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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拉萨市城关区的小学藏汉双语教学问题

2015-01-30杨玉莲

中国民族博览 2015年10期
关键词:藏汉城关区拉萨市

杨玉莲

(西藏大学,西藏 拉萨 850000)

浅析拉萨市城关区的小学藏汉双语教学问题

杨玉莲

(西藏大学,西藏拉萨850000)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小学阶段藏汉双语教学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虽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经过笔者调查分析其双语教学仍然存在不足。本文从双语教学四大理论基础浅析了城关区小学藏汉双语教学的问题:民族语言学角度——学籍卡的实施以及语言政策“一刀切”;语言心理学角度——引入第二语言(汉语)的时期过于统一且有一部分人对双语持消极态度;文化人类学角度——教材与课程的建设对藏汉文化差异注意度不够且教材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教育学角度——藏汉双语教师严重缺乏、业务水平不高、培训机会少,部分学生自身双语言基础较差,进行大班教学、一些教师宽容度不够、评价范围狭窄且方法死板。

城关区;小学;双语教学;问题

“双语教学”在学术界虽有不同理解;但学者对其的共识是“教学中必须使用两种语言”,即“双语教学”是以两种语言为媒介的教学形式。在《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中,“双语教学”的解释是:“The use of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 content Subject”。[1]

西藏自治区作为全国较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基本属于单一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是我国藏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受地域、环境和人口等因素综合影响,西藏的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学中以藏(藏语)、汉(汉语)两种语言共同使用的教学形式。1994年12月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重视藏语文教学,积极推行双语教学,做到藏汉语兼通,创造条件开设外语课”,提法上开始强调“双语教学”和“藏汉兼通”。因此西藏的双语教学以1994年为转折点,汉语班不再要求开设藏语文课,同时进一步强调汉语文作为藏语班其他课程(数理化史地政等)教学语言的功能。经过20年各方共同努力,西藏双语教学取得显著成效,这在省府拉萨尤为显著——“咱们拉萨的双语教学已经完全常态化了,孩子们的国语也比较流利”[2];但笔者通过对拉萨城关区的数所小学调研(听课,访谈各学校校长、教研组组长、授课老师以及一些同学等),发现拉萨城关区19所(城关区教体局管辖18所外加拉萨师专附小)小学的藏汉双语教学仍存在种种不足。

“把民族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与教育学(教学论)作为双语教学的四大基础是大家比较公认的。”[3]因此笔者在此将从影响双语教学理论的上述四大基本领域,结合自身调研结果以及各文献资料的汇总浅谈拉萨城关区小学阶段藏汉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语言学角度 ——语言政策“一刀切”

民族语言学包括民族与语言的关系、民族文字的功能以及民族语言的发展三个层面,由于藏语是既有自己发音更有自己文字的成体系的传承性语言(即具备民族语言且有文字的功能),在此只从藏语的发展(民族语言政策)看其与藏汉双语教学的关系,找出这一基础理论上拉萨城关区小学藏汉双语教学存在的不足。

语言政策方面“一刀切”。通过对城关区19所小学分层抽样调研(共调研7所小学,听课31节),了解到目前整个拉萨市(一区七县)小学的藏汉双语教学政策要求“全是从小学一年级起即为汉加藏的教学模式”[4]。该模式的特点是除藏语文课程采用藏语教学外,各年级所有课程全部使用汉语教材,老师授课采用汉语教学。通过听课与访谈笔者深刻感受到这一要求对城区较好学校(拉萨市实验小学等)的孩子完全没有问题,笔者在听一年级的数学、语文、音乐课时(2014 年5月在实验小学多媒体教室),孩子回答问题的国语表述非常流利;但在娘热小学(位于城关区娘热乡,属于城乡结合区的小学,生源多为当地居民孩子以及那曲、阿里等地区流动过来的孩子)了解到的情况:“一些孩子(尤其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一年级时吃饭、喝水等基本日常生活用语(国语)都不会,到二年级上课课文内容解释也都听不懂。但又要求‘汉加藏’教学用语模式,且教师用语尽量单一化;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也只有用母语给他们解释。至于考试,我们就先不和城区的比了……[5]”无可厚非,“双语研究者发现,早期双语学习并不会对孩子的母语学习造成不利影响;并且双语教学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多元文化意识”[6];但是不顾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而“一锅煮”,只会适得其反;使孩子越来越“三不像”——国语不过关、藏语没学好、英语不会用。

