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济忠，李建华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指认依据
——以梁漱溟为例

廖济忠，李建华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堪称伦理思想者，当有指认依据在。以梁漱溟为例，提出伦理思想的三个指认依据：一是基本稳定的形上基础；二是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三是较为广泛的实际影响。只有坚持论从史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

伦理思想；形上基础；伦理主张；实际影响；梁漱溟

研究某一历史人物的伦理思想，必须满足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他的思想中有足够的伦理思想材料可供研究，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不难发现，诸多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太轻松地跳过了这一基本前提，于是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甚至有点滑稽的学术现象，似乎每一位思想家都是“普思遍想型”的，不是这位思想家有什么思想我们就研究什么思想，而是我们想研究什么思想他就会有什么思想。当然，这只不过是“主观总能战胜客观”的又一个好例，此种“凯旋”总让人感觉来得太容易因而不值得庆祝。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于没有的，殆居大多数。”[1](697)《辞海》解释“思想”一词有以下三层含义：① 思考、思虑：如“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② 想念、思念：如“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③ 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亦称“观念”。[2]很显然，普通人因能思考而有想法，思想家因爱思考而有智慧，对于此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堪称伦理思想者，当有指认依据在。且以梁漱溟为例，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追讨。

一、基本稳定的形上基础

梁漱溟把思想称之为广义的哲学，其范围包括哲学和宗教。而哲学的范围又包括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和人生之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并非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而是指出自人之本性的对于超越的追求。梁漱溟对形而上学内蕴的解读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指求真的态度：即“知识的进一步，就着已知对于所未及知的宇宙或人生大小问题而抱的意见同态度”[3](359−360)，也就是“超出利害关系以求真”[3](446)。二是指学术的根本：即作为一切大小高低学术根本思想的抽象道理。

“除非在一种纯粹哲学里，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在实践上也至关重要的、真纯的道德规律。所以，形而上学必须是个出发点，没有形而上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道德哲学。”[4]然而，梁漱溟始终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待哲学，虽然他不肯以哲学家或学问家自认或被认，但又期许“起伟大作用于历史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以哲学闻名或否”[5](65)；虽然他认识到“唯独于宇宙人生认识深入者，乃能蔚然自成思想体系，那就是思想家了”[5](242)，但又谦称“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一点的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6](5−6)；虽然他明白哲学“自始至终总是在那些老问题上盘旋，周、秦、希腊几千年前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7](856)，但又慨叹哲学系实在是误人子弟，学了几年之后还是莫名其妙，因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7](85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主观上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闲”功夫去构建自己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但作为“感受敏锐，思想开阔”，具有“建立思想范式(paradigm)的独创精神”[8]的思想家，他的确又相当直接和简洁地宣示了自己基本稳定的形而上学大意。“大概凡是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都只有一个意思，若不只一个，必是他的思想尚无系统，尚未到家。孔子说的‘一以贯之’恐怕即在此形而上学的一点意思。”[3](447)。那么，梁漱溟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点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梁漱溟明确指出西洋和印度的形而上学与中国的形而上学根本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问题不同。前两者所讲的是呆板的静体的问题(即实体问题或终极实在)，而后者所讲的是变化的问题。二是方法不同。前两者所使用的都是一些静的呆板的概念，而后者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那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人生之部最盛且微妙，与其形而上学相连，占中国哲学之全部”[3](396)。

梁漱溟承认易理正是中国学术大原之所在，尽管关于《易经》有许多不同的讲法，但综合起来看，有两个中心意思是大家所公认的：一是强调变化。“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那绝对的、单一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这个话是观察变化而说的，不是看呆静的宇宙而是看宇宙的变化流行。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3](444−445)二是推崇生命。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梁漱溟认为孔子对于“生”的赞美正是出于这种形而上学。“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3](448)

化物质的宇宙为生命的宇宙——即宇宙生命化、生命化宇宙，宇宙论和人生论合一不分且宇宙又从属于人生(生命)，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确认不移并矢志光大的圣学血脉。梁漱溟以其特具的带有佛教气息的语气申明：“生活就是相续，……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做相续。……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真解。”[3](376)梁漱溟概括佛家对生命的看法——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仍然是以佛证儒，申言生命的变化与变化的生命。也许梁漱溟后来的有关思索领悟片段对这些形上大意说得更为简洁明了。例如：“事实上时空合一不分，离迁流不驻之事实，更无虚空如人们之所设想者。”“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内外皆分别对待之词，不适用于浑一绝对之宇宙。”“宇宙、生命是一事非二，……大化流行，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生生不息。”“生命离开生活无可见。然生命是体，生活是用，用不离体，虽即用见体，而体大于用，超于用，有本末之殊。换言之，生命不囿于可见之生活。”[5](3−5)总之，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梁漱溟思想所从来的根柢，而其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可以说其宇宙观是生命一元论的宇宙观，而生命的本性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宇宙间代表此生命本性尚在前进未已者惟有人类。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抽象思辨领域中以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方式追求终极知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在现实生活基础上以修养或体验的方式追求与天地万物同一的人生境界。有研究者指出，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即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前者追问知识何以可能，后者追问生活何以可能[9]。在西方哲学史上，已经历了从“存在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且正经历着从“本体论”到“伦理学”的当代转向。与西方哲学客观地从存在、实体演出实有形态的形上学不同，中国自古承传下来的都是从主体的人生修养上实践地证成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正如牟宗三所说：“儒家主要的就是主体，客体是通过主体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且摄客归主。所以儒家即使是讲形上学，它也是基于道德。”[10]这种“伦理学向度”的形而上学或“境界形态的形上学”，集中地展示了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先进思想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彰显主体性格、强调积极主动、追求创造变化的时代精神。

