的意义的“叙述自我”。“经验自我”还原了亨伯特曾有过的最隐秘的感受，使得他“坦白”地揭示内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当洛丽塔生病了，表示自己“感觉不好”。亨伯特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她，而是立刻想到：“装假，毫无疑问，为了躲避我的抚爱。”［1］这句话充分表明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是以实现自我欲望为第一位的，他根本不考虑洛丽塔的感受。与“经验自我”的过去视角相对应的，“叙述自我”采用了现在的视角适时地插入此刻的评论，这些插入话语往往呈现出欣赏自我、轻视他人的特点。当亨伯特幻想自己娶了黑兹太太后可以顺理成章地爱抚洛丽塔时，他赞扬自己是“博学的亨伯特”，这种沾沾自喜是由于没有脱离一种自恋的视角，对自己未能客观评价造成的。

《情人》中同样反复交替使用第一与第三人称叙述。当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时，叙述者“我”具有鲜明的年龄与性别特征，她在小说一开始就为自己、为读者设置了一个“爱情对抗时间”的神话：“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2］在这段话里，作者不仅创造了超越时间与肉体的永恒爱情，而且塑造了备受爱慕、富有魅力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的预设为自恋话语的产生构建了前提。正如叙述者所言：“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叙述者流露出的自我陶醉笼罩着整部作品。切换为第三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仍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譬如对于中国情人与白人少女的相遇，叙述者说道：“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在看似全知全能的视角下，聚焦依然在白人少女的身上，此时，叙述者的自恋不只是对自我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的迷恋，还表现为一种对整个自我、自我行为的认同和欣赏。可以看到，不管是回忆录文体还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都在《洛丽塔》与《情人》中营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彰显出叙述者自恋的倾向。

二、虚构的洛丽塔与无声的情人

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的影响下，《洛丽塔》与《情人》中两段看似纯粹的恋慕都颠覆了原有的两性关系，造成了他者的失语。我们可以通过一组二元对立的代码分析这两部作品中的两性关系，从而发现自恋话语是如何改变彼此关系的。《情人》中的叙述者是生活在法属印度支那社会底层的穷白人，情人则是华侨富商的独生子；故事发生时女孩才十五岁半，情人已经二十七岁。如果将二人的关系抽象为：男/女、有色人种/白人、富裕/贫穷，就可以发现，尽管叙述者是白人殖民者，而情人是黄种人被殖民者，但年龄与财富的优势还是使得情人似乎会成为强势的一方。《洛丽塔》中也有一组相似的对照：洛丽塔年仅十二岁，亨伯特则是一位中年男子。从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上看，亨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大学教授，曾经娶过两任妻子，洛则具有典型的儿童心理，不谙世事。综合以上情况也可以得出推论，洛丽塔在与亨伯特的两性关系中几乎不会成为掌握主导权的一方。

然而有趣的是，在自恋式话语的影响下，这两部小说中两性间的关系都遭到了改写。有研究者指出，《情人》中“我”的叙述突出了白人少女与中国情人之间的种族差异，让情人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感到深深的自卑，叙述者让这种差异压抑与淡化了“我”与情人之间的年龄、性别与财富差距［3］。在性格与素质方面，白人少女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坚强果敢、颇有主见，在性上是主动者。相反情人虽是成年男性，却靠父亲养活，胆小怯懦、优柔寡断，在湄公河渡船上的初次见面中，“他的手直打颤”。与之相似的，《洛丽塔》的叙述者亨伯特也在叙述中偷偷倒置他与洛丽塔的关系。当两人初见时，洛丽塔在亨伯特眼中是纯洁调皮的小仙女，“只是一个孩子”。然而当亨伯特企图与其发生性关系时，洛丽塔的形象变成了淫荡的勾引者，亨伯特说：“是她诱惑了我。”等到亨伯特带着洛丽塔环游美国时，他告诉读者洛丽塔任性且脾气暴躁，“侮辱”他“要求抚爱她的欲望”。

通过这样的改写，中国情人被定下了弱势与从属者的地位，白人少女的主导权威与自恋目光自然展现在读者眼前。在《情人》中中国情人既不是主要人物，又与作品的全面展开没有根本性的关系，事实上“我”与他的爱情故事直到小说第四十二节才正面展开叙述。情人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我们只知道他的外貌、国籍、职业，他与父亲间一些琐碎的事情。情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也根本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洛丽塔》中，亨伯特看似处于弱势，但洛丽塔变幻不定的形象是随着亨伯特的主导意识而改变的，恰恰证明了洛丽塔一直位于被观察的位置，处在亨伯特自我的目光之下。在《洛丽塔》开篇他便给小姑娘一个昵称“洛丽塔”，抹去了她的真实姓名“多洛雷斯”。接着亨伯特表示：“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使多丽成了阿娜贝尔的替代品，并以小仙女的名义抹杀多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独立性。当亨伯特初次对洛丽塔爱抚时，他宣称那不是真的洛丽塔，而是他的创造物，“洛丽塔被我占有了，但她是安全的”。在亨伯特的自恋的世界里，真实的多丽终于被幻想的人物洛丽塔所代替。

