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

我最尊敬的资中筠先生，她真是女中豪杰。

前前后后，她送了五本书给我：（1）《20世纪的美国》，（2）《20世纪的欧洲》（她的爱人陈乐民先生著），（3）《斗室中的天下》，（4）《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丰编），（5）《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

基本上，我阅读了她的大部分著作。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2004年3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她的一次演讲，题目是《大学文科向何处去——在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当清华人以清华出了多少政治局委员、多少部级以上官员而自豪时，她毫不客气地指出，“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她说，名牌大学之为“名牌”，不是靠出高官巨富，而是靠学术水平。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她特别强调，“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好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这真是高瞻远瞩，掷地有声！

《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刊出了她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我阅读后，立即去信：“拜读之后，觉得此真天地间之至文，在中国五千年政治思想史上，必将成为经典。请恕我冒昧，读罢此文，我竟高诵：‘才难，不其难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在您面前，中国历史上的才女都将黯然失色，只有居里夫人的贡献，才可以和您东西辉映。”

信写于2011年5月15日，那时，她应邀来南昌大学讲学，讲题是美国的对内民主与对外霸权。我听了后，在信中提出了疑问。她回信说：“关于国内民主与国际霸权的问题、道义与强权的问题，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容以后有时间再讨论。今奉上将近十年前对伊拉克战争的思考，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请指教。”

原文摘要评述如下：

旧话重提

——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2002年3月）

作者按：这是美国扬言要攻打伊拉克而尚未付诸行动之前本人的一份思考要点。当时我国和全世界一样出现“拥战”和“反战”两种意见。简单说来，拥战者把它视为民主对暴政，反战者则视为美国霸权主义对主权国家。我本人未参与公开争论，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没有深入研究，即伊拉克的真实现状和民情。就当时已知的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我总的倾向是反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但是理由又与多数反战者不同。当时记下了自己思考的要点，除摘要以电邮发给个别朋友外，从未发表过。现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从电脑中调出这篇要点又看了一遍，我不敢自诩先见之明，但大部分思考仍未过时。今照录如下，也算立此存照，并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依归应是伊拉克大众、美国大众以及世界和平和秩序。

1.伊拉克

萨达姆是暴君，推翻不足惜。

问题：

（1）应由谁来推翻？应由伊拉克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内部没有足够的核心力量，即使靠外力推翻萨达姆，也很难完全靠外力扶植一个政权而不引起内乱。

（2）伊拉克人的心态：他们有强烈的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传统，复杂的与基督教文明的宿怨，还有长期美国支持以色列造成的局面，因而民族主义比民主诉求更强烈。

（3）战争的“短痛”强于暴君统治的“长痛”。先进武器的倾泻，稀世古迹文物的毁灭，很难建立起民主乐土。

2.美国

问题：

（1）美国不能帮伊拉克人收拾残局、重建家园。

（2）美国民众将会反战。

（3）国际上空前孤立。

（4）称雄一时的美国可能会由于打伊拉克而走下坡路。

（5）如果这次打伊拉克能胜利，美国对外将更霸道。

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思想传播，却不能靠武力强加。美国领导人对待别国的思维方式与苏联领导人有类似之处：1）美国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2）以解放全人类之名推行自私的国家利益；3）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行高度实用主义（萨达姆原本是美国扶植的）；4）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和平主义”可能是人类最明智的选择。

后记：今天，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没有画上句号。以上“要点”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没有答案。伊拉克民主前途如何，可能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反恐越来越多，效果适得其反。

资先生针对我的质疑，寄了这篇《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给我。她真不愧为美国研究的专家，而我特别领悟到的，却是人性与制度的关系。欧美人，大多主张性恶论。因此，强调法治，把一切拥有公权力的公仆们统统关在法律的铁笼子里。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注意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素质。正如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市场经济，一方面大力提倡道德伦理的修养，使全体社会人不至“唯利是图”，而是“见得思义”，自觉遵守游戏规则。

