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

五四时期有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新青年之说，道德于是也分出了新旧。自古以来的一些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于是被归为旧道德，贴上了“奴隶道德”或“封建道德”的标签，批判为“不适合于现代生活”。崇新摒旧，追新逐热，遂成为一时之风尚，一发不可收拾。

何谓道德？ 道德是一种调节社会和人群生活的成规，一种不同于法规、法令、纪律，而以自发、公认和舆论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成规。鲁迅说得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既然这样，所谓道德，应当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良好品德。有道德的人，是以德服人，得到社会普遍好评的人。行大道，立嘉德，是人生至高的境界。因此，道德固然可因时代之演进而区分新旧，但不应笼而统之，简单画线，一概否定和全盘摒弃旧道德。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不排斥华夏传统文化。讲到道德，孙中山虽然也讲旧道德、新道德，然而他却与新文化人物不同，并非一味喜新厌旧和扬新弃旧。他在多次关于“精神教育”的讲演中，都讲到要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国民党一大期间和之后作三民主义讲演，在讲民族主义时，他更是大力倡导要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对华夏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涵和核心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孙中山明确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应加以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抹杀。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再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这就表明，孙中山对旧道德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他多次讲过，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曾经是世界头等强国，这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不是没有关系的。道德之为用，是以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调节世人的言行举止，让人规行矩步，言信行谨，归真向善。道德上了轨道，人民据德而行，当政者握道而治，必定带来民族精神的振奋，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必然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古代曾经的文明和强盛，当然是那时社会道德水准的反映。传统道德的作用、价值，显然是不可抹杀的。旧道德中当然会有“不好的”的一面，但不能因此而将它“好的”的一面也给抛弃了。这一段话，也清楚表明了孙中山对“醉心新文化的人”的不满，将“新文化”是与外来民族的“压迫”联系了起来，并使用了“横行”一词，这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盲目崇外，一味贬斥中国传统的不良之风的反感。

孙中山以上讲到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传统道德的基本点，或曰核心点，也是备受新文化人物严厉抨击、极力摒斥的箭靶子所在。对这些东西应当怎么看？ 孙中山在他的讲演中，逐条逐项，做了全面的阐述。

──忠孝。什么是忠？ 孙中山说，做一件事，始终不渝，做到成功，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忠是好道德，要保存。在民国，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如果以为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民国道德被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讲到孝字，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至。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 仁爱。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所谓“爱民如子”，所谓“仁民爱物”，对什么事都用爱字去包括。中外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是实行仁爱。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 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诚信的。讲信用，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口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外国人和中国人做生意，都赞美中国人。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 和平。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中国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即《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是“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其特色是“要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是一篇“精微开展的理论”，“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所有外国人都没有这样讲过，是我国政治哲学中“独有的宝贝”。这也属于道德的范围，是应该保存下来的。

孙中山以上讲演，对中国传统道德之内涵和价值做了全面的阐述，充分肯定，赞誉有加。他所讲的这几条，新文化诸子的评论是截然不同的，如陈独秀说“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可见彼此的认识和结论相反，相去何止千里！ 孙中山的讲演，讲到了历史经验，对中国、外国的情况做了比较，并引述了外国人（罗素等）相关的观感；还有一点，提出了对于传统道德的认识，不能够只看字面的意思，而应当理解和掌握其精神实质，等等。显而易见，这是一篇孙中山对旧道德的翻新、改造和重整之作，是一篇烙上了孙氏印记的道德观。