语言政策方面另一有关双语教学实效的措施是学籍卡(访谈得知2013年开始实施)的使用。学籍卡的本意是为了使西藏流动的孩子学习不出现断层,也不至于17、18岁还在上小学;但其强制要求又带来一些弊端。在城乡结合区的学校(如娘热小学、白定小学等)甚至位于市区略偏的北京小学,因为这些学校的地理位置,生源很多是地区流动的孩子且容易流失,他们由于地区的教育条件以及主要是牧区环境的原因,即使小学高年级了国语水平还是特别差:“小学四年级了‘白云’的‘白’不会写”[7];“转过来的孩子六年级了,‘五六七’的‘七’不会写……但是没办法啊,学籍卡上显示六年级,你就得把他编为六年级。”[8]这种基础的学生根本没办法跟上课,其双语实效可想而知。

二、语言心理学角度

语言习得上,拉萨城关区各小学学生引入第二语言的时期过于统一;双语态度上,一些人对双语持消极态度。

语言心理学包括双语关系、双语习得和双语态度三方面。我国藏汉双语关系相互而双向,确定学习国语与保护藏语同等重要,这一毋庸置疑。双语习得则需要思考引入第二语言(在这篇文章中即汉语)的最佳时期究竟是什么时候。

(一)语言习得上,拉萨城关区各小学学生引入第二语言的时期过于统一

关于藏汉双语教学何时引入国语的学习才是最佳时期的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在理论方面,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缺乏科学的实验研究,仅从一般的心理学理论推出结论的研究也不多见”[9];没有科学理论指导西藏双语教学的实践也就步履维艰了。而拉萨城关区各小学的实践又是统一的一年级起,虽然从人脑生物学研究出发,12岁以前掌握语言容易得多,并且全球双语教学也确实存在由“晚期”向“早期”过渡的趋势。但究竟第二语言的引入是否越早越好并不一定。“罗森斯基则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解释语言的习得,认为儿童语言习得与一般的认知能力有密切关系”[10]。即语言习得建立在认知发展的基础上,是在儿童对周围的世界有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前文提到的城关区城乡结合点的大部分孩子一年级都不具备接受汉语讲解其他课程的认知基础,所以这一忽视孩子语言过渡期的做法自然会影响孩子的藏汉双语实效。

(二)双语态度上,一些人对双语持消极态度

通过大量阅读资料及调研,知道各方对藏语、汉语及双语教学基本都持积极态度,但仍有极少数人不赞成双语教学。部分家长、老师和同学等对藏语文学习的重视度不够。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看,任何民族语言产生、发展及消亡虽有其自身规律,同时也受社会因素制约。为保护和传承藏族文化,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合力使其发展,在藏族地区的学校开设藏语文课则是必要途径,这也就要求各方对藏语文课的学习也必须加以重视,而非一些家长对自己孩子要求“你给我把汉语学好,可以赚钱,藏语会说就可以了……”[11],“家长这样的语言态度,所以一些孩子自己对母语学习也就不怎么上心,考试也常常不及格[12]”。“我不喜欢上藏语课;我喜欢上语文课(即以往学术中的汉语课,现在统称语文课,教材也叫语文课本),因为它很有用啊;在家我们也说汉语。”[13]部分师生对学习汉语有成见。“我喜欢学藏语;不喜欢学语文,它说那么复杂做什么嘛?”[14]“现在好多人都不会写自己母语了,还苦苦学汉语,这样肯定会更冲击藏语嘛……”[15]

