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

识字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鲁迅这个名字，不过，很多人、尤其是现在大多数年青人并没有兴趣阅读他的作品，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鲁迅就会写杂文，而且他的名气也是由于政治原因才抬起来的。其实仔细想想，这种情况的真实性正在于它的互为因果：有了革命旗手、民族精神之类的政治性，当然也就使得众人都知道他了；而由于这种“知道”的政治高度或神话推崇，众人又都懒得、甚至不愿意去阅读他了。

于是就涉及如何评价鲁迅了。在众多的评价中，刘再复有一个精心推敲的表述：“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其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水平无人可以企及。鲁迅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鲁迅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深层文化心理，在当今具体的历史时空中，鲁迅作品与鲁迅精神，仍然是一种观照中国历史与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参照系。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骼与心灵，它仍然是一种光辉不灭的坐标。”[1]这一番评价既合乎事实又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然而正因为如此，也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说明鲁迅到底“伟大”在何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等问题。

显然，回答上述问题既不能只讲空头理论，也要避免流于绝对的仁智之见。由此，我认为需要明确两个针对。其一是分析的视角，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歧义误解。对此，以文学特性为视角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至少人们都同意鲁迅是一位大文学家。其二是分析的对象，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言之无物。对此，以鲁迅的毕生事业为对象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是他自己要做、并且确实做了的事情，而不是外加的各种看法。

当然，文学特性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我也不反对一般文学概论关于文学特性的概念定义或内容表述。但是，既然是看问题的视角，就要明确它的真实含义，而在我看来，文学特性的真实含义可以叫做超验性、审读性、思想性的合一。至于鲁迅的毕生事业，学人都知道，就是弄清楚他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常和许寿裳讨论的三个大问题，即“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

从鲁迅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来讲，他作为毕生事业要弄清楚的问题其实也主要是以文学的方式来揭示和说明的。因此，相对说来，文学特性的三个方面在鲁迅的毕生事业中各有侧重对应：超验性主要是指对理想人性的确信；审读性主要在于指出缺陷；思想性则是合目的的批判论争。由于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三位一体，所以这个视角不仅可以为回答前述问题提供根据，而且也可以看出，所谓政治因素、甚至神话推崇同样也都具有其合理性，并促进和构成了鲁迅毕生事业的伟大。

一、超验性：确信理想人性的根据

超验是文学特性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方面，而且以此作为基础和指归，现实和思想才可能成为文学特性的另两个内容方面，或者说，后面关于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分析才是可理解的和具有针对性含义的。不过，学术上对于超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而我这里指的是“超出经验”的意思。

“超出经验”包括两个主要含义，一是在经验之先，另一是非经验方式。文学活动属于观念形态，所以从认识论来讲应该是对现实的反映。但是，这只是各种观念活动一般的认识论，而文学的特性就在于，既定观念的成立并不以现实为基础，或者说，观念已经作为与现实相分立的东西被确定了。所谓非经验方式，主要指文学的表现形态与它们可经验的一般含义不相一致，包括文字、语言、以及格式等。其实，这种非经验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对语言本身的超越，也就是不得不借助语言来说语言之外的东西。因此，文学不是讲话，也不是传达，而是构筑一个“意思”向世界（主要就是指读者）展示。这个“意思”的内容无所不包，比如，故事、人物、含义、道理、情境、情节等。

作为文学超验的观念并没有固定的内容，或者说，可以是任何一种具体内容。对于鲁迅来说，这个超验的东西主要就是指理想人性的根据，它既在经验之先，更需要非经验方式来承载。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毕生事业，一方面就是对于理想人性的确信和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人性的教化形态，即美育。

