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回族宗教学术文化团体对回族社会近代化的作用<br/>——以中国回教学会为例

近代回族宗教学术文化团体对回族社会近代化的作用
——以中国回教学会为例

2015-01-30马艾

中国民族博览 2015年10期

关键词：阿訇回族学会

马　艾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近代回族宗教学术文化团体对回族社会近代化的作用
——以中国回教学会为例

马艾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回族社团是依托于近代化需要而产生的。社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回族社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广泛兴起的社团之影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回族社团承担起了推动本民族社会的整合及回族社会与中国社会走向一体和同步的历史使命。中国回教学会作为近代回族宗教团体亦不例外。这一团体虽以宗教事务为要务，但其内容涉及回族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习俗等，对回族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回教学会；宗教学术文化团体；近代化

回族社会的近代化与社团运动密不可分。极具民族性的回族社团一方面着手于宗教的近代化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是，近代的宗教改革已涉及回族社会的诸多方面。即使是专门的宗教学术文化团体，如中国回教学会，也不再只是进行单一的宗教改革，而是关注回族社会，关注中国社会，甚至是关注世界大势的变化。表现了一种改革精神和开放姿态，赋予宗教以新的内容和面貌。中国回教学会虽以宗教事务为要务，但其内容涉及回族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习俗等，对回族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回教学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回族宗教学术文化团体之一。1925年6月由哈德成阿訇联合教内人士马刚侯、沙善余、伍特公、马晋卿、哈少夫、马乙棠、金子云等开创，“阿衡氏哈，讳国桢，字德成，回名‘锡剌鲁丁’……尝负笈学于金陵、京江，继赴陕、甘诸地，从名师游……于宣教、酬世，尤非抱残守缺所能应付，辄引为憾事”［1］。后哈德成阿訇朝觐天方，于埃及、印度、锡兰等国讲学论道，“沿途考察教务，目睹各地圣教之昌明，伤我国教胞之跋跄，兴教之志，于是益笃。翌年（1914年）归国，集合同志，共策斯举，感党兴教以储才为本，虽非经济裕如，未由成也。因此，发起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冀以所获赢利，充兴学基”。［2］归来被聘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领，在研习经典之余，倡办伊斯兰师范学校，致力于回族青年的教育事业。教内人士认为继刘介廉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教理无人研习，“致使吾教庄严璀璨之精理，如绝世之奇珍镶宝，久闭于铁匣之中，而未尝一启其局锔，吐其光华。非特他教之人，莫由知吾教真理之所在，即吾教徒自身，亦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3］。在中国回教学会建立之前，各地回族团体也为数不少，但这些团体“虽具有天然团体之美德，终未能发挥真理而光大之”［4］。“鉴于各地教胞团体散漫，意见分歧，乃邀集旅沪同人组织‘中国回教学会’，藉收集中人才，共策进行之效。硕彦名流，云从雾集，一时称盛。”［5］回教学会成立之时，沙善余道：“吾人鉴国内回教之不振，愀然以悲，见回教知识之闭塞，懋然以尤，觉外人谋职之亟，瞿然以警，知我人责任之重，奋然以兴。……际此时令而有中国回教学会之成立，国内同志其必能赞同此会昌明教义，提倡教育诸目的；连袂加入，合力筹划，以期达此目的而谋共同之福利也。”［6］

一、宗教研究

中国回教学会最重要的宗旨就是“阐明教义”，主要任务是“翻译经籍；编辑书报；宣讲教义”［7］。学会建立后，开办了译经社，由哈德成阿訇联合各地知名伊斯兰教学者翻译《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另创办《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主要刊载时人对伊斯兰教经籍的翻译及其思想精粹，尤以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三位学者为主要成员进行《古兰经》的译解工作，“哈德成阿訇就《古兰经》原文口译并讲解；伍特公笔录，并参照印度伊斯兰教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和其他‘参考书籍二十余种’加以修润，缮成初稿，沙善余校正，再由哈阿訇作最后审定。他们的《古兰经》译文及注释连载于中国回教学会办的月刊上。1926-1929年，三位学者共完成5卷本译文和注释，发表了3卷，月刊即停顿，另2卷手稿尚存。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在评价三位学者合作译的《古兰经》时称：‘译文庄重而不流俗，经文显明而不生硬，为汉译《古兰经》最佳之作。’”［8］著名宗教经典翻译家马坚先生也应邀参与了译经工作，后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版的《古兰经》前8卷译文和注释都是在此时翻译的。