三、文化人类学角度

教材与课程的建设对藏汉文化差异注意度不够且教材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

“文化人类学从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关系、文化差异与双语教学、双语教学自身的文化性质与价值为双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16]。藏文化当然会影响藏族孩子教育观和教育意识、人生价值观以及认知结构,但这对于双语习得的实效不具有大的影响;关于西藏自治区藏汉双语教学的价值也为大家所公认,所以这两层面就不在此赘述。从文化差异与双语教学来追溯,却发现了城关区各小学藏汉双语教学的一些问题。

教材与课程的建设对藏汉文化差异注意度不够且教材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虽然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尝试着编撰双语方面的校本课程并取得一定成绩(如城关区海城小学),但教材与课程的建设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城关区所有小学语文用的都是全国人教版统编教材,“基本上孩子们能接受但有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内地的一些东西没接触过,尤其牧区来的孩子”[17];藏语文用的则是五省区编教材,“但这些教材虽有一些当地作品、风俗习惯讲述,大部分却是内地教材翻译过来的内容,对于孩子们真正了解、传承本民族文化,学习好藏语还是有欠缺”[18]。“当前藏语文授课教学班的教师和学生的教材品种短缺、不配套、教材内容脱离实际、编辑出版机构不健全、印刷设备陈旧、教材供应不及时、出版经费严重短缺以及藏、汉对照的工具书极为缺乏等问题还存在,教材供应慢、乱、差以及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是严重影响中小学教学质量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此外,在数、理、化、生、地、史等现代学科的民族文字教材方面,有的翻译还不太准确,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这样就制约着双语教学的健康发展,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影响。”[19]这种教材的趋向统一或说以藏汉文化差异为基础的教材,从文化层面对藏族学生习得藏汉双语有了一定影响。

四、教育学角度——教育者

“ 藏汉双语教师严重匮乏、业务水平不高、培训机会少”;学习者——一些学生没有接受学前教育,自身的双语基础较差;教育影响——实行大班教学;一些教师的课堂宽容度不够,使学生开口率低;评价范围狭窄、方式死板。

“双语教学的教育学基础则从侧重于‘教什么’和‘怎样教’的角度探寻其理论依据,即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角度来分析双语教学。”[20]其中从“课程论”角度出发,关于拉萨城关区各小学藏汉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角度”已经阐述。而从“教学论”角度看藏汉双语教学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包括了“教育者”、“学习者”、“教育影响”三要素,以下就从三要素一一追溯。

(一)教育者

“ 藏汉双语教师严重匮乏、业务水平不高、培训机会少”[21]。“双语教师是指接受过师范教育和训练,掌握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并能用两种语言文字讲授一门专业课程的教师。”[22]但在调研中了解到:“截止2008年,全区有中小学教师15523人,使用藏汉双语教学的9465人,其中具本科学历的1836人、研究生学历的5人、专科学历却占了7624人。”[23]访谈中知道现在城关区各小学教师基本够用;但因产假、借调等因素,存在大量教师一人代几个班主课的现象。目前城关区各小学在师资配备方面:教藏语文的全是藏族老师;教语文的则不完全相同——好学校均为汉族老师(如一小、实验小学),教学条件相对不够的学校则主要还是藏族老师(调研中的娘热小学和白定小学)。老师的民族归属对学生的双语习得实效书面成绩虽没太大影响,但在学生的口语交流中却呈现差异——低中年级好学校的学生国语更流利。“最为关键的是教师们普遍没有接受过双语教学的培训。”[24]虽然对于师资培训,城关区各小学有一些自己措施:成立“盟校共同体”、老师之间相互听课评课、举行讲课比赛……但针对双语教学的教师培训却很少,尤其教授藏语文的老师。“我们自己可以找一些‘手拉手’学校,比如上海的一所小学,将老师送出去培训,听先进教学理念,回来再分享给其他老师。但名额有限,一年1个、2个、3个;并且毕竟教育发达的地方几乎没有藏语授课,所以也就肯定有影响。”[25]