二、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

一般而言，人人都有道德意识，具体表现为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论人评事的意见态度。而所谓思想家者，要“供给一套否认现秩序的理论与建设新秩序的理想”[1](453)。普列汉诺夫曾将社会意识分为两个层次，较低水平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心理，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是思想体系。作为一种伦理思想，无疑应呈现为一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要有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正如张岱年所说：“每一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可区分为若干方面，涉及若干问题，其中包含若干概念范畴，诸概念范畴之间又有一定层次。”[11]

尽管梁漱溟对所谓学问怀抱着敬而远之、欲说还休的态度，但他毕竟又实际地构筑表达着某种学问，“不谈学问而卒不免于谈学问，不著书而卒不免于著书”[3](327)。无论是自诩还是他求，完全可以说他对学问的考量不乏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如下：①“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1](126)。大哲学家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而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②“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1](60)。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③“大抵一门系统化的知识即可称之曰科学”[6](590)。因为它符合或逼近客观事物之真，前后左右往复可通而不致自相违忤抵触。

总之，“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从见？所以部分的相似是不算数的”[3](449)。系统有力统摄部分，部分有机构成系统，根本在于其“质点”相同。前述关于形上基础的追讨，实际上就是此“质点”的聚焦，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则是此“质点”的孵化基地。梁漱溟曾经写道：

吾每当春日，阳光和暖，忽睹柳色舒青，草木向荣，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家人环处进退之间，觉其熙熙融融，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团体集会行动之间，觉其同心协力，情好无间，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或于秋夜偶醒，忽闻风声吹树，冷然动心，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自己适有困厄，力莫能越，或睹社会众人沉陷苦难，力莫能拔，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读书诵诗，睹古人之行事，聆古人之语言，其因而感奋兴起又多多焉。……此之谓有生气，此之谓有活气，此之谓生物，此之谓活人，此之谓生活。[7](763−764)

在梁漱溟洋洋四百万言的著述中，这样的文字实不多见。他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形散神聚地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生命笼罩生活，生命就是力量和希望之源，无论干什么事，非体会生命不可。一个当下接续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以生命为钥，正可以打开梁漱溟全部伦理思想的理解之门。他的伦理思想较为清晰地呈现“一体两面”的结构：所谓“一体”，就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理论主体，也就是以自家生命为宇宙本体。所谓“两面”，一面对外，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伦理本位的社会；一面对内，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向上心强的人生。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生活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发展，伦理探索的作业面越来越宽，伦理探索的掘进度越来越深，这样就带来了旧材料与新概念的关系问题。旧材料是某种形式的存在，新概念是某种形式的意识，它往往是对思想事实带有滞后性质的反映。相应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领域日益明显地被区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现代伦理也被划分为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之中又可作进一步的细分。梁漱溟的伦理思想已经具备现代伦理的气质，而其伦理思想的期望则仍然像古代那样豪迈和全面。

至于何谓伦理思想，梁漱溟曾给出一个开放性很强但难免空泛的概念：“思想之关于社会生活的(从家人父子到国家世界)即是伦理思想。”[3](361)综合梁漱溟的伦理主张，我们可以将他的伦理思想表述如下：它是梁漱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理据、以生命一元论宇宙观为形上基础、以个人和社会为对象、以关系为本位、以理想化的中国传统伦理为范式、以第六伦(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为新重点、以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思想主张。成中英曾指出“大伦理学”与“小伦理学”的区别，所谓大伦理学，“指一个伦理系统中所预设及蕴涵的人生观及宇宙观，在个人可以发挥为意志的选择，在社群则可以实现为价值的信念，在政治上甚至可以形成制定政策的原则”。所谓小伦理学，“指具体行为的规范，表现为行为教条或风俗习惯者”[12]。在此意义上，梁漱溟的伦理思想当属“大伦理学”。

