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玮

大明宫从唐初建至唐末废，伴随大唐帝国盛衰荣辱269年。唐朝21个皇帝，有17个在大明宫治理朝政与寝居。大明宫不啻为大唐的一个符号。

东方土遗址是“地上一无所有、地下气象万千”。50多年来，大明宫经过三代人的考古发掘，经过征地围护、工程保护、建遗址公园等不同阶段，力图在保护东方土遗址的挑战中探索出一种“大明宫模式”。

过了自强东路，沿太华路向北，三站公交站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南北间的长度。

从太元路与太华路交叉口向西拐，走二三百米，能看见一条水系缓缓地自南而北流着，顺着水流走，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运动健身区，倏忽远离了太华路上的城市喧嚣。

草地上有人三三两两地做运动。健身区四处散布着诸如摔跤、蹴鞠、划船等雕塑。雕塑主角统统唐朝人的模样，令人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

这片区域曾是大明宫的北夹城区。未修遗址公园之前，是大明宫建材市场的仓库区。在一块健身器材的标牌上，镶嵌着一幅摄于2008年6月的老照片，向游人展示建有仓库时这块地方的模样。

首次考古发掘

路过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东门时，能看见一幅“祝贺丝路申遗成功”的巨型广告牌。

大明宫号称丝路申遗的东方龙头。采访大明宫保护办文物局前总工程师高本宪就从申遗这个话题开始的。

“中国人类历史遗迹中最能代表唐朝的就是大明宫。”高本宪解释说：“一个陵墓只代表一个皇帝。大明宫存在的269年间，有17位皇帝在此处理朝政与生活，代表的是唐朝那个时代。”

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唐太宗也住过大明宫，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

“大明宫只是唐长安城的一部分，但唐长安城没有了，大明宫的价值就突现出来了。”高本宪强调道。

完整的大明宫遗址的留存，对研究唐朝的历史，宫廷生活、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申遗成功，表示其价值得到了国际遗产界的承认。”

昭宗迁都洛阳后，大明宫就成了废墟。五代之后，城区都比唐长安城小，大明宫一直处于城区之外的荒野中。不幸也是一种万幸，已成废墟的大明宫被留存了下来。

上世纪30年代，西安一度被列入陪都的名单。《西京筹备委员会》对西安城市规划有几套方案，均主张城市实行新旧分区。那时，就已经将西安汉唐大遗址的保护放在了整体规划之首。后因陪都计划的取消，未见付诸行动。

解放后，西安是全国首批4个进行城市规划的城市之一。

1953年到1972年，西安市做第一个城市规划时，城市建设就避开了周秦汉唐等重大历史文化遗址，将它们规划为绿地。随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安市所做的两次城市规划，都将大明宫作为一个保护区域来对待，并提出了建遗址公园的设想。

早在1957年，大明宫就被列为陕西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划定的保护范围除大明宫之外，还包括东内苑、西内苑遗址区，约7平方公里。

1957年3月至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主持了大明宫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在普遍勘探的基础上，重点发掘了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重玄门、银汉门、右银台门等单体建筑遗址，并画出唐大明宫遗址的平面图，3.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也是那次考古确定的。

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困难，中止了大明宫的田野考古。

1961年，大明宫遗址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依然由马得志主持对大明宫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先后发掘了清思殿、三清殿、东朝堂、翰林院、含耀门等单体建筑遗址，配合小范围的城市改造和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随工清理。

试点工程保护

“解放初，大明宫遗址面貌尚好。到1970年代，有的遗迹已经消失了。”高本宪回忆说，“遗址处于危机中。在两个城门间有一大片砖，平整土地时，全给推烂了。”

农业学大寨对遗址破坏得很厉害。那时候用推土机平整土地，高出来的地方是被平整的对象，恰恰高的地方就是遗址所在地。

大明宫遗址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一直未设立专门的保管机构。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定期、不定期巡查，同时委托当地相关组织或农村村民文管员代为看护。

1979年开始筹建大明宫遗址文管所，两年后文管所正式成立。从筹建起高本宪就来到了文管所。1987年，担任文管所所长，直到2007年。

文管所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制止乱挖乱建”，这项工作被高本宪概括为“和农民打架”。

1984年，对麟德殿实行了工程保护试点。

麟德殿是大明宫内规模最大的宫殿之一，是皇帝举行宴会、接待外国使节、宾客的地方。由三殿（前殿、中殿、后殿）、两楼（结邻楼、郁仪楼）、二亭（东亭、西亭）组成的一组建筑。

1950年代初期，麟德殿遗址只是一个标识为414米高的大土丘，比周围龙首原上平地高出4米左右，属于联志村村民的耕地。因土层中瓦砾较多，农作物生长不好。

1957年12月始，考古人员对麟德殿遗址进行为期一年零五个月的全面发掘。这次发掘查清了遗址的基本结构及保存状况，同时获取了大量文物标本。

麟德殿遗址考古发掘结束后，只进行了简单的覆土回填保护。1960年代初，西安市政府征购麟德殿遗址本体及近围土地50.8亩，作为遗址保护用地，构筑了简易保护围墙，树立了保护标志，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出专人管护。

