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芳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苏联因素

杜芳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抗日时期，苏联由于和中国革命、中共的特殊关系，与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重要交集。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给予重要的指示、建议，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人事、经费、文本和其他帮助。这些苏联因素促使了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形成；促成了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的成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总之，苏联因素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乃至建国后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党建；文化领导权建构；苏联；抗日时期

抗日时期是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共在此时期进行文化领导权建构，既有抗日动员的需要、根据地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共形象塑造的需要等内在动因，也有来自苏联的外部因素。国内学者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动因虽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或多或少还是从个别层面上进行过一些有价值的分析，不过这些分析多集中于对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内部动因，而对苏联、共产国际外部因素的分析几乎没有。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外部因素研究的缺失必将导致对中共在抗日时期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动因分析不全面、不客观。作为和中共有特殊关系的苏联、共产国际，在抗日时期和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到底产生了哪些交集？双方形成了怎样的互动？这些交集和互动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来自苏联的指示和建议

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本应是一种自主行为，但因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苏联的特殊关系 ，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受到了苏联文化建设和国家战略的影响。斯大林时期，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成为共产国际的实际决策机构。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只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才有全权通过共产国际的重大决议，“然而在实践中，每个重要决议都是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或者斯大林协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一切内外政策活动，这一点也反映在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1](2−3)正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共产国际对各成员国共产党工作的指示，包括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指示和建议，实质上就是苏联的指示、建议。那么，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有过哪些指示和建议呢？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5月8日，任弼时作了《中共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在加强党的工作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1](101)。共产国际对抗战初期中共加强理论教育以建构文化领导权的这一工作部署可谓切中要害。抗日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中共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必须建构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而在当时中共还居于一隅，无法对更多民众发挥影响力的情况下，注重干部和党员的马列理论教育无疑是一个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工作部署，即党员的学习任务和干部教育，“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2](650)

1938年10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莫斯科出版。该书在苏联出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各国共产党结合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来学习这本教程。1939年7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经季米特诺夫签字的电报，请求中共中央回答几个问题：“(1)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2)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3)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4)对此书有什么评论？”[1](237)从这一电报可以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进中共的马列理论学习，不仅从莫斯科寄来了理论书籍，还注重对学习过程的监督和反馈。六届六中全会后，延安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苏联提供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中共学习和整风的重要材料，同时，季米特诺夫的指示也促使中共掀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热潮，这成为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契机。

194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这一决议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许多重要问题给予了直接指示。比如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三名通晓俄中两种语言的高水平专家来莫斯科参加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要在中国出版新加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在上海组织出版日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扩大对高水平宣传干部的培训规模，为此要在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宣传部”。[3](53)

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联共(布)是非常关心中共的理论教育的。向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是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策略。文化领导权建构主要是为了使民众从思想上认同中共及其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普通民众进行马列理论教育是文化领导权建构的主要路径。但对一个长期扎根农村、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而言，首先通过党内理论教育使党员和干部具有一定的马列理论素养，从而发挥党员和干部对一般民众理论学习的模范带头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方法。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理论学习的重视、指示和部署，客观上促使中共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马列理论教育。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进程。

二、来自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抗日时期，苏联不仅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给予了直接指示和建议，还提供了人事、文本支持和其他直接帮助。这些支持和帮助对于一个需要构建文化领导权而缺乏权威领导核心、经济又很匮乏的政党而言，不啻为雪中送炭。

第一，苏联支持毛泽东。

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一个既重视文化领导权又能进行建构战略部署的领袖集体。这样的领袖群体成员不仅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战略眼光。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历史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群体。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中共党内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矛盾，共产国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1938年5月，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汇报工作之际，季米特洛夫向任弼时和王稼祥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应当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4](437)1938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毛泽东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又刊载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一文。1939年6月，《共产国际》刊载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 同时，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

诚然，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因为中共和苏共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对中共多有支持和帮助，即便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南京政府保持了友好关系，苏联还是尽可能地给予中共以实际支援。但莫斯科对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的怀疑、不信任从来就没有消减过，尤其对毛泽东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构建者的地位在建国前从未认同过。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道出了他多年所受的委屈。“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5](388)1958年中苏关系紧张之际，毛泽东说出这话或许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但道出的却基本是实情。苏联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地位的评价并不是从毛泽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实际贡献出发，而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进行考量。不过，尽管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认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但苏联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政治路线上的倾向性支持还是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共党内高层的团结和毛泽东在党内权威地位的确立。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才有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和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

第二，苏联为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马列理论书籍。

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文本资源。抗日时期，中共的财政异常紧张，所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马列书籍成为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宝贵资源。1939年3月17日，任弼时在莫斯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和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在这里进行翻译并将寄给你们。已通过方林寄给你们1万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125)这里的方林，即邓发，邓发时为中共驻新疆代表。1941年8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告知，“最近三个月，我们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你们寄去了拍照的《列宁主义问题》的一些章节、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及给李奎的铅字。”[3](213)苏联提供的这些重要书籍成为中共进行理论教育以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文本。1940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学习材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中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读书籍。1941年11月，毛泽东同王稼祥还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十件，其中即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第三，苏联为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经费和其他支持。