鲁迅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斯巴达之魂》的时候已经22岁了，就作家生涯的开端来讲实在是不算年轻了。就当时中国的境况来讲，这篇作品的主旨可以认为如许寿裳所说，“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3]但是，这主旨作为既定观念却处于经验之先，而且这个“之先”不是指西方历史，而是尚武精神。鲁迅虽然自小读的是私塾，但知识和思想的启蒙却来自西方，所以他借用西方并不仅仅因为对孔夫子和儒家学说的不满，更多的还是对超验真理的兴趣。换句话说，鲁迅相信理想的人性并不是出于道德伦理的规范，而是将此作为人生教化的普遍根据。正因为如此，即便国民的麻木刺激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在于，麻木与觉醒、积弱与抗争等等也还都是经验性的，仍不能提供和理解理想的人性。

由于对理想人性的确信，鲁迅反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无邪”，转而提出文学的作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这种“神思”就是超验的根据，所以鲁迅才说文学的这种作用是一种“不用之用”（《摩罗诗力说》）。因此，这种作用的针对是人本身，也就是塑造符合理想人性的人，叫做“立人”。鲁迅仍以西方为例，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化偏执论》）

超验的人性和美育的教化是互为表里的，所以鲁迅后来在教育部当佥事时非常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而且自己一直身体力行。美育固然有道德导向，但这种教化本身之所以应该和可能的根据，仍在于理想的人性，并且应该适用于各种道德。比如，柔石的牺牲之所以让鲁迅特别悲痛和愤怒，也正是因为在柔石身上有着更多理想人性的体现，也即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为了忘却的纪念》）。事实上，作为超验根据的理想人性与真实人性的社会性或阶级性并不矛盾，而且必须经由后者得到文学的体现，所以鲁迅才会说，“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从艺术样式来讲，鲁迅文学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小说，因为在以非经验方式揭示、铺陈、展览、表现出超验的“意思”方面，他具有极为高超的驾驭本事。因此，鲁迅很清楚，无论文学活动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采取什么相应的形式，都必须以遵循文学的特性为前提。比如，文学和革命是有关系的，但不能为了革命去做没有文学价值和不能感动人的八股作品，只有“革命人”写出了真文学，才可能有“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由此，在是否成立“左联”以及左翼作家应该持什么立场、革命或抗日的文学应该提出什么口号等问题上，鲁迅都有一个基本而明确的态度，就是参加的人首先应该是文学家、其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文学性。其实，这就是坚持以文学特性来区分真伪文学及文学家，然后才谈得上文学阵营的左右以及革命口号的合适与否。

二、审读性：揭示人性缺陷的方式

文学的超验性所表示的，是现实与反映的特定关系的根据，就像真理一样。因此，与前述超验的“在经验之先”和“非经验方式”相一致，不仅文学作品造出来的“意思”需要审读，甚至就是由于审读才能得出具体的“意思”。对于鲁迅来说，文学的作用就是通过这种审读，由作品本身揭示或指出了人性的缺陷。其实，这种情况与一般所谓“文学即人学”的看法大体一致，不同的是，文学的审读性在鲁迅那里又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并主要体现为怀疑态度和细节体察。换句话说，审读是鲁迅揭示和认识人性缺陷的基本文学方式。

不难理解的是，之所以确信有理想的人性，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性总是有缺陷的。由此，鲁迅文学审读的基本态度，就是随时随处对现实的怀疑。鲁迅当然有很高的文学才能，甚至可以说是天才，但是出于各种怀疑，直到37岁（1918年）才写出并发表了成名作《狂人日记》。至少从反传统礼教来看，鲁迅当然赞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但当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邀催鲁迅为《新青年》写作品时，他却一再迟疑推诿。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

