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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70；2.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3.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我国牛羊源人畜共患病的防控现状

郭爱珍1，2，任宁宁1，2，邓明亮1，2，陈颖钰1，3，陈焕春1，2

（1.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70；2.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3.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我国牛羊业迅速发展同时增加了包括布鲁氏菌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和包虫病等牛羊源人兽共患病的流行风险。 本文具体介绍了我国人兽共患病的流行现状，从健全法规、完善补偿制度、加强检验和流动控制、加快相关技术的研发进程等政策层面上对影响防控效果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防控水平提供帮助。

人兽共患病；牛；羊；预防；控制；根除

自21世纪以来，我国牧业总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保持在30%～35%之间，较上世纪有明显增加（P＜0.01）。2012年，我国牛饲养量、牛肉和牛奶产量均排名世界第三位；羊饲养量和羊肉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位。

1 我国牛羊业发展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活优裕，资源充足。牛羊业发展是满足上述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

1.1 牛羊业发展符合我国人民的消费需求

牛羊肉是低热量、低脂肪和胆固醇、高蛋白质的肉类。尽管我国牛肉和牛奶的人均消费水平尚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但是，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迅速增长。1990年，我国人民的肉类消费中，79.84%为猪肉，牛肉和羊肉比例分别只有4.40% 和 3.74%。至2013年，猪肉消费比例降至63.70%；而牛肉消费比例增加近1倍，至7.90%；羊肉也有一定比例增加，至4.78%。牛奶总产量也较1990年增长了9倍。

1.2 我国牛羊业发展符合少数民族的生活愿望

穆斯林少数民族有消费清真牛羊肉和新鲜牛羊肉的习惯，这种刚性需求随着人口增加而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牛羊业发展有利于促进这类地区社会稳定、生活优裕和经济发展。

1.3 市场需求促进了牛羊业发展

近13年来，牛羊肉价格持续上升，大大刺激了养殖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牛羊饲养规模的扩大。2013年牛肉、羊肉（去骨鲜肉）平均价格分别为58.81元/kg和 61.88元/kg，较2000年分别上涨了3.7倍和3.3倍。价格上涨反映了需求旺盛，专家预测：2020年和2030年中国市场上牛肉缺口将分别为604万吨和837万吨[3]。

1.4 牛羊业作为节粮型产业得到政策扶持

牛羊均为草食动物，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秸杆和农产品加工副产物，“变废为宝”。为了促进和扶持牛羊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提出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如，《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全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等，其核心内容都是鼓励和支持牛羊业发展。

2 牛羊业发展增加了人兽共患病的流行风险

随着牛羊业的快速发展，牛羊源人兽共患病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这类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法添加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另一类是由于人兽共患性疾病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非法添加问题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严惩违法行为、调整养殖模式等进行有效遏制，而人兽共患病涉及到从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是一个 难防、难控的科学问题。

2.1 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的防控要点

我国重要的牛羊源人兽共患病包括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日本血吸虫病和棘球蚴病（包虫病）。在农业部颁布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中，这些病种都被列为二类动物疫病。《国家中长布鲁氏菌病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中确定的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中，就包括了布鲁氏菌病、奶牛结核病、血吸虫病和包虫病等4种病。

卫生部门十分重视以上疫病，在卫生部《法定报告传染病》名录中，炭疽、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血吸虫病等列为乙类传染病，包虫病为丙类传染病。炭疽中的肺炭疽虽被纳入乙类，但可直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卫生部印发的《2006—2015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卫疾控发〔2006〕107号）也将包虫病列入其中。其它病种如Q热、牛生殖器弯曲杆菌病、衣原体病、羊口疮等，虽然对人类健康具有潜在威胁，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2 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的流行现状

根据《兽医公报》数据，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发病报告最多的是布鲁氏菌病，其次为炭疽。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我国人间布鲁氏菌病、血吸虫病、包虫病近年来发病数均呈增加趋势，炭疽病发病数略有降低。以布鲁氏菌病为例：2008年发病数为27 767人，2013年发病数为43 486人，增加了57%，反映我国畜间这些传染病未得到有效控制，且在不断扩展，而这些人兽共患病的主要传染源为牛羊。