抗日时期，苏联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很难分拨给共产党，所以延安多次请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支持。1939年3月5日，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季米特诺夫的电报中指出，中共“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开支。特别是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支增加了……，请您提供资金上的帮助。”[1](123)1940年初，中共中央委托去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苏联请求提供资金援助，并附上了中共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党的开支预算清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报刊开支190 000中国元，第二位的是培训干部开支216 060中国元。季米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建议斯大林向相关机构作出指示，1940年度向中共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斯大林就此次援助回复季米特诺夫说：“我很忙，很多文件都来不及看，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6](107)这笔钱最终通过汇款和专人递交的方式提供给了中共中央。建构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有设备、物资、技术支持等，比如印刷机器、电台、无线电发报机、马达、制锌版材料、无线电器材、纸张等。这对延安的中共来说是必须的东西，但又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当时的中共只能求助于苏联。1939年4月7日，中共在给季米特诺夫的电报中指出，“印刷厂的新闻纸快用完了。这对党的宣传和出版工作有很大意义。这里不可能搞到。请寄来5000包新闻纸……”[1](131)1940年2月9日，中共在给季米特诺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中，请求苏联帮助中国电影摄影师袁牧之等人拍摄的2万米电影胶卷“延安与八路军”在莫斯科显影以制成电影。对于中共的这些请求，共产国际、苏联一般都尽可能提供帮助。比如，194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报，告知已经把无线电发报机、无线电器材、纸张和帐目等重要包裹和材料发往门址。1941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从兰州发出我们700公斤物资——纸张、书籍等。现这些物资已抵达西安，但你们的人拒绝接收。”[3](186)苏联提供的这些经费和设备、物资不仅有助于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而且大大支持了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三、苏联因素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双重效应

苏联因素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思考这一问题，不妨先来看看中苏两党领导人对苏联和中国革命关系的评价。斯大林曾经这样说过：苏联对中国革命，有帮助，也有失误，苏联的失误曾经还阻碍了中国革命。毛泽东也曾这样说过：苏联对中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有过帮助，但在抗日后期和战后初期也犯了一系列错误。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同样，抗日时期，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的指示、建议和帮助也具有双重效应。

首先，苏联因素促使了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形成。

中共要建构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即文化领导权建构理论。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理论一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以文”传统，二是来源于马列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共革命“以俄为师”，在文化领导权建构上自然也是如此思维。这就使中共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苏联印记。1921年7月，在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关于宣传方面，明确提出：“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7](5)这是文化领导权方面明显的俄国烙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非常强调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663)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成为理论创新和革命指导的主题，但“中国化”必须要有“源”。这个“源”在抗日时期更多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领导权理论。抗日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和文化工作的指示、建议和帮助必将影响到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本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抗日时期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讲话》中就直接引用了列宁的“齿轮和螺丝钉”来比喻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全部工作的关系。另外，《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 文艺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等，都是对列宁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继承使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起点和较成熟的理论基础。

其次，苏联的指示、建议和帮助促成了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的成熟。

中共要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建构主体。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主要包括领袖群体和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抗日时期，苏联对毛泽东政治、军事路线上的支持，使中共减少了内耗，形成了一个既具有较高文化领导权建构能力又紧密团结的领袖群体。1937年7月到8月间, 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系统地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 其锋芒直指党内教条主义。从1938年开始, 毛泽东接连写下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陈云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等也都成为这个时期符合国情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共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标志着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的领袖群体的成熟。此外，苏联关于马列理论学习的指示、建议也促成了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分子作为新意识形态体系的创建者、阐释者和宣传者在文化领导权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战初期，延安吸引和聚集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涌入延安给延安文化发展带来了活力，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给延安也带来了不少困扰。1940年3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中就指出，“必须更广泛地扩展青年学习班，联共(布)党史学习小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学习小组和其他马列主义教育形式的网络。”[3](58)这些指示使中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边坚持抗战，一边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马列理论教育。这不仅使中共在全国树立了成熟的政党形象，而且促使聚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完成无产阶级化，为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了可靠的队伍保障。

当然，苏联也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导权建构方式和手段上。苏联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基于列宁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像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都能在文化领导权上采取较为民主的建构方式。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最高成果。《决议》指出，领导文学要提倡自由竞赛，领导文学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应当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外行的行政干涉。这一决议规定的虽然只是文学，但实质上对苏联整体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都有指导意义。20世纪30年代后，斯大林抛弃了这些指导原则，在经济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发动了一系列理论批判运动，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最终确立。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本应对抗日时期的中共直接产生消极影响，但因为此时期的中共还处于复杂的抗日局势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中共的文化领导权建构此时期还是采取了较为温婉的民主的方式。建国后，中共虽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还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先后开展了三次思想批判运动，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这是学习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为确立苏共文化领导权采用理论批判的直接表现。这种学习苏联的以粗暴压服方式和行政命令方式建构文化领导权只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只会削弱和损害党的形象。

总之，苏联在抗日时期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的指示、建议与帮助，我们必须谨记，但苏联因素对中共文化领导权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唯有此，才能把握好当前复杂国际背景下中共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防止重蹈苏联意识形态坍塌的覆辙。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册[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0.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册[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献与研究[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437.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88.

[6] 季米特诺夫. 季米特诺夫日记选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0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

[8]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63.

On the Soviet Union’s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cultural hegemon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U 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Due to its speci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oviet Union had some important interse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cultural hegemony. On the one hand, the Soviet Union provides much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to CP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viet Union offers lots of personnel, funds, texts and other help to CPC. The Soviet factors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cultural Hegemon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consolidate CPC’s cultural hegemon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23

A

1672-3104(2015)01−0240−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3−27；

2014−12−17

杜芳(1975−)，女，陕西洋县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