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伟杰

1. 好的诗歌与好小说、好散文等文体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或言说方式，即具有鲜明的文体（style）特征。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有自己的觉悟和自觉。鲁迅生前就相当重视文体意识，有“卓越的文体家”之誉。许多优秀的作家之倾心于文体，一如十分欣赏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的。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据说“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汉语中也有“文体”这个词，但这里所谓的“文体”并非我们理解中指不同体裁的“文体”。或者说，这里所言的“文体”，其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后者。

文学中的“文体”具有三个层次的涵义：其一指文学体裁；其二指语体；其三指风格，此乃“文体”的最高和最后的范畴。可见，文体意识和文体特点是一个作家的重要品格。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要写出个性和这一文体的新品格来，让人一眼便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出自某某作家之手笔，譬如我们读鲁迅的作品，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当然，并非每个诗人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因为体现在写作上，这一种高难度的写作，也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然而，意识到和未意识到，或许会不一样，无论是对于创作抑或批评。

2. 当我们走进古今中外历史文化长廊，谛听经典（classic）发出的回声响彻在悠悠天地浩浩时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发现，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共性，即具有原创性。然而，文学经典有其自身的独特品格，它应是每一位作者自身思想与生命体验凝聚的结晶体，其中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构成。而高度的个性化（即文体特征），则是作为文学经典的首要价值和特点。

歌德有句“经典性”的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说不尽”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高度个性化，或者说具有强烈的文体风格。英国作家本·琼生在莎士比亚去世七年之后，则以“赞美诗”的形式写道：“你的作品是一座无墓的丰碑，∕精湛的技艺将随着你的作品流芳百世，∕我们会满怀风趣地阅读，并给予赞美。”是的，诗人死了，但通过他“作品”的生命仍然“流芳”，只要我们阅读它、赞美它，诗人依然活着。“这首诗探讨了文学来生的悖论，可以说是一种述行，它在执行一种纪念碑化的行为。”在本·琼生看来，莎士比亚创作了“纪念碑”（monuments）式的作品。于是断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令人“说不尽”的。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1981）一文中，曾给文学经典下了12条定义，其中不乏精辟的见地：“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本，我们以为我们读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序言”中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精神，其所传递出的是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等共通的精神价值。作为一种价值认同方式，经典更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志；作为一种知识资源，经典以其深厚的文化内蕴和力量，成为凝聚民族、肯定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

3.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的网络化时代，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诗歌自身在逼仄自己。不断涌来的篇章更多的被矫情和平庸所充斥，卑琐化、空心化、同质化、浮冰化、游戏化甚至工具化的现象，让多数诗歌陷入苍白与乏力的“空洞”中。从表面上看，诗歌似乎非常强盛繁荣，实则是注水式的肌体臃肿，是胆固醇过剩的“肥胖”。因此，作为生命体的诗歌，应该“减肥”，这是从整体上说的。从个体上看，诗人成批如流水线生产或制造的所谓作品，实在令人目眩，应该压缩、提炼，即用“减法”不断精简。

浓缩的才是精华，此话不假，在今日有必要重提。有例为证：据说意象派大师庞德写了一首36行的诗，因其缺乏凝练而毁之；六个月之后又作了一首18行的诗，一年之后删改为今天见到的两行诗《地铁车站》。可见，如果写诗者欲成为大诗人，必须具备大手笔，这势必要进入诗歌写作的难度，那可能是另一种姿态，即不会轻易动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自第一部诗集发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总共只有不足200首诗作。他夫人透露说，他写诗确实很慢。他自己则说，如果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的确，文不在于多而在于精。难怪乎有人把他比作“炼金术士”，称他的诗作是“首首精彩，堪称奇迹”。而诺贝尔奖给他的授奖词是：“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

4. 好诗不在乎生产多少数量，当然有量有质更好，有质无量可能是一种遗憾。但有量无质就等于白写了，还不如不写。说实话，有时一首就足够了，这里我并非提倡一首诗主义，但诗人数量如此庞大的泱泱中国，据说写诗者达两百万之众，果真提倡一首诗主义，即一个人拿出一首最有代表性的诗作编成一部诗选，就足够人们“心惊胆战”了。

其实，中外诗歌史上，许多有影响力甚至堪称经典性的重要诗人，往往得益于一首诗的功劳或成就。或者说，一首诗便成就了一个诗人。暂不论长诗或史诗，就说说短诗吧，卞之琳的《断章》、鲁藜的《泥土》无非4行，徐志摩的《沙扬娜拉》5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海子的《九月》顶多10行，海外诗人郑愁予的《错误》、云鹤的《野生植物》皆为9行，顾城的《一代人》与庞德的《地铁车站》仅有两行，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都只有四句话。他们的诗歌成就固然不是一首短诗所能证明，但能让我们牢记不忘的往往就这么一点。短而有味，虽小犹广，谈何容易？