可以说，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中，名为《洛丽塔》的小说，讲述的是叙述者幻想中的洛丽塔，名为《情人》的作品，叙述的则是一位没有声音的情人。

三、书写自恋与超越自我

《洛丽塔》与《情人》以对畸恋的热烈书写而闻名，然而无论是亨伯特还是白人少女“我”，二者与人交往实际上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他们就如同顾影自怜的纳西索斯，并未真正投身爱情，而是爱上了自己的倒影。《洛丽塔》中亨伯特因为年少时恋人的早夭而形成一种畸形病态的爱好——喜欢九至十四岁之间的某一类小女孩，洛丽塔成了死去的阿娜贝尔的替代品、梦中小仙女的代表。《情人》中“我”与情人交往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的贫困与窘迫，“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此外，与小哥哥的暧昧、父爱的缺失也是部分原因。可以说，这两部作品中描绘的都不是纯粹的爱情，而是自我欲望的彰显，自恋心理的投射。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作品中叙述者们的动机相似，均是处于一己之欲，但在这两部作品背后，纳博科夫与杜拉斯的写作意图却略有不同。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后记中写道：“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艺术（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种状态的准则。”这表明在纳博科夫的艺术准则中，审美愉悦与伦理维度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同他在《文学讲稿》中表示的：“美加怜悯——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接近艺术本身的定义。”［4］唯有以怜悯作为美的维度，才能实现真正的艺术。

纳博科夫虽然反对道德说教，但他在作品中也透露出自己的道德立场。与他所主张的“好奇心、柔情、善意”相对的，正是以自我为中心、残酷无情、忽视他者。在接受采访时，当记者提出亨伯特有一种感人的、固执的特征时，纳博科夫反驳：“亨伯特是个自负、冷酷的坏蛋，他想方设法显示他的‘感人’。”［5］实际上除了亨伯特外，纳博科夫的小说中还有一群自恋专断的形象：《绝望》中的赫尔曼、《普宁》中的叙述者“我”、《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等。他们囚禁在自我意识的牢笼之中，企图把自己的欲望与幻想投射到另外一个主体身上，这群自恋者们最终也纷纷碰壁——躲在命运之子背后的正是作家纳博科夫。正如研究者刘佳林所说：“当纳博科夫的主人公内心各种强烈的欲望与外部世界包括不可逆的时间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时，我们看到的是作家们对唯我论的否定。”［6］

与纳博科夫相似又不同的，杜拉斯从登上文坛到晚年，也在不断重复叙述——其少女时代与情人之间的故事。对杜拉斯来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更像是一个关于她自己的印度支那的神话，她屡次三番地回到那个故事，始终都无法摆脱对自己的塑造。阿德莱尔称杜拉斯为“自传专家”，“在岁月的流逝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7］。所谓“自传式书写”，指的是艺术家在创作中，以自我的生活及情感经历为题材，加以虚构，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作品。事实上，杜拉斯正是利用自传式书写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超越自我。

在《情人》中，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童年回忆的基础上，凭借语言文字，将童年回忆幻化成一个关于自己的“完美形象”。她反复描绘那个让她陶醉的少女形象：十五岁半、腰身纤细、美丽而叛逆。她迷恋这个美丽的形象，喜欢她的装扮，更欣赏她聪明的头脑和不羁的性格。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自恋之所以具有一种生物方面的自我调节功能，首先是因为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功能：以自身的生命存在为基础，对这种生命过程的欣赏。”［8］也就是说，自恋是从个体的存在出发对自我生命过程的肯定与热爱。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恋在杜拉斯那里，不仅不是个问题，反而可以增加她的魅力。由此可见，通过“自传式书写”，杜拉斯在对自我的倾情叙述中，塑造了一个越来越完美的理想的自我形象，在表现自我的层面上升华了“自恋”，获得了对现实的超越。

尽管《洛丽塔》与《情人》相隔不同时空，亨伯特与白人少女“我”分属不同性别，但他们交织着共同发出自恋的声音，显示出了自恋超越性别，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意义。通过对这种自恋的书写，体现出作家纳博科夫的伦理立场和杜拉斯对自我的超越。

［1］［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晓丹，译.洛丽塔［M］.译林出版社，2000.

［2］［法］杜拉斯.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张卫中.女权主义·另类生活·青春赞歌——杜拉斯《情人》主题内涵阐释［J］.名作欣赏，2004（8）.

［4］［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申慧辉，译.文学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5：217.

［5］［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唐建清，译.独抒己见［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97.

［6］刘佳林.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86.

［7］［法］劳拉·阿德莱尔.袁筱一，译.杜拉斯传［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8］［美］弗洛姆.黄颂杰，译.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