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斌

（林则徐纪念馆，福建　福州　350001）

林则徐手书楹联“大乐正教崇四術，太史公言成一家”的考释

朱云斌

（林则徐纪念馆，福建福州350001）

林则徐纪念馆从民间征集到一件林则徐手书赠魏敬中的七言对联临摹刻成楹联“大乐正教崇四術，太史公言成一家”。林则徐喜欢楹联，走到哪里，都有人请他书联，有时也主动书赠；现存传世的林则徐文物中，多是信札、扇面、条幅、楹联等物件，其中楹联居多。

林则徐；书赠魏敬中；楹联；考释

近期，林则徐纪念馆从民间征集到一件清晚期硬木雕刻的添金剔地阳文七言楹联，规格为：27cm×119cm×2.3cm，表层阳刻的字样有：“大乐正教崇四術，太史公言成一家。”上款“和斋大兄大人正之”，下署“少穆弟林则徐”。此楹联由林则徐手书赠魏敬中的七言对联临摹刻成楹联，纸本的原件现收藏于福建省博物院。

一、林则徐与楹联的渊源

林则徐自幼受父亲林宾日“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中秀才后又受到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勤于启迪，严而有法”的严格教导。其“书具欧阳，诗宗白傅”；他喜欢楹联，走到哪里，都有人请他书联，有时也主动书赠；成为一位通诗书、善联语的一代名臣。现存传世的林则徐文物中，多是信札、扇面、条幅、楹联等物件，其中楹联居多。

二、联句“大乐正教崇四術，太史公言成一家”考释

（一）上联“大乐正教崇四術”

据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第五》曰：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大乐正之官论造士之中最秀异者。崇，高也。高尚其术，以作教也。“四術” 《诗》、《书》、《礼》、《乐》以造士。顺此四术，而教以成是士也。又据《尸子·治天下》曰：“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就是说治理天下选人、用人做事要选择忠诚，热爱、心气大度的无私能人。笔者认为：这是林公对魏敬中时受闽浙总督程祖洛聘任为《福建通志》总纂时，后又担任福州凤池书院山长期间，对修志本着客观公正的治史精神，秉笔直书的忠诚态度的褒扬。

（二）下联“太史公言成一家”

是司马迁对自己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 。来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及有关社会政治的某些思想。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概括为：“通古今之变，整天下之论，成一家之言。”林则徐借用司马迁的句子手书赠魏敬中，说明他对魏敬中忠于职守、勤于笔耕、剖析疑义、考证辨伪、敢于定夺的胆识、史识、学问的钦佩。从中可以看出魏敬中在林则徐心目中的位置，同时通过修纂《福建通志》一事亦可看出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1.清道光间《福建通志》编纂的背景

道光七年（1827）由陈寿祺提出倡议，续修《福建通志》时，林则徐对家乡修志的事十分热心，提出由李兆洛担任总裁。据蒋彤《李申耆年谱》载：“道光七年十一月，福建来聘总纂通志，时孙文靖公尔准总督闽浙，韩公克均巡抚福建，林公则徐与陈庶常寿祺皆熟于三山掌故，皆以为总司其事，非先生不可。孙、韩二公具手札，期必到，而先生犹答陶巡抚之意也。……书三至，卒不赴。”由于李兆洛已经答应了陶樹出任江苏的修志工作，不能来从事《福建通志》总裁工作。道光九年（1829），官府改请陈寿祺任总纂，冯登府等任分纂。道光十四年（1834），《福建通志》原总纂陈寿祺病逝。林则徐为《鳌峰载笔图》题诗：“海内经师叹逝波，乡邦文献苦搜罗。匡、刘未竞登朝业，何、郑俱休入室戈。神返隐屏生岂偶，编传左海好非阿。者番归访金鳌岫，倍感前型教泽多。”诗中痛悼陈寿祺的仙逝，而惋惜修志停废。

高澍然继任总纂后。梁章钜等十人突然提出异议，其见于公牍者五条：一曰儒林混入，二曰孝义滥收，三曰艺文无志，四曰道学无传，五曰山川太繁。向官府提请不予刊刻。在这种状况下，道光十五年（1835），闽浙总督程祖洛将陈寿祺主纂的《福建通志》交魏敬中处理。

2.魏敬中总纂《福建通志》的贡献

魏敬中受聘《福建通志》总纂后，居中调停两派意见，接纳两方面提出的有利于《福建通志》作为历史史实的建议。当时他在福州凤池书院任山长，一边教学，一边折中处理志稿，经常起五更，伏案写志，直至深夜。其间，一度修纂《福建通志》经费紧张支不出钱来，他自已出钱拿来补充修纂经费。《福建通志》在他的主持下，大胆调整篇目，删除不同意见的条目，增加相关人员共识的内容。主要变动有：（1）在“儒林传”中剔除林一桂、万世美、谢震三人，新增郑光策、陈寿祺；（2）“道学”复立传；（3）“山川”删繁就简，浓缩为6册；（4）全书原稿由400卷压缩为278卷，“经籍志”由16册裁减为6册。这样在“儒林传”中，经过魏敬中重纂的《福建通志》补入了郑光策和陈寿祺两位在儒林颇有建树的人物。

郑光策（1755～1804），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号苏华，福建闽县人（今福州市），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人，名列第二。次年（1780），中进士。他于嘉庆初年主讲鳖峰书院，在任期间，大力提倡“经邦济世”之学，培养出林则徐、梁章钜等一批学生。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这样记述郑光策的教育理念：“古之为教者，必讲明夫修己治人之术。”来改变“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的不良风气。讲求“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志定而后，教有所施”。