5. 李白和杜甫，并称为诗仙与诗圣。关于他们的艺术成就，谁高谁低，或是难分伯仲，历来颇多争议。如果说一个代表浪漫诗风，一个代表现实诗风，各有千秋，交相辉映的话；那么，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从文体意识的角度来观照，两者就有明显区别了。

李白堪称天才诗人，其诗的文体意识即话语风格特别强烈明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所表达的话语，如同“天语”。一看一读一品，便知这是出自太白之手，那是一般诗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相对而言，杜甫的话语就比较平易，个性色彩相对薄弱，其诗所表达的话语，应属“人语”。即便置身于今天，李白的“天语”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杜甫的“人语”相对容易把握和驾驭，稍有语言天分的诗人也能做到。是否可以这样说，李白是可爱多于可信，而杜甫是可信多于可爱。由此可见，诗仙李白本身还是一个天才的文体家。在这方面，两相对比，杜公就逊色不少了。

6. 如果说诗歌就是诗人发声的艺术方式，也是诗人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智慧形式；那么好的诗歌应该是最个人的声音、最独特的声音、最意外的声音。

最个人的声音意味着最人性的，也是最人类的声音，那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是一种情结和意绪。

最独特的声音就是最卓越的、最特别的声音，那是来自思想内部的声音，是一种智慧的转换。

最意外的声音即为最陌生的、最新奇的声音，那往往是天语，是神性的声音，是一种灵悟或发现。

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大师、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在获奖演说中如是说：“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诚哉斯语！

7. 倘若说每首诗歌都是一条命，那么，诗人的生命应有三种：自然状态中的生理性生命，作品里的精神性生命，思想上的人文性生命。相比之下，作品往往比人长寿，诗人都活在自己的作品里。但优秀的诗作，之所以让人记住，流传下来，成为经典，那是诗人的思想、追求和人文品格使然。

诗作为延续和发展民族或者说人类文化生命的重要方式，为了寻找到通往灵魂的出口，既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又要主动参与作为文化承担者的角色。因此，发挥诗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个性应当是不拘一格，但任何个性不能被感性与自渎所淹没。个性与良知并不相悖，那是文化性格的基本部分。没有个性与良知的作品，往往缺乏独特的人文性格，缺失理想的精神向度，难以展示厚重的情思即作品的含金量。中外经典诗人作家就是最好的明证。屈原上下求索式发出的天问，太白傲然独立而飘逸的仙气，陶潜悠然采菊的返璞归真，泰戈尔徜徉于人与神之间的大爱；歌德长于哲思的卓识远见，波特莱尔感官开放的奇谲幻美，艾略特充满创造性的玄思妙想，帕斯的大智大情，黑塞的拷问现实，金斯堡的淋漓嚎叫……他们不仅仅把自我人格底色推向深微，而且其作品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大写的人，都有自身人文品格的凸显。可见，一个诗人要独立自主，卓然自成风貌，只有靠作品说话，并让作品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存在而风行于世。

8. 提倡诗歌的“难度写作”，有必要着力寻求诗歌创作中的“三独三化”作为标杆，即不断呼唤富有独特的个性（风格）化、独有的精品化、独创的经典化。唯有具备“三独三化”的探索意识，诗歌才能走向大化之境，走向艺术大道。大道似水，大化圆融。如是的话，最终能承载诗意的语言，才有可能发挥最大的生命本体的表现功能，这是成就汉语诗歌走向艺术辉煌不可改变的真正方向。

寻求“三独三化”，实际上就是驱使诗歌进入“难度”写作状态。一方面，面对一切外来的、古典的，自觉地加以融会并能动地转化为独特的当代性创造，这意味着综合创造力的获取；另一方面，既要强化诗歌的文体意识，又要注重诗歌经典气质的铸造，重新呼唤和创建属于诗歌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世界。

9. 既然“难度写作”是针对当下碎片化、欲望化的消费书写而提出的，旨在倡导健康向上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与经验广度的整体性写作，是富有建设性的写作（诗学）主张。那么，我想强调的是，重视诗歌的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探索新世纪华语诗歌写作如何走向经典，应是题中之义，也是诗歌写作的“重头戏”。只要对两者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有可能进入“难度写作”状态。以这样的写作立场和精神姿态，可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瓶颈期，甚或要耐得住寂寞，也可能不会很快被人发现，却是朝向经典方向写作的一种努力。唯其如此，一个诗人才有可能写出精品力作，甚至进入经典的行列。此外，必须重申，诗歌是有标准的。对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的重视、认同和接受，本身就意味着诗歌写作必须向经典看齐，并在无形中树起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美学原则。

历史与美学交汇的文化大潮注定将大浪淘沙。在全球化浪潮中，承继着古典与“五四”的双重传统走向新世纪的当代华语诗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障碍和难度，难度始终是需要超越的对象，而非是追求或坚持的对象。只要在回溯与创新、累积与叠加、清醒与拓展中，强化并进入“难度”写作，重新焕发汉语诗歌应有的智光、生机和尊严将成为可能。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