其实，鲁迅的多疑并非完全在于社会的黑暗、制度的反动以及真假难辨的政治阵营，更深层面的原因还在于现实人性的缺陷。因此，“失望”是真的，“颓唐”不过是自嘲的说法，而能够做的就是那些既没有“用处”、也没有“意思”、但却不必怀疑的事情，就是抄写古碑帖，并甚至怀疑办《新青年》的人是因为没人搭理了、“感到寂寞了”（《呐喊·自序》）才来找自己写东西的。事实上，这种审读人性的怀疑也一再被现实证明是有根据的，不仅成年人老奸巨猾、冷枪暗箭，就连鲁迅一直关爱的青年也有出卖灵魂“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致使鲁迅不得不“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审读的怀疑最终还是指向超验的根据，也就是所谓“国民性”。国民性当然是现实的，不过它作为超验的根据是指共性与个性、或者整体与个体的联系，也就是理想人性的承载。比如，《狂人日记》的“吃人”和《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都是具体的国民性，但它们共同承载的则是对于理想人性的缺陷或缺失。但是，与分析的论理不同，文学审读所依仗的载体本身必须形成或者就是具体的形象，而做到这一点能力，主要在于对细节的体察。因此，相对缺少故事情节的“狂人”和较多曲折经历的“阿Q”不仅都是国民性的细节体现，甚至就是这些细节的内容本身。

同样，由于这种审读要落实为对细节的体察，所以它又只能是来自现实。比如，晚年鲁迅再看他早年写的《斯巴达之魂》“也不免耳朵发热”，因为他对此并没有现实的细节体察，只是以为“激昂慷慨，顿挫抑扬”就是好文章了（《集外集·自序》）。因此，尽管鲁迅有驾驭非经验方式的本事，后来也愿意用这本事去做“奉命文学”，包括写反映和歌颂红军武装斗争的小说，但还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细节体察而作罢。事实上，鲁迅一方面对没有这种现实体验感到十分遗憾，另一方面也再次明确指出了细节体察对于揭示人性缺陷的重要性。在回答为什么没法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时，他说，“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答国际文学社问》）

总的说来，由于细节体察的审读，文学作品的各种“意思”的生出，与它相应的丰富多样的美学特征是浑然一体的。在这方面，鲁迅的文学成就不仅是无可比肩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小说，几乎每篇都如此，比如对于世态炎凉蔑视迂腐落魄的讥讽惆怅（《孔乙己》）、对于启蒙抗争难解愚昧麻木的扼腕痛心（《药》）、对于勤劳善良依然难逃厄运的同情哀怨（《祝福》）、对于个性自由不敌生存需要的一咏三叹（《伤逝》）等。

三、思想性：自觉批判论争的导向

确信理想人性并不是完美主义，审读生出意思也不是闭门造车。换句话说，超验和审读都不是象牙塔，而且超验作为根据和审读针对现实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如果仅止于此，文学还是伟大不起来，或者说鲁迅的毕生事业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还需要有明确的思想。其实，这样讲既不难理解也符合事实，因为至少古往今来好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较高思想性的。

如果说对理想人性的探求需要超验性根据、对中国国民性缺陷的指出要通过审读性细节，那么，找出所谓“病根”就体现出了思想性的深度和价值。因此，对于鲁迅的毕生事业来讲，文学的思想性不仅有着自觉批判论争的明确导向，而且其探求、揭示、以及阐述的领域和内容也不只局限于人性问题。事实上，批判论争不仅构成了鲁迅后半生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而且也是他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由此，也形成了鲁迅文学和他毕生事业两个突出的思想性导向特征，即批判精神和自觉选择。

为了找出中国国民性缺陷的“病根”，就不仅要有思想，而且要一直保持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所以就免不了论争。但是，这种怀疑、批判、论争的对错与否、影响大小、成就高下却要取决于思想深度，而思想深度又来自理论修养和觉悟提高。因此，鲁迅不仅要面对各种选择，而且他的态度和立场总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包括隐忍、怒斥以及明知不能取胜而为之等。

从普遍寓于特殊的意义上讲，有深度或高度的思想性总能揭示或反映出特定事物或对象的普遍性。因此，鲁迅在批判和论争的时候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关系出发，在逻辑上立于不败之地。比如，阿Q这个形象之所以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就因为他是普遍性自身的典型，所以不仅不会过时，而且还像一面魔镜，能够从各种角度举一反三地折射出世间百态和人性嘴脸。但是，当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以过左的观点去攻击鲁迅时，就说《阿Q正传》过时了，以及鲁迅不想走在时代前面、是封建余孽、甚至是二重的反革命等。对此，鲁迅并不宣称自己思想的进步，甚至也不为自己作品是否过时辩解，而是直击本质关系，说“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文艺与革命》）。鲁迅这样的论争，既揭露了空头革命文学的幼稚性，也批判了那些超出时代和脱离现实的唯心论。

