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15）05-0010-04

收稿日期：2015-08-29

基金项目：2012年度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A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鲁　洋（1982—　），女，陕西渭南人，博士，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1］马克思廉价政府理论正是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实践进行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也包含对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观点的吸收和改造。

一、亚当·斯密——限制政府职能思想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其著作《国富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政府的职能进行限定，以保护经济自由。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本身存在着利己的私欲。一旦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获取私利时，公共利益就会遭到破坏，政府则变得更加浪费和奢侈。他认为，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政治家其实可以毫无例外地被称为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呢” ［2］。亚当·斯密指出，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不能由政治家来指导。因为政治家一旦受到自身固执和自负的本性驱使，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政手段对私人经济的发展进行控制和强制。因为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往往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非常聪明，从而导致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出现迷恋不已的现象，以致不能容忍任何偏差。所以，这些掌权人会为了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而不考虑那些有碍于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 ［3］。在亚当·斯密看来，政治家们并不具备指导私人经济活动的素质、资格和能力，如果他们企图指导私人经济，那么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亚当·斯密指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他曾断言：“将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4］为此，亚当·斯密提出应当限制政府的职能，尤其限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要通过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调节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行。亚当·斯密说：“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求他自身的利益，他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大。” ［5］在亚当·斯密看来，只有给经济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才能够使经济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亚当·斯密强调，政府的职能与经济运行无关，其所扮演的也无非就是个“守夜人”的角色而已。政府只需要尽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义务即可，其余都应当由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进行自发地调节。第一，保护本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侵略与暴行 ［6］。第二，建立司法行政机构，保护人民不受压迫和欺压。第三，建立和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 ［7］。

二、托马斯·潘恩——代议制民主共和政府思想

托马斯·潘恩是18世纪英裔美国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在分析和论证政府的起源、作用，以及批判君主世袭制、倡导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代议制民主共和国的构想。

托马斯·潘恩曾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 ［8］人们组成社会后出现了互相侵害的现象，于是“许多个个人以他自己的自主权利互相订立一种契约以产生政府” ［9］。因此，在他看来“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利去开设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托，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托马斯·潘恩还指出，当人们自身的品德能够不被邪恶所侵染而始终互以真诚相待之时，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0］。托马斯·潘恩认为，“一切世袭制政府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暴政”。他曾经对君主政体进行过猛烈抨击，并站在维护广大人民主权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代议制民主共和国的构想。他指出当时英国虽然也有代议制，但那是与君主制相结合的，不能保障人民的主权。托马斯·潘恩参照美国的经验，认为应将代议制与民主制相结合，建立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在他看来，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在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府里不存在任何政府“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现象，政府始终是“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其独一无二的目的” ［11］。

托马斯·潘恩认为，普选是代议制民主共和政府存在的基础，选举权作为一项主要的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剥夺选举权就意味着将人沦为奴隶。他说：“为了审慎起见，时常举行选举是适当的：通过这种方式，当选人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后回去再同群众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不敢自找苦吃，从而对于公众的忠实也就会有所保证。” ［12］托马斯·潘恩极力反对以财产的多少作为是否享有选举权的标准，认为如果财产多少可以作为享有选举权的标准的话，那么如何取得财产的手段也应作为标准。另外，托马斯·潘恩还对选民的人数和比例问题进行了强调，认为“选民人数少和代表人数少同样是危险的。但如果代表的人数不但是少，而且不平均，危险就更大” ［13］。除了实行普选以外，托马斯·潘恩还特别强调政府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向公众公开。他说：“（政府）随便做哪一件事都必须把道理向公众说清楚。每个人都是政府的经管人，把了解政府情况看作是他分内之事。这关系到他的利益，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影响到他的财产。” ［14］总之，在托马斯·潘恩看来，代议制和民主制是政府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政府就会“退化为愚昧无知”。

