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论文学作品中女性沉默的反抗

袁 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女性的反抗是沉默的，她们历来受到来自男权世界的掌控和压迫，甚至在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作用下，女性自我也认可了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女性作为“第二性”和“他者”即便是反抗，也是以沉默的声音来控诉男权世界。笔者把女性的反抗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积极的方式，以使自身变强大为手段，跻身于男性世界，获得永久的主体性；二是消极的方式，用堕落，展示自己的丑陋的方式，反讽男性世界，获得暂时的主体性。

女性；他者；沉默；反抗；《花逝》

女性反抗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里多种多样，其中不乏惊世骇俗者，但大多数女性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沉默的声音反抗男性中心主义。女性的反抗有两种类型：一是积极的方式，以使自身变强大为手段，跻身于男性世界，获得永久的主体性；二是消极的方式，用堕落，展示自己的丑陋的方式，反讽男性世界，获得暂时的主体性。她们突破内在性走向超越性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论途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出生望族的上荻野吟12岁嫁入邻乡富户家中，却被在外花天酒地的丈夫染上了为世人所不齿的淋病，又被丈夫抛弃赶回了娘家。性情刚烈的吟子做出了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举动——离婚。在备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她独自前往东京求学，历经种种苦难和磨练，成为了日本第一位女医生和有名的女性社会活动家。

小说中吟子在饱受了丈夫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下选择了离婚，这在日本保守的江户时代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对于大户人家，离婚是莫大耻辱。吟子的这一举动正是消极的反抗，在当时看来，原本已经伤痕累累的她用离婚的方式选择自暴自弃。这种方式是违背男性世界的规则，将自己的丑陋和失败彻底展示出来，以此反抗男性的压迫，控诉男权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吟子通过求学和远行来丰富自己，获得了作为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积极的反抗方式。“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文本将两种方式的反抗过程和进行结果都在同一人身上先后体现出来，作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两种反抗方式的赞同和对于积极的反抗方式产生更好的效果的肯定。

沉默的反抗有用吗？积极的反抗方式能够获得永久的主体性人格和个体解放。原因有三：经济基础、创造性和道德责任感。

首先，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谈反抗简直就是空想，因为“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们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吟子通过艰苦的求学成为医生，尽管饱受质疑，但终究获得了自力更生的权利，不再接受男性的施舍。因此，积极的反抗可以获得独立的经济权，这是女性反抗的物质保障。

但是，仅仅有经济权是不够的，没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生存方式也置女性于悲惨境地。妓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经济权，“她通过让男人付钱而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工具”，从而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嫖客反而成为了客体。“高级妓女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男人需要的那种女人来获得巨大的权力。她对男人施展自己的魅力，从而往往使男人屈从与她们的意志。然而，高级妓女不具有超越性，她无法揭示世界的意义，她的工作不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简单重复毫无创造力的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不会让女性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因为她在其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是主动创造。积极的反抗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简而言之，女性在积极的反抗是进步的渐进过程，这种主动探索世界和反抗压迫的行为让她们肯定自身的主体地位。吟子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医疗方法，造福病患的同时也解放了自己，因为她在创造和超越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主体价值。

波伏娃指出，人们对女人的首要指责是她缺乏道德责任感、最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这种指控并不为过，但是塑造女人这种品质的是男人，因为他们没有让她有机会去承担责任，从小就没有培养她具有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他们要求女人具有“女性气质”，而“女性气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被动性”。“她处处感到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是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正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女性在积极的反抗男权世界的同时会树立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她会抛弃男性这个“代理人”而直接同世界发生关系，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负责，通过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来揭示世界的意义。很多女性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拒接承担道德责任来消极地反抗男性，例如：任性、易怒、多变、不守时等，因为正是男权社会和男性把她们培育成不需要承担道德的绝对他者。吟子自从决定学医，她就开始逐步培养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她最初的愿望是“不让像自己一样的女性患者再次受辱（被男医生检查下体）”。但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以后，她就把所有病患的治疗变成自己的责任，甚至对受男性折磨的女病患进行思想启蒙。女性一旦感觉到自己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她就不在用少女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像男性一样树立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

女性用沉默发出反抗的声音本身就是不明显和被动的，两种反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表达了反抗男性和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诉求。虽然积极的反抗让个别女性摆脱了男性的直接控制，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女性群体的现状，反而为男性设计的规则投了赞成的一票。女性在男权世界的框架下，遵从男性颁布的规章条例，获得了成就和来自男性的肯定就是成功了吗？也许这就是男性为维护自己对世界的统治而设计的一部分——给予“第二性”一些蝇头小利以消磨她们的反抗意识。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女性被男性“收编”了，成为了他们统治世界的工具。

如此看来，消极的反抗才是本质上属于女性群体的方式，这种方式令男性震撼，甚至恐惧。正如吟子执意离婚一样，她挣违背了原本设定好的规则，变成了不可掌控的一部分。诚然，消极的反抗方式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最好的结果，它只能瞬间爆发力量，并且是隐晦而难以理解的。笔者认为女性应当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和反抗模式，而不是沿用男性创造出的现成语言和模式。沉默的反抗是有价值的，它帮助一部分女性树立自己的主体性，但只有形成一套属于女性自己的完整体系，才能实现群体的解放。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I》.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II》.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美]萨利·肖尔茨，龚晓京译.《波伏娃》.北京：中华书局，2014.

[日]渡边淳一，王梅丽，史旻译.《花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袁梦（1993—），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文学、女性文学、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