三、较为广泛的实际影响

杜威在论述其“真理观”——真理要符合人目的的实现——时说：“所有概念、学说、系统，不管他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关于思想的概念、学说和系统，永远是通过应用而发展的，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示出来的功效。”[13]梁漱溟以杜威思想的“东方援兵”自期，在思想效用问题的认识上，他与杜威也保持着深刻的一致，他坚持认为：“学术文化原是社会的产物，其间虽有个人的创造，却其创造必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变化乃得传播流行。如果社会对它‘无所用之’，它将不会存在，更不会流传发展——这是很明白的事情。”[5](55)“一切真学术皆起于人生实际问题，从亲身经验入手而为具体事物的认识研究，最后还落实在问题的解决效用上。其在经验、认识、研究过程中所产生并运用的观念、概念、语言、文字、符号，只是一些摹拟工具而已，既非学术所自起，亦非学术的归着点”[5](59)。中外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思想家历史地位的高低与其思想影响的大小成正比，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但归根结底是实践上的，有价值的思想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实现和发展其价值。

梁漱溟认定“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1](697)。形象地说，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就像一棵大树，要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1949年梁著《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可以被看成他对自己“何以是问题中人”的总结性陈述。他竭力表白和证明自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因为感受到中国问题的刺激，切志中国问题的解决，从而根追到它的历史、文化。职是之故，“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6](4)。说梁漱溟的见解思想都产生于问题刺激自是不错，然而必须知道，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不会有什么深刻见解思想产生的。在直面现实问题的同时，还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既好动又能静”，这正是梁漱溟的理论影响与实践影响相得益彰、辗转递增的内在必然原因。他回顾自己此前四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总在这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并且我是既好动又能静的人。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间，三番五次不止。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其幸免于随俗浅薄者，赖有此也。”[6](5)

社会问题的杂多与严重，无过于梁漱溟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所从来和如何的关系以及问题解决的前途予以指点、分析、说明，正是“研究学问、富有见闻、具有头脑的人之责任”[14](357)。对当时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们，梁漱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缺欠研究精神——即没有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而轻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他们所提出来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和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其究有多大见诸实行的机运乃寄于没把握的偶然。更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试问这算于社会问题有研究么”[14](358)？这种虽曰研究社会但与社会无关的研究，是研究学问的人没有尽到责任，于救国事业不仅无干系，而且非常危险。

梁漱溟至少在主观上保持着相当的警觉，力图避免于社会无所用之的学术。客观上，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他的文化哲学、乡村建设、政治主张以及他的儒者风范等等，在其生前身后，或褒或贬，或缓或急，或冷或热，其影响总在延续之中且将延续下去。艾恺甚至断言：“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15]

梁漱溟的一生耸然屹立两座思想高峰：一是东西文化论；二是乡村建设论。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以东西文化比较的形式而吐露自己的经世之志，而绝不是以单纯的学问研究为能事”[16]。东西文化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根据，乡村建设运动是东西文化论的实践尝试。梁漱溟可持续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动摇了韦伯的独断性。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力图证明，“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7]。新教伦理产生的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精神促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而儒家或道家的伦理态度则无法导致这种效果。但东南亚儒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区域、群体现象的成功崛起则初步证明，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发现的人类文化东方一系中儒家文化现代“开屏”方式的可能。二是在现实中拓展了儒学的实践性。并非所有的事情都适宜于以一时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功效尚不止已经产生的那些。正如李善峰所说：“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从书斋引向社会，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18]对于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虽说没把握，但毕竟有希望，我们且以谨慎的乐观态度“不绝大冀于方来”。

综上所述，研究历史人物伦理思想最切近平妥的功夫路道是以文本为依据、以伦理为准绳，不能不求索其形上基础、伦理主张和实际影响。换言之，只有坚持论从史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其伦理思想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

[1]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2]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辞海[Z].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2027.

[3]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济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

[5] 梁漱溟全集·第八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6]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7]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8]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285.

[9] 白刚.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J].学海, 2005(4): 116−121.

[10] 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3: 79.

[11] 张岱年.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173−174.

[12] 成中英. 知识与价值[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460−461.

[13] 王玉墚. 追寻价值——重读杜威[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42−43.

[14]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5] 艾恺.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 王宗昱, 冀建中译. 济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序言3.

[16] 刘岳兵. 梁漱溟研究在日本[J]. 哲学动态, 2003(6): 28−32.

[17]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刚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04.

[18] 李善峰.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J]. 孔子研究, 2004(5): 4−14.

Identification grounds of historical figures’ ethical thoughts: Taking Liang Shuming as an example

LIAO Jizhong, LI Jianhua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Whether one can be rated as an ethical thinker or not, there should be some identification grounds. By taking Liang Shum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identification grounds of ethical thoughts: basically stabl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relatively systematic ethical proposition, and comparatively extensive and actual influence. Only by adhering to theory com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we approach historical truth and value truth of historical figures’ ethical thoughts.

ethical thought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ethical proposition; actual influence; Liang Shuming

B82

A

1672-3104(2015)01−0001−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4−04；

2014−12−17

廖济忠(1968−)，男，湖南石门人，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伦理思想史，高教管理；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城市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