2.2.1 布鲁氏菌病

关于牛羊布鲁氏菌病的流行情况，据《兽医公报》统计，布鲁氏菌病为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发病报告最多的传染病，且感染率与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04年至2009年全国共发生牛布鲁氏菌病827次，22 760头牛发病[4]；2012年全国共发生布鲁氏菌病5 355次，81 906头牛羊发病，超过2004至2009年总和。2013年全国共发生布鲁氏菌病3 620次，42 720头牛羊发病，2014年1—3月份全国共发生布鲁氏菌病53次，434头牛羊发病，其发病似乎有下降趋势。牛羊为布氏杆菌病最易感动物，其中羊的感染率最高，占家畜布鲁氏菌病感染数的80%以上。

2.2.2 牛结核病

结核病是危害最严重的人类传染病之一。全国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约500多万人，每年因结核病死亡约15万人，目前是全球22个高负担国家之一，其严重性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统计数，2008年全国肺结核发病数为1 169 540例，死亡数为2 802人；2013年发病数为904 434人，死亡数为2 576人。2013年与2009年比，发病数降低了23%，死亡数降低了8%。尽管如此，其发病数与死亡数依然位居法定报告传染病之首。

牛结核病是人结核病的传染源之一。但我国牛结核流行数据主要来自于零星报道，国家未公开发表过系统的权威数据。王君伟等对26个省市奶牛结核的统计表明，个别患病率高达10.18%[4]。姜旭令[5]对山东临沂和莱西两市56个私营奶牛场的荷斯坦奶牛采用牛分枝杆菌PPD皮试变态反应及结核菌素点眼检查，随机抽取检测了1684头奶牛，检出阳性157头，阳性率高达9.32%[6]。随着近年来我国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奶牛数量的增加，牛结核病在人和牛之间的传播风险明显增加。

2.2.3 炭疽

我国炭疽自然疫源地分布广泛，全国30多个省（市、区）都不同程度地有过炭疽的发生和流行。冯书章等统计2007—2011年期间动物炭疽表明，我国炭疽疫情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其中青海和宁夏是发病最多的地区，东三省和内蒙地区次之，东南地区几乎无病例报道[7]。据《兽医公报》统计，2012年全国共发生炭疽52次，96只动物发病，2013年共发生炭疽6次（111只动物发病）。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统计数，2008年全国炭疽发病数为336例，死亡数1人；2013年发病数为193例，死亡1人，发病数有下降趋势。

2.2.4 包虫病

包虫病也称棘球蚴病，该病分布于世界各地，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方病。王立英等对中国疾病疫情监测信息网2004—2008年包虫病疫情报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报告病例主要分布在新疆、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6个流行省份的377个县1913个乡，占全国报告总病例数的98.2%[8]。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2008年全国包虫病发病数为3033例，无死亡报道；2013年发病数为3843例，死亡数1人，其发病数增加了27%。牛羊包虫病的报道主要见于发表的零星论文。李海涛等对新疆和布克赛尔县人群和羊群进行包虫病感染调查，人群肝包虫病检出率为4.4%（23/521），囊性包虫病检出率为4.0%（21/521），泡性包虫病检出率为0.8%（4/521），羊群感染率为3.8%（7/180）[9]。

2.2.5 血吸虫病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省、市、区的435个县。有的地区水牛、黄牛、山羊的血吸虫感染率分别高达25.0%，37.5%，35.6%。有的江滩牛再感染率高达40.6%[10]。但近年来人和动物感染数均逐渐下降，如2008—2012年，湖北省血吸虫感人数由2008年的255 594人下降至2012年的146 484人，感染牛数由2008年的5 555头下降至2012年的499头[11]。但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数则表明全国人的发病数在增加：2008年全国血吸虫病发病数为2 948例，无死亡数；2013年发病数为5 699例，死亡1人，发病数增加1.9倍。

3 我国牛羊源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措施与存在问题

3.1 防控措施

按照《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我国实施重点优先、区域化管理、计划防治、风险防范的策略。虽然布鲁氏菌病、奶牛结核、炭疽等重点人畜共患病属于二类传染病，其防控措施接近一类动物疫病，布鲁氏菌病、炭疽采取免疫、检疫、扑杀和移动控制相结合的策略进行防控，奶牛结核采取检疫、扑杀和移动控制相结合的防控措施；包虫病和血吸虫病采取防、检、治、杀相结合的防控措施。