这就牵涉到政治体制问题。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大力推行民主宪政。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新领导班子针对过去的弊端，有重点地从根子上抓起。针对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导致贪污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定要把权力关进法律的铁笼子里。这一口号的提出，实在是大快人心。你说世界上哪有一个民主国家会通过房地产开发来维持GDP的发展速度的，由此而爆发无数的拆迁惨剧（或自焚以抗议，或爆炸政府机关以泄恨），导致普通人终生收入却买不起一套住房，而有权有势的人却拥有多套房产进行炒作，如盛传的陕西“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m2。而其人不过是陕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另外，如“看病难”“入学难”与上述“住房难”，形成新的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是既得利益集团亦即权贵资产阶层造成的。

关于高层人物的穷奢极欲，《新民周刊》2011年第21期第88页沈嘉禄《特供那点事》一文说了个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国内政变，走投无路，只好在中国做寓公。一次来上海参观，在城隍庙吃饭，由南市区饮食公司操办。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工作人员都要事先政审过，民兵在厨房里人盯人，防止坏人投毒。我是做点心的，芝麻、瓜仁要一粒一粒捡过。还有一道鸡鸭血汤，师傅三下南翔才找到正宗的本地草鸡。这个鸡卵是附着在肠子里没有形成鸡蛋的卵，才黄豆那么大小，配玉白色的鸡肠和深红色的鸡血，赏心悦目。但不是每只鸡都有，开膛一看，没有，这只鸡就白牺牲了。总共杀了多少？传说是108只。但是当天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打网球，打到兴起，不来了，第二天再启驾。为了这碗汤，又大开杀戒。”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刚刚过去。

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呢？公款消费200亿！

正与资先生讨论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时，看到《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有一篇《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作者彭国翔，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我是完全赞成杨先生《我看“中国模式”》一文的观点，所以立刻写了一篇《“尊孔读经”不可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

现移录如下：

“尊孔读经”不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

——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杨继绳先生的《我看“中国模式”》和彭国翔先生的《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我都认真研读了。首先，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两位先生大方向都是一致的，都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崛起。其次，他们俩不同处，是关于“尊孔读经”与民主宪政的关系。杨先生认为今天再提倡“尊孔读经”，只会阻挡中国的民主化；而彭先生则认为“将自由主义的精神与儒家传统的价值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才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认为彭先生如若对下列几点明确了，他就不会反对杨先生的论点和结论。

第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具有民主精神，但它不存在于孔、孟、荀的儒学中。

第二点是，儒学的土壤是农业宗法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成为皇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会被历代王朝所利用。

第三点是，新儒家企图把自由主义与儒学结合是不可能的。

第四点是，近年来的“国学热”“儿童读经”是一种政治行为。

先谈第一点。

2010年，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上，曾发表《从黄宗羲的遗民身份说开去》一文。重点是说明黄氏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实质是民为主，君为客。此“客”如同旧社会地主、富农雇的长工或短工，都称“客作”。黄氏何以能产生这种民主思想呢？我以为来源于先秦时代。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云：“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自）利也。”此与《原君》所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生之初……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如出一辙。上博简《容成氏》认为，从上古帝王到尧、舜、禹，皆推行“不授其子而授贤”。《子羔篇》亦云：“昔者而弗世（父传子）也，善与善相受（授）也。”黄宗羲自然看不到这些当代出土文物，但他熟知《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记魏惠王两次让位于其相国惠施；《战国策·秦策一》：“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史记·燕召公世家》记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国子之（以上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仝卫敏《“孝公欲传商君”说释疑》）。

黄宗羲之所以能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光辉而具有超时代意义的命题（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除了从传统文化获得启示，更主要的还因为明朝皇权专制的空前黑暗与残酷。任何先进人物的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这源来自传统文化，更来自严峻的社会现实生活。