与思想的逻辑性相一致，由于批判论争的自觉性，鲁迅的导向也十分明确，就是对革命性质和目的的维护。换句话说，鲁迅在各种观点和是非的论争中是明确选边站，也就是真正的革命。一方面，鲁迅在揭露和批判那些空洞口号、故作煽情以及恐吓渲染的伪革命实质时明确指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另一方面，鲁迅也知道革命的危险和艰辛，“所以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根据这两方面，鲁迅认为关键还在于弄清楚怎样用文学来干革命，所以他说：“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于‘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与此同时，鲁迅把自己比做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翻译介绍苏联的文艺政策，以便能够更好地辨析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所以他又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就文学作品来讲，鲁迅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悲剧性，比如阿Q、孔乙己、涓生、子君、祥林嫂、甚至老栓、七斤、闰土等，但这种悲剧的典型意义却都在于明确的思想导向，而不是消沉哀怨和廉价同情。由于有了明确的思想导向，鲁迅的批判也就格外清醒，既不会畏缩不前，也从不盲目乐观。因此，鲁迅在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的时候，从不需要编出一些所谓光明前途以证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而且也从来不会像被他嘲笑的空喊口号的“革命文学家”那样，只是在“最后的胜利”（《醉眼中的朦胧》）有了保障的时候才去行动。事实上，这种思想的清醒往往也会表现为悲壮的沉默。比如，鲁迅说他本想在《北斗》创刊时写一些“关于柔石的文章”，但最终却选了珂勒惠支的一幅木刻，画面表现的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名曰《牺牲》”（《为了忘却的纪念》）。从实际效果来讲，这样做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纪念柔石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导向，即明知不能取胜也要坚持去做的牺牲精神。

其实，正因为鲁迅思想性的明确导向，不仅论争成了他文学活动和毕生事业的重要内容构成和表现形式，而且他的批判精神也才极为彻底。鲁迅对革命目标和统一战线有着透彻的理解，所以说论争的目的不是排斥异己、党同伐异，而是“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论“第三种人”》）然而正因为如此，鲁迅也会用一些刻薄甚至偏狭的语气来表示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应该是他临死前一个半月写下的字句：“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这样还不够，鲁迅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如果有人问他临死时会不会宽恕他那“可谓多矣”的“怨敌”，那么他的决定就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死》）

四、三位一体与伟大成就

上述文学特性的三个方面是合在一起的，也可以叫三位一体；各方面作为特性的构成因素具有同样的位格，就是不分高下，而且时间上也一以贯之。因此，无论从文学特性的角度来分析鲁迅的毕生事业，还是从这个事业本身就具有或体现的文学特征来讲，鲁迅文学和他毕生事业的伟大都在于能够高水平地运用这种三位一体。这种高水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学特性的完美体现和高超运用。在这方面，鲁迅的文学成就具有三个突出的内容特征，即美育化文学、批判型人格、以及导向性悲剧。其二是文学特性与政治理念的结合。在这方面，有关造成鲁迅伟大地位的所谓政治因素、甚至神话推崇同样具有其合理性，并促进和构成了鲁迅文学和他的毕生事业的伟大。

“其一”的情况比较好理解，而且除了分析的角度，一般也不会有多大的异议。因此，这里就简括说明文学特性和鲁迅毕生事业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包括这一事业的文学成就。

