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玲

母亲教我当法官

文/高玲

我的母亲与普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无私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也像所有中国传统女性一样，勤劳、慈爱、温柔、善良。但母亲也很特别，她心胸开阔、遇事冷静，总是告诫我要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多些勇气和信念”、“学会感恩”、“懂得满足”、“珍惜当下”，这些母亲常挂在嘴边的朴素的人生哲学，使我在成长中受益良多。在我的眼中，母亲就像一座智慧的宝藏，总是在我困苦无助时给我智慧、为我点亮希望。更值得我庆幸的是，在司法工作的道路上，母亲也能与我同行，她的教诲总能让我感到豁然开朗。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法院，正式成为一名“法院人”。2007年，经过预备法官的考试、培训，我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审判生涯。第一次打开自己的办案系统时，我心中有着无法抑制的激动。但同时，一副无形的重担也好像压在了我身上。起初的一个月，我的嘴角甚至起了大泡。此时，我想起了母亲。“做法官可不是一般的工作，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要尽职尽责，更要用心。”母亲温和亲切的话语娓娓道来，触动了我的心弦，引起了我对这份职业的敬重和思索。是啊，如果只是把法官这一职业看作是一项需要完成的普通任务，那就错了。作为法官，其职业的内涵远远大于司法裁判本身，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法官的职业角色更是多元的。既是司法裁判者，也是矛盾调和人；既是法律人、职业人，也是社会人，是法律理论、职业技能与社会经验的结合者。真正读懂法官的内涵才是开启这一职业的钥匙。我的心锁慢慢打开了，工作的思路也变得清晰明确了。这便是母亲给我上的职业第一课。

记得在我审理的一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中，双方的矛盾在诉前早已激化，庭审中更是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作为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又是年轻的女法官，当时的我虽然故作镇静，但心里早已乱了阵脚。我深知，如果此时判决，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案件调解才是最好的出路。但看到双方狂躁的情绪、誓不让步的决心，调解的突破口在哪里呢？苦苦思索中，我忽然想起母亲常叮嘱我的一句话：“当事人都是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的情况下才来法院打官司的，所以可得对当事人好点儿。”谁知，此话只说出了一半儿，双方就都出奇地平静了下来。这一意想不到的状况让我既惊喜又感动。调解的契机这不是来了吗？我赶紧顺势用极为平和的语气将双方的争点在法律中的定位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进行了讲解。虽然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接受法律的意见，但看得出，他们已开始愿意接受我这个年轻法官的劝说。

庭审后，我趁热打铁，继续调和双方矛盾，并同当事人一起来到了争议土地现场。最终，在争议的地垄头，原、被告终于握手言和，达成了调解协议。

在事后几个月的一次“下乡送法”活动中，我又见到了原告。她拉着我的手说：“正是您那句 ‘没办法才打官司’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才放心地听了您的调解。”听到这话，我在心底默默地感谢着母亲。

法院人都深有同感，案子一年比一年多，工作压力一年比一年大。作为资历尚浅的年轻法官，我尤其感到任务的繁重与艰巨。虽然密云地处京郊，整体案件数量与城区法院无法相比，但近几年也是逐年攀升。尤其是面对文化水平较低、诉讼能力较弱的农民当事人，查明事实、释明法律以及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时常存在着意想不到的难度。这无形中增大了审判工作量。除此之外，作为审判的辅助工作，对外宣传、司法调研、论文写作及司法建议等多项工作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当工作堆积如山时，看到面有难色的我，母亲总是会为我冲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并用十分肯定的眼神望着我说：“再多的工作只要肯干就一定能完成。眼是懒汉，手是好汉。”母亲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于是我每每都硬着头皮开始一件一件地做，结果却发现工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难。

记得2008年临近年底结案的关键时候，基于密云的实际情况，我被安排作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调研课题的执笔人。我深知调研工作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深感有些分身乏术。在每一个撰写调研报告的深夜里，母亲深情的话语和香浓的咖啡都滋润着我的心田，始终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最终我的审判与调研工作均完美收场。

总能听到别人说什么母女之间有代沟之类的话，对此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在我和母亲的相处中真的不曾有过。我们是母女，也像姐妹，更像是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可以腻在一起悄悄地说些私房话，也可以一起在商场血拼、地摊淘货。最幸福的便是我能常与母亲沟通思想，尤其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母亲没有学过法律，不懂得司法裁判的专业知识和中国司法改革的任重道远，但她凭着善良、平和的心态，凭着最朴素的人生哲学，总能用朴实的话语让我顿悟法官职业的内涵，让我懂得如何去面对当事人，更能让我轻装上阵，面对审判工作中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母亲的话是法宝，是忠告，也是戒律。我很幸运，在我热爱的职业中，有母亲伴我前行。

（本文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