然而这种民主思想却并非来自儒学。

儒学自然也经受过上述民主思想的洗礼，证据便是出于汉儒之手的《礼记·礼运》。孔子对“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大同”世界是“有志”的。但他面对的，却是《公羊传》所说的“据乱世”，即“礼崩乐坏”之世。他所企求的是“小康”之世，即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所以，他的《论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只是伦理学。伦者，类也。五伦即五类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实际就是说明如何处理好这五类人际关系。《礼运篇》针对“礼崩乐坏”的现象，强调礼治，最终目的是：“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这也就是《论语》中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天下、国、家（卿、大夫的食邑）才能治理好，亦即鲁迅所说中国人民能安稳做奴隶的时代。

掌握了这个钥匙，你就能洞开儒学所有的锁，也就懂得它为什么对统治者要求他们以礼乐为治，而对被统治者则要求他们以孝悌对待尊长。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而礼最大的作用，就是紧紧绑住卑贱者的身子，使“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总之，富贵贫贱，都得世袭。这种身份的硬性规定，被统治者必然于心不服。于是，“礼之用，和为贵”，用乐（yuè）来达到和的目的，亦即让你心甘情愿做卑贱者。这就叫做“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所谓“王道”，所谓“仁政”，其实就是劝告统治者“平徭减赋”，不要超经济剥削，不要杀鸡取卵，以致激起民变，使载舟之水覆舟。

我敢说，孔孟之道，如斯而已。其中决不可能产生民主观念，更无所谓自由主义精神。五伦（五常）已如上述，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与五常配套。要臣忠、子孝、弟恭、妻柔（妇，伏也），必然要俯首贴耳以服事其上，这才能稳定与巩固这一宝塔式的统治。请问，这样的社会，能产生自由主义精神？

彭先生文章里提出“恒称其君之爱者，可谓忠臣矣”，“从道不从君”，“以德抗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请问，这种对皇权专制的批判，就是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精神吗？

“从道不从君”，最好的例子是文天祥。他战败被俘，囚于燕京，元蒙君、相命瀛国公赵显（原南宋德祐帝，降元后被封瀛国公，时年九岁）劝降，文天祥哭拜于地，坚请回驾，决不从命。文天祥这种忠义，曾使元人许有壬感叹： “顾肤敏祼（guan）将之士，不知为何物也。”“肤敏”“祼将”，见《诗·大雅·文王》，指投降周朝的“殷士”。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真正实践了孔孟之道。然而这种“从道不从君”，内涵有民主思想吗？

所以，儒家任何圣、贤、君子，不怕他们如何激烈地批判朝廷，也只是批判那些无道昏君违背了先王之道，而不是把皇权专制作为一种制度来批判。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批判是为了补台，而不是拆台。

“以德抗位”，道理相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先引曾子的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从而引申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即所得“以德抗位”，但此德是“辅世长民”，即辅佐君主治理人民，请问，这与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何关？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这话表现的仍然是“格君心之非”的“比干谏而死”的精神，和子思的“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精神是一致的，魏徵对唐太宗不就是这样吗？海瑞上疏给明世宗，把他的年号“嘉靖”，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成“嘉靖嘉靖，家家干净”，其“称君之恶”尖锐到何等程度？但这和民主、自由何关？

所以，彭先生根本失误之处，是把儒家的批判精神，看成是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其实完全是两码事。

再谈第二点。

中国列朝历代的皇帝，不论汉人、蒙古人还是满人，自汉武帝以后都“尊孔读经”。要说这是儒学被皇权所利用，那么，同为“显学”的墨家何以不被利用呢？就是法家，他们的著作是帝王统治术的教科书，汉宣帝却对太子说，汉家制度是阳儒阴法。可见皇权所以利用儒学，正因为儒学能帮助皇权更巧妙地统治人民，仁义的说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士为四民为首，这班人，既可以成为皇权的帮凶，也可以成为捣蛋鬼，所以，愚民必先愚士。最巧妙最高明的方法，就是以利禄来勾引读书人。皓首穷经的结果，少数人爬上去，成为“入彀”的“英雄”，范进是典型；多数人爬不上去，成为孔乙己。这就是所有王朝的所谓“崇儒重道”。朱熹总算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沉痛地说：“（夫子之道）千五百年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这当然是事实。原因正如秦二世（胡亥）所说：“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隋炀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荒淫无度，体力不支，小臣泣谏，他被感动，听其安排，独居一室，屏绝酒色。但不终朝，即怫然出，曰：“如此，何贵为天子耶？”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帝王的内心：做皇帝就是为了“屠毒天下之肝脑，以供我一人之淫乐。”所以，历代帝王无不“尊孔读经”，但也决不身体力行。可又必须高举儒学的旗帜，把它做遮羞布，做欺骗人民的假面具。