中国回教学会以《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为阵地，联络各界人士，发表对宗教研习、改良的见解。如，以“天真”为笔名的伍特公发表了“振兴回教之管见、“宗教顺时维新说”、“宗教人才与译经”、“精神兴教说”、“明道达变说”，守愚的“伊斯兰与社会主义”，达甫生的“振兴回教刍议”，泽农的“穆斯林今日之责任”，尹伯清的“回教与回族辩”等针砭时弊的文论。

《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首先，“反对泥古守旧，疾呼顺时维新”。伍特公在文章中说道：“古兰经之启示，即为天命维新之证。”“而今之教友多视维新二字为离经叛道，是诚不明伊斯兰大道之真旨矣。”“经训不可须臾稍离，仪文何妨因时变通。”“勿以宗教为一成不变之物，墨守旧章。”“我之主旨维新教务，使适合世界新潮流之人才耳”，“此即我所谓顺时维新之义也”。［9］

其次，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主张建立设团，开设学校，以教育促宗教之革新。对于近世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状态，伍特公深感忧虑，并尖锐地指出了其弊病约四条：“（1）阿訇无学问，平日只以念经求生；（2）教友不明大道；（3）缺乏人才，不重教育；（4）生计范围狭窄。”［10］达甫生阿訇疾呼教育之重要，“急宜广设学校，使我教民子弟无人不学”。“我主张，我教自设学校，兼重汉文，兼及阿文。”［11］提倡普及教育，中阿并授。

再次，提倡研究宗教经义，推动经籍汉译。伍特公在《振兴回教之管见》中说：“我回教同志乎，古兰圣经之无译本，使吾人不能尽窥大道，不特为我教之大缺点，且亦为我教之大耻也。当仁不让，我教友之有才智者，盍速兴乎。”［12］提出阿訇的职责在于研习宗教，传播教义，教授子弟。“当慎其言行，以为全教之表率。……根本要图则在设立专校，造就阿衡人才，庶他日主教得人，圣道昌明，此实急不容缓之举，而为吾教友之共同责任也。”［13］

最后，阐明清真寺教长之职责。哈德成阿訇在担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长时于《中国回教月刊》上发表了就任宣言，其中抨击了当时有些清真寺教长“以经卖钱”的陋习，［14］指出清真寺教长的职责，并为当时诸教长指明了如何做一个正直的清真寺教长之见解。

除此以外，刊印宗教学著作也是回教学会的工作内容之一。1927年12月，中国回教学会出资刊印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译经家马复初（公元1794-1874年）汉译的《古兰经》5卷本，名为《宝命真经直解》。“此稿为古兰经入中国后之第一次译著，弥足珍贵”，译稿由“街州赵君真学展转获此，珍藏数十年，从未轻示人。今岁往朝圣城，道出申江，见本会古兰经译文，乃出示藏本，相与考证”。［15］1941年10月中国回教学会出版了伍特公的译著《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译解》，全书约十万字，“多引用诸儒的论点和西方哲学思想，阐明辞义，宣扬教义”。［16］

二、倡办教育

“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扶助同教公益事业。创设学校；设立藏书室；招待远方学子；设立天课部，收集款项，专门培植同教贫寒子弟。”［17］倡办教育是中国回教学会的宗旨之一。自学会建立之日起，便着手创办新式学校，设回教中学生奖学金，资助贫困回教子弟入学。设立图书馆，资助来沪回教学生学习。开设阿拉伯语补习学校，向普通回众宣传普及伊斯兰文化常识；选送优秀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

敦化小学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是中国回教学会继创办后所开设的较有影响的两所学校。上海敦化小学创办于1931年，由哈少夫、伍特公、伍仲文、杨稼山、马晋卿、沙善余等九人任校董，伍特公任董事长。教员共8人，开始招学生200名，后发展到500余名。马晋卿捐助四万元，购置建校地基；哈少夫将所藏书画售得两万元作为建校经费。一切课程都按照教育部关于私立学校规程办理，与一般学校无异。由于该校成绩显著，被誉为“本市最优异之私立小学”。［18］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是1928年由达浦生、哈德成创办，以造就新式阿訇为宗旨，该校“除讲经习经典之外，兼习普通中学之各种学科，由校中供给衣食住宿，无故不得外出，以收专心向学之效”。［19］在中国回教学会的联络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生多由校方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专攻神学。著名学者马坚、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钧、马有连、林兴智等就是该校选派的留埃毕业生。据统计“1931—1938年间，我国正式派遣留学埃及的穆斯林学生先后共6届35名，其中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生2届6名学生。”［20］马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胡恩钧就读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将伊斯兰师范学校炸毁，于是，1939年秋季，达浦生阿訇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往甘肃平凉，改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达阿訇亲任校长并特请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推荐一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及名人到校任教。招收甘宁青回族学生，并吸收河南、武汉等地的失学回族青年。其宗旨与性质基本与上海伊斯兰师范相同，即“以培养既能启迪教民风气，又能以担任小学教师的新型伊斯兰师范人才”为目标，培养了一批爱国爱教、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回族人才。