应当指出，孙中山这里提出的对传统道德应着重于其精神实质，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具体说到“忠”字，古时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忠于责任，如此等等，这是对“忠”的精神实质的继承和翻新运用。这种办法，此后也有人引申和发挥过，还给起了个名字，叫做道德的“抽象继承法”，当然这是曾经备受批判和责难的。然而，由孙中山倡导、后人发挥的道德“抽象继承法”，实在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为对任何传统的道德观念、意识和行为举止，要说继承的话，只能是抽象继承，也就是领会和运用其精神实质，而不是去仿效它的表现形式或具体做法。自古以来洋洋乎大哉的顺德而行的人物，各有不同的道德表现，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是不同时代的道德楷模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道德衍译。他们将固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以自身的行为和不同的形态展现于世，表现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很显然，后人要继承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所涵蕴的精神，至于对他们各人的具体表现、具体的言行举止，那是不必去仿效，也是“继承”不来的，这不是“抽象继承”吗？ 时至今日，讲到“忠”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忠于职守，政府官员就职，要举行宣誓。这就是对“忠”的价值观的抽象继承，是赋“忠”字于新意的运用。可见，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旧道德重整原则，是无可挑剔的，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孙中山以上的讲演内容，讲述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及之后，这应当不是偶然的。

有学者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及后欧风东渐，新、旧潮流互相冲突，传统文明愈加失落，整个民族之道德水准，日益滑坡。

1913年8月，李大钊发表过《风俗》一文，对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气，人群的心理、道德和精神状态有很细致的描述。其文曰（摘要）──

政如疾风，民如秋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将军变色于庙堂，豺狼横行于道路，雄豪自专其政柄，强藩把持其兵权。论功闻击柱之声，思乱多满山之寇。其民敢劫货杀人，有士皆鸡鸣狗盗。祭祷开淫祀之风，有类好巫；嘉禾锡聚敛之臣，庸知尚俭。仁暴不同，流风自异，与人以术不以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迺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不为光武之成，徒事孟德之毁。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写尽了当时社会各界风气败坏，道德颓丧的情形，简直是一幅道德坍塌的乱象图。孙中山在他的讲演中也说过一句很重的话──“民国道德被破坏了”，显然亦有道德坍塌之忧。曾经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这时就中国固有旧道德所发表的意见，并非是冷静的结论，而带有浓厚的感情成分，是即兴式的呼吁和发挥。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种看法无异于否认了孙中山重整传统道德的意义，以为述旧不足以矫枉，或以为孙中山是一位以西学为主的新派人物，他的思想意识是倾向于新道德一边的。这就未免流于表面化、简单化矣。实际上，孙中山有感于新、旧潮流冲突，西学“横行”，中国固有道德蒙而不彰，国民无所适从；出于道德坍塌之忧虑，正是要溯源追远，发幽显隐，述既往，讲传统，以正世风之浇漓。此乃大有深意的举措，怎能说是“即兴式”之作为呢？ 当时，孙中山既有以旧道德来救治人心世道的愿望，亦有传承华夏民族道德传统的担当。当年不远万里而来，与孙中山有过数度面谈的共产国际使者马林，曾亲耳听孙中山说过，他是孔子的“直接继承者”。可见在孙中山的胸襟之中，确有“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的情怀，有追随孔子，传承道统的担当。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也说，孙中山是一位将孔孟之道发扬光大的人物。因此，孙中山当时对于中国旧道德的大篇阐发，无疑带有正本清源的意味，是要通过道德的重新整合，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孙中山在作了上述讲演一年之后就死了。历史情况已经表明，他所阐发的道德观，并未收到什么实际效果，旧道德如同用破了的扫帚一样被摒弃的情况，依然如故。此后数十年，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乱象，一日一日地继续着。李大钊《风俗》一文描述的道德坍塌现象，不但没有歇制，反而花样翻新地不断重演着、活现着。道德的持续坍塌，除了掺杂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之外，西方话语霸权扩张，西化、泛西化狂潮泛滥，华夏文明失落，民族精神受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陈寅恪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伤哉此语！ 警矣此语！

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所谓旧道德，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时至今日，中国要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要提升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地位，当然要虚心学习外国，努力借鉴外来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不能对民族传统采取虚无主义、任意否定的态度。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任何发展都只能是畸形的发展。而脱离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的煦养，也无从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孙中山的道德观，值得再读。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