所谓完美体现和高超运用，主要在于对文学特性的三个方面关系的把握，对此，碰巧拉康（J.Lacan）的一个看法可用来作为分析的大致框架。拉康的社会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即“想象秩序”、“符号秩序”和“真实秩序”，而“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构造只能被理解为这三种秩序之间的一种关系。”[4]秩序表示的意思是普遍性，并由此构成三个互为表里的关系因素。其一，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怎样，人只能自以为是一个完整的和自主的主体，所以这个关系具有想象的性质；其二，由于个体所面对的总是已经存在的社会，或者说它的结构对于个体具有超验性，所以这个关系是由符号来维系的；其三，由于现实情况与想象的和符号的情况总是都不一样，所以对这种不一样或不一致的理解、把握、控制才是真实的，其关系则具有无意义性和创伤性。相对说来，文学特性的超验性就类似拉康的“想象秩序”，而在鲁迅就是对理想人性的确信；审读性则类似拉康的“符号秩序”，所以可以用作品生出的“意思”来揭示人性和社会的缺陷；至于思想性，虽然可以在能动性的意义上类似拉康的“真实秩序”，但在鲁迅不仅不意味着对现实逃离，相反却是对自觉批判精神的强调和运用。如果说，文学特性的三位一体对好的或者高级的文学成就具有制约性，那么，高超驾驭了这种制约的文学成就当然可以具有自己的内容特征，在鲁迅来讲也就是前述的美育化文学、批判型人格、以及导向性悲剧。

比较麻烦的是如何看待“其二”方面的情况，也就是文章开头讲的，不少人以为鲁迅是因了政治因素才伟大的，而年青人更是因此而懒得去阅读鲁迅。其实，这个政治因素就是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

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毛主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同时，毛主席总结了鲁迅的三个特点，即“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5]1940年1月，毛主席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五四”以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并同时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6]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称赞鲁迅的杂文主要是因为它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的批判。到了解放后，在1957年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再次评价鲁迅时又说，他如果还活着可能做文联主席，因为他虽然可能写不动小说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而且“很勇敢”，“能解决问题”。[7]显然，这时要欢迎的鲁迅杂文是有政治指向的，因为不仅仍然和延安时期一样，不能或不宜用杂文来对付自己人，更重要的还在于现在是新社会了，要拿捏杂文的分寸是很难的，需要极为准确的政治把握能力和极为高超的文学驾驭本事。后来，传闻在三个月后的7月7日，毛主席同上海知识界36位代表人士“围桌闲谈”，当翻译家罗稷南又问鲁迅活着会怎么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也不说。”[8]

延安时期的评价当然有着各种社会、政治背景和革命需要，但并不等于这些评价本身的不正确。相反，由于文学特性的三位一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就是有意思的能指的开放性，所以可以用来支持不同目的旨向的评价。比如，鲁迅的政治态度和导向是很清楚的，不仅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自觉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等号召，包括同意并听从冯雪峰等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为了革命大局求同存异、团结包容等。因此，正是鲁迅自己的这些行为表明，毛主席侧重政治因素的评价不仅是合乎事实的，而且并不与侧重文学特性的评价相矛盾。

至于“围桌闲谈”的评价，一般人的解读都有一个潜在看法，即鲁迅肯定也不会赞同“反右”的，甚至在所有方面都继续保持批判精神并与中共对着干。在我看来，不管毛主席是否真的说了那番话，但这种解读和看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恰恰相反，毛主席这番评价所反映的，应该是以略带自我解嘲的语气来肯定他曾经做过的评价。这样讲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既然只有鲁迅才有勇气和能力说出问题的症结，而且也能够自觉而智慧地顾大局、识大体，那么他采取“一句话也不说”的策略或方式就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即使从政治角度讲，比如革命的需要、政治运动的猜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神话崇拜、甚至由于无知和偏见而带来的对阅读鲁迅的淡漠等情况，也都恰好再一次说明了鲁迅文学特性的三位一体、以及由此造就的鲁迅毕生事业的伟大。如果套用“其一”的分析框架，毛主席所做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三点评价，也许正可以大致对应超验性或想象秩序、现实性或符号秩序、以及思想性或真实秩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1]刘再复：《鲁迅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196页。

[2][3]许寿裳：《鲁迅》，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15页。

[4]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188页。

[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8]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