(二)学习者

一些学生没有接受学前教育,自身的双语基础较差。“在藏区,学前教育阶段老师对学前儿童施以双语言教学,这种早期经验为他们以后上学进行双语学习奠定了基础,而未接受这种学前教育的儿童则有着更长的语言适应期,极易造成儿童由于初期对语言适应不良而产生对汉语学习的抵触情绪,影响以后的双语学习。”[26]其中娘热小学教研处潘托主任讲道“牧区流动过来的孩子真的跟不上啊;咱们本地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就好很多,基本一年级听课就完全没问题;但像我们这种城乡结合点的学校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很多啊!”白定小学、北京小学、三小的每个校长、主任、组长、老师等也都提到这一点。

(三)教育影响

实行大班教学;一些教师的课堂宽容度不够,使学生开口率低;评价范围狭窄、方式死板。据调研结果,城关区各小学藏文班学生平均五十、六十、七十人左右不等(六年级学生回原地区考试会流失很大一部分,尤其城乡结合点的小学,故不计算在内),学生多而老师有限,从教学效果而言,便不甚理想。一些教师课堂宽容度不够,影响学生积极性——比如在拉萨师专附小听一堂三年级的语文课时,某老师对学生说(语气特别重)“骆驼,驼是轻声,下次说不清楚就不要回答”;然后据笔者观察,发现这个孩子整节课再没有主动回答过问题。学校对于双语成绩的评价方式基本都是考试(每学期主要是期中、期末两次考,像实验小学、海城小学这样社会认可度高一些的学校有的会有月考;考试方式为出卷子,内容多局限在书本);这种注重应试分数的考试会使学生语言的听说能力训练下降。

故然,目前西藏自治区藏汉双语教学的整体效果确实有目共睹。但就拉萨市城关区小学的调研情况看来,这一地区这阶段的双语教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民族语言学角度——学籍卡的实施以及语言政策“一刀切”;语言心理学角度——引入第二语言(汉语)的时期过于统一且有一部分人对双语持消极态度;文化人类学角度——教材与课程的建设对藏汉文化差异注意度不够且教材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教育学角度——藏汉双语教师严重缺乏、业务水平不高、培训机会少,部分学生自身双语言基础较差,进行大班教学、一些教师宽容度不够、评价范围狭窄且方法死板。为了民族教育现实和长远的发展,其存在的不足更不容忽视——“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应予以更多的关注。”[27]

[1]M.F.麦凯,M.西格恩著.严正,柳秀峰译.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拉萨市城关区实验小学校长.2014年5月笔者访谈记录.

[3][9][10][16][20]王鉴.民族教育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4]拉萨市城关区教体局基础教育科科长.2014年4月9日笔者访谈记录.

[5][8]拉萨市城关区娘热小学语文教研组组长.2014年6月5日笔者访谈记录.

[6]董霄云.双语教育的文化探析[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31).

[7]拉萨市城关区白定小学校长.2014年6月6日笔者访谈记录.

[11][12]拉萨市城关区娘热小学教务处主任.2014年6月5日笔者访谈记录.

[13]拉萨市城关区拉萨师专附属小学一年级某一藏文班女孩.2014年4月9日笔者访谈记录.

[14]拉萨市城关区拉萨师专附属小学二年级某一藏文班女孩.2014年4月9日笔者访谈记录.

[15]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校长.2014年6月9日笔者访谈记录.

[17]拉萨市城关区海城小学教务处主任.2014年6月9日笔者访谈记录.

[18][25]拉萨市城关区北京小学教务处主任.2014年6月4日笔者访谈记录.

[19][22]周润年.试论西藏的双语教育[J].西藏大学学报.第19卷第4期,2004年11月.

[21]包正桦.近三十年来中国藏区学校双语教学研究综述[J].社科纵横.第28卷第11期,2013(11).

[23]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自治区教育统计数据,内部编印,2009.

[24]李波.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的西藏双语教育策略研究[J].中国藏学,2012(2).

[26]万明钢,邢强,李艳红.藏族儿童的双语背景与双语学习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G623.2

A

杨玉莲(1991-),女(汉族),四川省内江市,西藏大学2013级在校研究生,主攻教育学原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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