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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统治”——对伊格尔顿审美话语中政治性的爬梳与理解

2015-01-28周品洁山东大学威海264209

大众文艺 2015年13期
关键词:葛兰西领导权理性

周品洁 (山东大学<威海> 264209)

虽然关于美学的定义各哲学家都有其不同的看法,但其中具体、实在的内容我们应该有所把握,比如对审美活动、审美对象、审美心理、审美经验等的理解。对于美学与政治这样广泛的关系命题,抽取其中一个方面来谈,应更为具体有力。伊格尔顿于具体审美话语上并没有系统的归纳,但他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所思考的审美话语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这里面也隐含了他是怎样认识美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一、 起始:启蒙运动中意识形态的审美话语

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的产生归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那个时候,这个名词还没有我们今人所赋予的有些贬义的味道,它是“属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梦想,企图像描绘身体的运动那样以一种非常细密的精确性描绘人的心灵。”这个词是由法国大革命里一个革命贵族德特雷西造出来的,他认为只有人对自己心灵进行理性控制与守护,才能避开暴力而解决社会与政治的问题,这里面强调理性作用:人在理性中获得自我,解决问题矛盾。但这个概念同时也激怒了一些反对者,这些人认为把人类繁杂直觉的事务交给理性批判是一种亵渎,是一种庸俗的还原与解剖,这也是弗洛伊德把心灵当作心脏来解刨从而备受攻击的原因之一。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反对声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特别挑出了拿破仑的反对声音:“他抱怨德特雷西和他的同仁们是‘空想家’和‘空谈家’,企图毁灭男人女人们赖以生活的给人以抚慰的幻象。”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抚慰的幻象”,这也是独裁政治存在的一个条件,超常理性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性知觉,抽出了平衡、维护利益关系的审美感受,于是拿破仑认为这种理性会使统治的内化力量(“抚慰的幻象”)逐渐瓦解消散。于是这种高高在上,不近人烟的空想,于此后落入了空洞的唯心主义,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便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而非概念)展开的批评。

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梳理,看到了它产生的政治背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理性理论,其中解放自我的审美话语是为这个光明伟大的政治梦想呐喊助威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空想与空谈,仅仅成为了一个高深高远,不近人情的理论,同时也潜伏着瓦解统治内部审美力量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漂浮不定的唯心特性展开了批评,而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之上,又补充发展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 发展:在葛兰西“领导权”下的阐释与探索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有一番系统的论述,伊格尔顿在对其分析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美学并不是完全自由的、非功利的、自律的,它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领导权不仅仅指对人们的强制,葛兰西的阐释更深刻:领导权旨在赢得它所统治的人们对它的赞同与认可。霸权的意味不仅仅是强制力,更有聚合力,这有点类似新殖民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表现。

伊格尔顿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挖掘到了潜在的美学意味:领导权中有一部分是美学意识形态,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审美话语塑造社会成员的顺从意识,手段很隐蔽,是通过教会、学校、报刊等公共机构来塑造的,这是一种有弹性有空间的手段,在伦理道德、行为习惯中潜移默化了顺从与服从。关于具体的潜移默化方案,伊格尔顿认为首要在于“从内部改造人类主体的进程,以及传达主题的细腻感情的过程和传达肉体对不是法律的法律的最微妙反应的过程。”这里“最微妙的反应”在于审美话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政治实践,使在统治领导下的主体出于本能地去习惯去顺从,也常常是我们所讲的道德、责任、对他人认可的期待、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具体实例数不胜数:陆秀夫背着少帝于崖山的自尽、吝啬鬼葛朗台死抱着财富想当“选民”的夙愿、撒切尔政府统治下对勤俭节约美德的推崇等等。这些日常的、生活的、伦理的、道德的观念,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细加分析,便能体会出深藏于政治实践中审美话语的力量,让人有些不寒而栗。既然意识形态中含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制约性质,那么它就与自由的概念有着微妙的关系。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明晰地对其进行了解读:“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说是解放知识。”

伊格尔顿对审美话语于政治实践上作用的解读还有其深刻的当代性,他的“潮流”理论集中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审视与批判。在意识形态上,后现代主义大声宣扬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解构支离,只留下消费主义与娱乐精神。但这种“终结”本身就是个反讽,具有级强烈的意识形态味道:我们在电视、网络、名牌、标签中一门心思地想认真成为大娱乐家与“会生活的人”,这看似与意识形态无关,个体自由了,解放了,实则这种消费文化与娱乐精神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歌舞升平的一片祥和中,斗争与叛逆看起来不可思议,思考也被规规矩矩地包入书中,统治者对这种“正当统治”无比满意。此时,权力与我们的主体性合而为一,于是我们的叛逆就不仅是对某个阶级的背叛,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僭越。

三、 局限:对审美话语非意识形态属性的忽略

伊格尔顿虽然在审美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方面有着精彩的论述,但当他把这套论述具体到文学批评上时,就显露出了一点瑕疵。

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赛义德认为,“批评的本质就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美国批评家詹姆逊也宣称,一切事物都是政治的。这些宣言虽然富有激进的美学锋芒,但逻辑上似乎有所损伤,而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这样的理论同样也需要深思。

审美话语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包含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包含着许多非意识形态的属性,比如情感、价值、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感性问题。因此,在文学批评中,“正当的统治”问题需要注意,而统治之外的美学问题也需要注意,有力的批评要置于具体的感性话语中才能更好发挥其深刻的批判力。

四、 结语

虽然伊格尔顿对审美话语作用的阐释略有瑕疵,但他毕竟深刻地指出了它对政治的作用,并由此推广至文学领域:提倡把文学放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考量,提醒着意识形态有会“无意地滑入唯心主义信念的危险”。在伊格尔顿的提示下,我们看到了审美话语是带有利益关系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并与政权的夺取与推广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也是伊格尔顿在美学与政治关系上的伟大探索。

[1](英)伊格尔顿著,马海良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8.

[2]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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