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楠 董晓英

一、引言

2014年9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目前现实情况是，在空间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但并没有对等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属于城市边缘群体，在各个行业工作中没有形成现代化的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没有强烈的城市社会归属感，长此以往使其身份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游离，种种现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展缓慢，并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就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水平进行评价，在明确市民化水平程度的基础上，剖析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二、指标解释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王春光、吴红宇和王兴周等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另一个是刘传江等从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角度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中发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如何构建指标体系相关文献较为稀薄。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从经济生活、政治参与、人际交往、社会身份四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综合评价，测度其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当前国内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涵盖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互补研究，但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自变量分为几类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务工时间;制度因素，包括缺乏城市户口对生活工作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歧视、关系构成，从以上几个维度验证对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水平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检验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以西安市长安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共发放150 份问卷，共收回140 份问卷，审核后有效问卷数达13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考虑，样本主要选择年龄在18 周岁以上的农村户籍的青年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的“80 后”)，其工作的行业涉及物流业、商业、制造业、建筑装修业、酒店餐饮等服务业。

表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

(二)数据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评价及统计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指标20 个(见表1)。综合评价对各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采用“领域平均权数”的方法，即各领域内各个指标的权数平均。具体评价是:以“经济生活”指标为例，先将样本“您的工作是什么”、“在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两个三级指标得分加权后整合成“工作状况”二级指标，与其他二级指标“居住状况”、“消费状况”加权汇总后形成“经济生活”一级指标，以此类推，各一级指标加权汇总后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综合评价得分。根据SPSS统计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评价得分在9 ～38 之间，平均值为20．435，标准差为4．8742(见表2)，与理论上的综合评价得分0 ～52 分相比，可知西安市长安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水平达到了39．298%，在等级序列中位置偏低，从而说明其市民化程度处于偏低水平。

表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描述统计

表3 不同维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描述性统计

表4 变量相关系数表

本文根据样本数据，运用SPSS 统计软件从不同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在不同维度下差异明显(见表3)。其中，经济生活维度均值为7．2635，市民化程度为51．8%，市民化程度最高，即从工作状况、消费状况及居住状况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实现“半市民化”;其次是社会身份维度，均值为7．1902，市民化程度为38．2%，基本达到了市民化的总体水平;排名后两位的维度市民化程度均在总体平均水平之下，其市民化程度相对较低，分别是政治参与维度(均值是4．6339，市民化程度是33．87%)和人际交往维度(其均值是3．5958，市民化程度是31．69%)。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三个维度验证与市民化水平的相关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SPSS 的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个人因素、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均与市民化水平显著性相关，证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水平有影响。

四、结语

以上研究表明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水平整体偏下，需要从个人、制度、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一)个人因素层面。舒尔茨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研究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多个变量中，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产生十分显著影响的是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经历因素。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同等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个人素质不断提升，提高务工农民工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行业技能水平，增进其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和素质是有差别的，可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不同层级的培训机制，如初级、中级或高级技能培训，满足不同素质农民工的需要。

(二)制度因素层面。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城市户口对生活工作有一定影响，进而阻碍其市民化进程，在其向城镇流动转移过程中，取消各项限制，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在向城镇转移定居、落户越来越容易。在城市户籍制度方面，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福利分配制度予以取消，实现城乡人口的平等权利，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设定农民工落户门槛。

(三)社会文化因素层面。本研究中社会文化中的社会歧视因素会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应取消就业歧视和限制。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要摆脱户籍的影响，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用人单位对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上实行统一标准，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流通机制。

［1］胡杰成．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D］．华中师范大学，2009

［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

［3］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

［4］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城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