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有适合它萌生、成长、壮大的土壤。皇权制度和儒学都只能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儒学作为上层建筑，它正好为皇权政治服务，所以，它总是受到每个王朝的青睐。一切统治者都必须运用“瞒”和“骗”的手段去愚民，儒学正好作为道统，来为皇权这一政统服务。

再谈第三点。

民主政治的土壤和儒学的土壤，是异质的，两者完全不同。正如一位学人所指出的：民主制基础必须彻底打破宗法血缘关系，这才能产生：（1）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性，（2）个体皆平等，（3）个体有选择权，（4）对当权者有监督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高惠珠《也谈儒家文化是否先进文化——对涂可国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

所以，新儒家企图把自由主义与儒学结合是不可能的。严复早就指出过：“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第1册）要从儒学中发掘民主的因素，也等于缘木求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单凭这一句，新儒家其将何辞以对？

最后，第四点。

近年来的“国学热”“儿童读经”，并非纯粹是民间自发的，也是政府行为。雷颐的《启蒙与儒学：从维新到五四》（见《读书》2010年第11期）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现象的出现，官方和民间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民间主要是从“人心不古，道德沦亡”角度考虑，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搞得大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假冒伪劣，充斥官场和市场，社会风气也黄毒烟赌，治安堪虞。为了挽救人心，重振道德，大家便乞灵于儒学。

这里有一个盲点，以为上述一切罪恶，都是源自市场经济，其实大谬不然。德国的商店经理，你要说他卖假货，他会和你打官司，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并非他道德高尚，而是德国法律规定：卖假货要受到法律严惩，其赔偿甚至会使他倾家荡产。所以，中国大陆的假货横行，是由于没有法治。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和法治相辅而行的。

至于官方提倡“国学热”，自然是为了建造和谐社会。全国到处爆发群体事件，实在害得官家人焦头烂额，不遑宁处。为了维稳，除了动用军警力量而外，为了釜底抽薪，干脆学习王阳明“除心中贼”方法，从孩子抓起，让他们从小就背诵圣经贤传，长大以后，自然循规蹈矩，不会犯上作乱了。

其实真要提倡“国学”，我倒建议决策精英们不妨以身作则，自己先“国学热”一下，把《孟子》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实行起来。真能做到这两句，我保证官民同心同德，天下永远太平。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如欲现代化，并成为崛起大国，灵丹妙药不是“尊孔读经”，而是让全国儿童从小就学习如何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决不能例外。

此文于5月20日挂号寄资先生，请她审阅修改后转送《炎黄春秋》编辑部。

5月25日，上午7：50，接到资先生自北京来的电话：文章收到，另有信来，她要加上几句，先征求我同意。我说：“您改了就行，我完全同意。”她说：“那不行。”我非常感谢她的认真负责精神。她说那信很快可以收到，如果同意，打电话告诉她。

5月30日，资先生来电话问信收到了没有。我告诉她：双休日离退办不取信，今天星期一，要10点才去取，现在才8：07。她说：“您今天如果收到了，同意加的话，请即来电话，我立即送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去。”

这天上午，10：08，我在信箱中收到她的信：

南山先生：

大作拜读，分析透彻，深有同感，当遵嘱即寄《炎黄春秋》。唯有一小小建议：倒数第三段关于官方提倡“国学热”，是否可以在最后加一句：“当前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抵制所谓‘西化，亦即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才是目前当政者之急需，明知与“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的，但是“马”已失灵，只好乞灵于孔。先生如果同意，我就代为把这句加上，或者先生另外措词一段寄来。