三、让·雅克·卢梭——主权在民思想

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启蒙学者。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主张建立社会契约条款，认为当“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 ［15］时，人们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公意，而个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公意。这里的公意就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是“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是从公民中产生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一致的意见，是个别意志的普遍化，但它并不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16］。由公意出发，卢梭建立了主权在民思想，这个思想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卢梭认为，建立于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国家，理应体现民众意愿，由民众行使国家权力，并且这种体现民众公意的权力是不能够转让、分割、代表和侵犯的。其中，主权的不可转让性表现在只能由民众来行使，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不得干预。否则，主权一旦转让就意味着民众的自由被出卖；主权的不可分割性表现为公意的唯一性，尤其要反对“三权分立”；主权的不可代表性表现为反对代议制，因为代议制剥夺了民众的民主权利，而议员并不能代表民众行使职权，其地位只是办事员；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则表现为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卢梭认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享有集行政立法于一身的最高主权，政府只是负责执行民众公意的行政机构，是为了使臣民与主权者相互适应而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主要职责在于通过执行法律以维护社会和政治的自由 ［17］。

人民是官吏的主人，官吏受任于人民，民众有权随时撤换和罢免官吏，因为官吏在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时也不过是在尽自己作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而已，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利来争论条件 ［8］。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对马克思影响较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就经常提到卢梭。比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曾称赞卢梭“关于政治人的抽象论述得很对” ［18］。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源自于康德，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则应追溯到卢梭。” ［19］在卢梭的影响和启发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提出的廉价政府理论，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对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地发展和创新。

四、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实业制度思想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是18～19世纪法国早期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从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入手，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性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虽然资产阶级政府表面上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其本质上仍是反人民的，并没有保障人民的利益。

圣西门认为，尽管人们曾经做过很大的努力，也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但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未能对旧制度的范围进行突破 ［20］。他指出，资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只是用来对自己进行粉饰而已。而人们以前对政府的外在形式过于重视，以为这就是一切政治问题的集中和反映，并错误地认为“三权分立”能够保证万事大吉，天下太平 ［21］。事实上，实行“三权分立”并没有让社会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被认为能够解决社会自由的“人权宣言”也只是对宣言进行了公布而已 ［22］。圣西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横武断、玩弄权术、腐败无能是此种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导致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秩序混乱、是非颠倒。当时的政府官吏生活奢靡，追求享受，成天无所事事，工作时间内也“多半是消耗在读报、喝茶和修尖鹅翎笔上” ［23］。为此，圣西门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法国即使死去3万名的王公贵族和主教大臣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害，反而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复兴，增加社会的活力，推进社会的进步。在圣西门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因而他主张以建立“旨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阶级命运”的社会来取代那个使广大无产阶级遭受困难和折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情况下，圣西门提出了建立实业制度的大胆构想。他认为，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劳动的目的应当是使最大多数的人得益，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最为迅速和圆满的改善 ［24］。圣西门还指出，在实业制度下，国家将得到最快速度的发展，人们将会享有各种出自人的本性向往的个人和公共的幸福 ［25］。管理者与广大民众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统治，而是人们共同联合起来对自然界施加影响 ［26］。圣西门主张，要“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 ［27］，而被选出的管理者只不过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人员，他们对社会的领导则应当根据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来进行 ［28］。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下管理者不享有任何的特权，也不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因为他们的“个人欲望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共同利益” ［29］，一旦管理者出现失职现象则会被民众随时撤换。

马克思认为，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因为他们抨击了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启发了工人的觉悟，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30］。马克思一向对圣西门十分赞赏，这一点从恩格斯的一段话中便可见一斑。恩格斯说：“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博学的头脑。” ［31］恩格斯本人也对圣西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圣西门具有天才般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 ［32］。马克思后来提出的廉价政府理论，比如政府公职人员不再享有高薪和特权，由人民普选产生，代表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以及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等观点，都体现了对圣西门实业制度思想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