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法规不全，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我国有《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等相关法规，但这些法规不系统，较抽象，实际操作时无据可依现象时有发生。发达国家在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制体系值得我国借鉴。如英国，动物福利法分别制定了牛、禽、猪、羊等各种动物在农场、运输和屠宰等在各环节中的福利条例；动物疾病控制法除规定了重大动物疫病的根除计划（如牛结核根除计划）外，还分别制定了牛、禽、猪、羊等动物的健康条例。法规操作性很强，如牛补偿法（Cattle Compensation（England）Order 2012）对不同年龄、性别、遗传背景的牛的补偿标准做了明确定规定，并以表格形式列出，每月一表，执行补偿时非常容易操作。同时这些政策上网公布，群众知晓度高。

3.2.2 疫情问责，基层兽医防疫部门包袱过重

农业部提出 “两个努力确保”即“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本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问责制”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监控机制。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基层部门将其当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瞒报、虚报疫情保“平安”、保“无疫”现象时有发生，给疫病控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3.2.3 补偿额度过低，养殖者不能主动配合扑杀淘汰

补偿额度过低是重大疫病扑灭或根除计划难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各级政府均制定了相应政策对扑杀动物进行一定比例的经济补偿，但无论是一类疫病（由中央、自治区、市县财政按比例承担）还是二类疫病（补偿费用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其补偿额度都远低于市场价格，导致养殖者不能主动通告疫情和淘汰感染和发病动物，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更难以承担高昂的扑杀和其他相关费用。因此，建立与市场接轨的扑杀补偿机制将是推动我国动物疫病控制和根除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经验，有政府和养殖企业/户共同承担的，也有保险公司和养殖企业（户）共同承担的。如英格兰实施的是一种政府和养殖企业/户共同承担的制约机制（The Cattle Compensation（England）Order 2012），其具体补偿额度的计算公式为：A×B，其中A为相应等级牛在特定日期内的市场平均价格，B为一个执行系数，由政府公告规定的最迟执行时间与企业执行规定的时间间隔长短所决定，细节如下：

（1）时间间隔小于60天，B=1；（2）时间间隔大于60天小于90天，B=0.75；（3）时间间隔大于90天小于180天，B=0.50；（4）时间间隔大于180天，B=0.05。

3.2.4 流行病学和病原学家底不清，政策缺乏针对性

我国动物养殖量大，流动性大，养殖模式多样，规模化养殖比例低，导致疫情复杂，加上前述的问责压力和补偿过低等因素带来的人为阻力，重大疫病的流行病学家底难以准确评估，进而可导致疫情误判和决策偏差。

3.2.5 市场检疫不力，促进疫情扩散

自由贸易和养殖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促进了动物的频繁交易，高速公路的快速建设促进了交易动物的快速移动，未执行上市前的产地检疫，市场快检技术奇缺导致现场检疫不能有效检出和适时阻断疫病传播，缺乏可追溯体系导致无法进行动物溯源和跟踪[12]。

3.2.6 新技术研发进程慢，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从检测和诊断技术上，诊断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问题一直困扰临床工作者，提高现有方法的准确性、开发新型高效准确的方法是诊断和检测领域的重要课题。在市场检疫方面，处于快速通关的需要，更是需要即准确又简便快速的检测方法。现有技术无法同时满足快速、灵敏、特异、准确的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扑杀阳性动物给各界各阶层的相关人员都带来巨大压力，也不符合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的整体要求。因此，开发净化根除重要疫病的扑杀替代方法，包括疫苗和药物等，也将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3.2.6 政策和知识宣传力度不够，养殖者法律意识淡薄

从事家畜养殖的门槛普遍低，养殖者入行前未进行过专门知识和相关法规的系统培训，疾病防控知识少，法律知晓度低。各推广部门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限制，技术推广的覆盖面仍很窄。

[1 ] FAOSTAT Domains [EB/OL].（2014-05-28）[2014-07-03].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O/O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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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tatus of the Control of Cattle and Sheep Borne Zoonoses in China

Guo Aizhen1，2，Ren Ningning1，2，Deng Mingliang1，2，Chen Yingyu1，3，Chen Huanchun1，2
（1.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Microbiology，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2.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3.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

zoonosis；cattle；goat/sheep；prevention；control；eradication

S855.99

：A

：1005-944X（2015）01-0053-05

Abs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ttle and sheep industry in China，the risk of some zoonoses prevalence was increased，including brucellosis，tuberculosis，schistosomiasis and sheep hydatidosis. The epidemic status of several zoonoses was described in the paper and the main problems affecting the zoono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re analyzed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 perfection，compensation system improvement，strengthening inspection and movement control，acceleration of relat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hoping to upgrade cattle and sheep borne zoono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