郑光策鼓励学生立定志向，读书要有目的“为民兴利除害”，反对因循守旧。他在书院开设的课程，不仅有制义诗赋，还有各种于现世有用的经史典籍。据《闽县乡士志·儒林传》记载，郑光策主讲鳌峰书院时，“欲学者力经史之学，以期实用，士习丕变焉”。勤于启迪，严而有法，从而使人发奋图强。主张“立纲纪，明发度”，“重内治而略远图，开城以任贤，知人而知使”，并提出改革漕运、盐政的设想。林则徐曾在福州鳌峰书院的七年学习期间，在郑光策的指导下，收获很大，眼界大为开阔。从林则徐早年的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中就可看出，他当时研读的范围有儒家经典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著作，有《老子》、《韩非子》、《庄子》《史记》、《汉书》等史籍，吸取了大量经世致用的文化素养。可以说，林则徐确实遵循郑光策的教诲，“以立志为先”，立下了经世致用之志。这为他后来从政为官产生很大的作用。

陈寿褀（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闽县人（今福州市人），家住城内黄巷，进士出身。受聘鳌峰书院主讲席11年。对经世致用很有研究，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笺》、《说文经字考》、《左海经辩》等二十余种。林则徐非常钦佩他的学识与造诣。陈寿褀与林家有世交，长林则徐14岁，林则徐通过父亲林宾日认识了陈寿祺，同他交往密切，不仅研讨学术，而且还交流政治见解。在治学、做人、办事等方面受到陈寿褀的不少启迪。后来，他俩相互赠诗、通信，彼此间的信件来往频繁。

如道光元年（1821），林则徐为陈寿褀写了《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诗四首，赞誉了陈寿褀的学识与造诣，陈寿褀也写了三首答谢他的《赠行诗》，诗中对林则徐在浙江的政绩给予盛赞，林则徐很感动，又写了《答陈恭甫前辈寿褀》。林则徐还为陈寿褀写了《钱舜举伏生授经图为陈恭甫太史题》。……陈寿褀收到信后，作《与林少穆兵备书》答复。道光四年（1824），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时，正处江苏发大灾之后。为安抚民心，谋求解决方法问题，林则徐连续提出各项措施，发布了各种布告，还给陈寿褀写信，述说自己在江苏的施政情况。陈寿褀作《答林少穆按察书》，赞美其为政举措。道光八年至九年间（1828～1829），林则徐致陈寿褀信，信中提到《儒林》、《文苑》二传稿谨领到。“所述源流得失，实能贯串洞达，冗得到，道得出。”道光十年（1830），林则徐作《陈恭甫先生六十寿诗》，以“海天有麟凤，文采天下瞻”赞誉陈寿褀。道光十二年（1832），陈寿褀得知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后，写了《与林少穆巡抚书》，对其才干表示钦佩，并对整饬吏治提出见解。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作《致陈寿褀》信，信中提到：“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一语尽之。”对江苏的社会、水灾、修水利等情况作详实的论述。

三、楹联落款考释

（一）上款“和斋大兄大人正之”

款中林则徐称魏敬中为和斋大兄大人，是对魏敬中的尊称。据《周宁县志》记载：魏敬中，又名建中，字治原，号和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生于周宁县樟源村（清代属宁德县）。魏敬中比林则徐大七岁，他们在年少及科举的经历说来有十分相似之处。林则徐幼年天资充慧，4岁就跟父亲上私塾，14岁于嘉庆三年（1798）中秀才，之后，历时6年考中举人，三次进京才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四名，之后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林则徐的科举之路也算是屡败屡战，入仕后以做文字工作开始。年少的魏敬中，可以说比林则徐更优秀。据《闽县乡土志》记载：魏敬中“幼即颖异嗜学。年数岁从父读，稍倦，父督之。请书‘天’字以自警。谓《易》言，君子自强不息，欲为君子，似宜法天行健。识者知为伟器”。 魏敬中幼年聪明好学，5岁入塾启蒙。11岁就能写文章；博览经史典籍，立志远大，文章写得很有才华。当时，福安名士郑英山发现了魏敬中的才气，把他留在家中读书。福宁知府秋涛先生也很器重他的才情，经常邀请他入府与他一起吃饭，谈文章。这位“神童”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起来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举人，嘉庆六年（1801），23岁便考选拔贡，为本科乡试经魁。但之后考进士之途却十分坎坷，接连七次赴京应试不中，长达21载，直到44岁嘉庆二十四年（1819），才考中进士，殿试获二甲第六名，授职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国史馆总纂。

（二）下署“少穆弟林则徐”

在年岁上林则徐小魏敬中七岁，同时又透露出文人自身的谦恭。

林则徐长期以来对《志书》有着深刻的理解：清程畹作《潜庵漫笔·林文忠轶事》：“文忠性明察，初不侦伺，每莅一境，必周知其风俗以兴利除弊，人咸神明奉之。”林则徐藏书中，地方志既多又有特色。他认为：《志书》是收罗旧事见闻，了解地方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途径，除了深入民间直接采访外，还必须借助地方志。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取得各种经验教训，从中更好地兴利除弊解决问题。“地方志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的。”从这一点看林则徐对地方志的看法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1］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M］.郑州：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第七册信札［M］.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2］李文郑.林则徐楹联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清）朱景星修.郑祖庚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M］.郑州：海风出版社，2001.

［4］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丛稿［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

［5］《闽都书院》徐心希主编［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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