清末至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急遽变化的历史时期，面对国难当头，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面，各民族也在枪炮的震撼下逐渐觉醒，走向救国图存的道路。经过了明清两代长足的发展，回族社会从形成逐渐走向了成熟阶段。尤其在民国时期，伴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回族各界志士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也开始表达不同于前的政治诉求，即救国、救族、救教。正如马松亭阿訇在埃及正道会讲演时说的，“爱教和爱国并不偏废，‘爱国属于伊吗尼’”［21］，充分表达了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内部的声音。一个民族政治地位上升的时候，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蓬勃的社会气象。［22］在这一点上，近代的回族社会不能不说是其代表。就连宗教职业者——阿訇也积极加入救国救民的斗争中，王浩然、马松亭、哈德成、达甫生等著名的大阿訇都曾参与过各项社会活动，创办社团，建立学校，创办医院，筹募善款，接济穷人，拥护共和，倡导革命，宣传抗日……大江南北，但凡回族聚居之地，回族民众以清真寺为中心，在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以兴办新式教育为基础，促进民族觉醒，推动社会进步。就连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也不例外。甘宁青贫瘠的土地锻养了回族人民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和极其强悍的生存能力。民国时期，许多记者在记述西北的社会状况时，无不为其赤贫之程度感慨万千，但就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回族仍然是“居民屋宇齐严，身干健壮，什九皆为回族”。相对而言，“若门户旧坏，精神萎靡者，不问亦可料其必为汉民也”。［23］

随着回教学会等回族社团的建立，西北回族也建立了诸多的分会，如甘肃兰州回教劝学所、伊斯兰学友会，宁定县（今广河县）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的回教教育促进会，宁夏的回民教育促进会，新疆的回民文化促进会等。这些回民文教团体多以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改革宗教、阐扬伊斯兰文化、服务社会、推动回族进步为宗旨，并对回族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宁夏“自回协宁（夏）分会成立以后，将各寺重新整顿，按人口的多寡，分为头、二、三等，三百户以上为头等，百户至三百户者为二等百户以下者为三等，计全省大小共计八百六十四方。各寺的教长，除哲赫林业派由道堂里的领袖直接委派外，其余的仍依千年来传统的民主作风，由全方教胞开会选举”。［24］西宁回教促进会建立后，首先兴办教育，“民国十年十二月，马镇守使麟（麒）（公字阁臣，系回教人……）镇守宁海时，有田生芳等始建议设立西宁回教促进会，蒙官厅照准，并委米富贵、冶生禄、邵鸿恩、田生芳、苏兆泉等为筹备委员……于十二年终，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正式成立，定名为宁海回教促进会，会长马麟，副会长马俊、马万福，并订有简章，会员不分域，由五大民族得加入之，会长由回教中富有声望者任之……当即首先议定七处清真小学筹备委员，积极进行”。［25］各类回族社会团体所建立的中小学、师范学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式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回族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虽然以中国回教学会为代表的回族社团运动也以宗教改良为要务，但是与之前的宗教革新运动之区别在于，近代回族宗教改良是使回族宗教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即除了将宗教教义与教理普及至普通回民大众中，增强回族民众的宗教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回民认识和体会到宗教对于回民的意义和作用。此时的回族宗教改良就不只是停留在以往的所谓振兴宗教上，而更多的是从《古兰经》、《圣训》等宗教经典中寻找关于符合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正确道理，即回族宗教欲振兴，必先是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具体说来就回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盛。故而虽然也提出了宗教改良，但此时的宗教改良思想充分地反映出时代的发展赋予回族知识阶层的使命。知识阶层能够接受和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回族在摆脱落后，走向进步。因为他们的奋斗史是他们身上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所趋，此时的回族注重的就不仅仅是回族宗教的发展，也不仅仅只是希望回族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国社会自主富强。

注释：

［1］尹伯清：《哈德成阿衡传略》，《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6卷第1、2期合刊，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2页.

［2］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3］《中国回教学会章程》，载德尔基彭错、郭嵩明：《中国南方回族文化教育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4］《中国回教学会章程》，载德尔基彭错、郭嵩明：《中国南方回族文化教育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5］尹伯清：《哈德成阿衡传略》，《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6卷第1、2期合刊，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3页.

［6］《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见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533页.

［7］《中国回教学会章程》，载德尔基彭错、郭嵩明：《中国南方回族文化教育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8］张志诚：《20世纪初上海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回族研究》，1992年第3期.

［9］《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见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10］《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见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页.

［11］《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见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