望赐复，此祝

近安

资中筠

5月23日

如简单的几句话，电话告知也行。

匆忙之际，把我的名写成“南山”了，好在信封并没写错。有朋友开玩笑说：“资先生知道你比她大七岁，希望你‘如南山之寿。”

我十分感谢资先生的帮助。我得到她的指导，产生当年和钱锺书先生通信的感觉。

但是，此文后来并未刊出，我和她也没再提到这件事。“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但，这件事，她和我仍如桴鼓之相应。《中华读书报》同一年（2011年）12月21日第18版，该报记者韩晓东的《资中筠：知我者谓我心忧》，提要说：“这一年里，她的思考与写作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并针对‘大国崛起语境中逾演逾盛的虚骄之气，毫不客气地否定‘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

她是清华校友，可是，“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有点像是‘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因为现在的清华是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转向趋炎附势的熏陶。——这是2011年的讲话。

可是2014年9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中青评论”栏李斌《考北大清华不应是最大教育政绩》一文披露的广东省江门恩平市，政府对“考上北大、清华重奖一百万元，并赠送一套洋房。”该地政府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在家乡设立3000万元高考专项奖励基金，用于奖励2015年至2021年考取北大、清华的考生及教职人员，每年奖金总额五百万元。据说地方政府大都有这种北大、清华情结。

两相比较，资先生和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对清华的看法真是天渊之别。

关于“尊孔读经”，她说：“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把孔子作为一种工具，异族统治的时候特别尊孔，为了统治和笼络中国的读书人，要抬出孔子来。在抵制一切新的思想的时候要抬出孔子，想要解放思想的时候，就要非孔。”她说：“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上，与其重复去尊孔读经，还不如重新再开设公民课。”——这仍然是2011年说的话。

可是，2014年9月4日，《南方周末》第4版，该报记者张瑞、实习生张维的《十字路口的读经村》，另一记者翁洹、张瑞的《读私塾的孩子》；特别是9月11日的《南方周末》第4版，该报记者郭丝露、特约撰稿王乐的《“女德班”：教现代女性守妇道》一文，使我这91岁老人错愕莫名。我忍不住在文末空白处批：“怪现状！”“贼夫人之子！”“救救孩子！”“解放妇女！”我从小背了十二年古书，大学教古典文学，可我一直反对“国学热”，尤其反对“儿童读经”。至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这样的“女德”精髓，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不知人间何世。这还是建国65年的共和国吗？《小二黑结婚》作者如果活到今天，面对这种现象，他该作何感想？资先生见到这些新闻，她又该如何惊诧莫名，悲愤交集！

今年（2014年）3月3日，刘松来教授给我送来资先生的《我对当下中国的几点看法》一文复印件。讲话时间是1月16日。所讲各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也是触目惊心的。资先生引了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资先生说：“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议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孙立平、资中筠两先生的话，使我想起自己关于苏联解体的两句诗：“鱼烂梁亡哀覆辙，鲸吞国败视降旗。”“整个民族的溃烂”就是“鱼烂”啊！

今年（2014年）《炎黄春秋》第7期刊出资先生《革新中国统历史观》一文，最精彩的部分是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存在两种视角：你是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还是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经过她这一分析，读者对世界大势和国内形势，顿有豁若启蒙之感。资先生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确实是大手笔！

资先生曾对周有光老先生表示对中国前途的不乐观。我倒乐观：社会总会摸索着前进，人不会被尿憋死。乐观不是廉价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京沪部分学者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讨论“跳出历史周期律何以可能”，王长江的《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指出：“怎样管住权力，跳出历史周期率，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国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着反反复复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便总体上停止了。”所以，他强调，“今天，我们需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燕继荣指出：“用革命建立政权，但必须终结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要终结革命，就必须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实行依法治国。”孔寒冰更指出：当下重提群众路线、禁止大吃大喝的八项规定，“这些措施就是遏制已成油水的党群关系向水火关系的深渊滑去的良药。”

我就是凭这些乐观的，相信资先生也同样。

2014年9月17日写完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