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将麟德殿遗址作为土质遗址保护的试点，下拨专项资金，对麟德殿采取了土遗址砌体封闭保护、殿面覆土保护、局部修建棚罩以及保护视窗的综合保护方法，以满足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功能。

然而，麟德殿周边环境依然令人担忧。分布在遗址的车城中村的村民，已脱离农业生产，田地要么租给外来的菜农，要么撂荒。一些个体运输户为图方便，将垃圾偷偷倒在撂荒的地里。文保部门曾采取罚款等措施，但限于人手少，乱倒垃圾的现象不仅得不到制止，还愈演愈烈。个别村民甚至与垃圾商做起了交易，按车收费，以致在麟德殿遗址西北部渐渐形成了一个大垃圾场。

垃圾不仅污染着环境，还吸引来一大批拾荒族。他们在垃圾山周围搭建棚屋、安营扎寨，既影响遗址区内的卫生、治安状况，也破坏了遗址区的氛围。尽管有关方面对麟德殿周边环境进行过整治，但也只是局部状况有所好转，病根却难彻除。

2005年4月，对麟德殿遗址实施封闭保护，并复原出遗址的整体布局，通过展示窗揭露展示柱础、唐地面铺设等局部遗迹，使参观者能够深入了解遗址结构及其文物内涵。

2007年，西安市政府实施大明宫环境整治项目，征购麟德殿遗址外围土地约150亩，清除常年堆积的垃圾，并进行大范围绿化，遗址环境风貌才得以明显的改善。

国际合作范例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跟明清故宫的太和殿一样，是宫殿群里最最重要的一个大殿。

人类活动对含元殿遗址破坏得非常厉害。

上世纪30年代，西安通铁路后，铁道北边至含元殿遗址附近的居住人口迅速增加。有人在断壁或夯土基台下挖窑洞居住；有人在近旁掘造坟墓。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驻军以龙首原高地作为西安北面设防的要地，大量构筑工事，利用含元殿遗址高岗，构筑碉堡，周围开挖数条战壕；在西边断崖下挖掘十几孔窑洞，作为存放军火的仓库。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仓库，至1954年，出于保护文物古迹的需要，将仓库及其国有土地移交给西安市文管部门。限于当时的条件，文管部门又委托西安市医药公司使用这些窑洞存放药品，并代行看护遗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药公司才分次迁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含元殿遗址南边、西边建设了铁路东村、西村、三村等成片居民区，住民不断挖取生活用土，倾倒垃圾。

上世纪70年代，农民平整田地或大量取土，将含元殿遗址北边平地和东边坡地变成了断崖。

1984年，国家文物局拨出专款，征购遗址周围土地64亩，加上遗址本体用地，形成占地104亩的有效保护范围，并构筑保护性围墙，根绝了挖土和倾倒垃圾等人为破坏现象。但是，诸如坍塌、冻融、风化、水土流失造成的损毁，仍然无法根除。

从1986年的航拍照片可以观察到，含元殿主殿保存较好，但主体遗址四周已成断壁，与周围建筑遗迹的连接关系被切断；两阁的大台和基台多处破裂，危然高悬，不断坍塌坠落；两廊遗址损毁严重，西廊及承载西廊的大台大部分已被挖毁，形成7米深的沟道，东廊夯土廊基残存高度仅0.2米不等，只能分辨出宽度和走向；三层大台和龙尾道遗址破坏十分严重，已无法辨认基本形制；东朝堂遗址基台残存高度仅0.3-0.6米。残破的含元殿遗址，处于濒危状态。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日本的信托基金在中国选项目，五个待选项目中含元殿遗址被选中。

保护工作开始之前，考古先行。曾在当时主持考古工作的安家瑶说，“如果没有把考古工作做完，没有弄清楚它的性质，保护可能就是空中阁楼，是对遗址的破坏。”

这次考古是含元殿的第二次发掘，27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也是单体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

使用了探地雷达这样的先进科技手段，它可以帮助考古人员弄清楚夯土里面是否埋有其他东西，对搞清含元殿布局帮助颇大。这次考古发掘形成的柱网布局，成为含元殿保护设计方案的依据，否则，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1995年二次发掘时，登报迁坟。

发掘时，考古人员在大殿中间找龙尾道。取了很多土，大台的边缘都出来了，砖石连成一线，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遗迹。

据唐代和北宋的文献记载，含元殿有：左右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这次考古推翻了龙尾道在中间的观点。

考古的另一个发现是，发掘出了23座砖瓦窑址，年代稍早于含元殿，砖窑里出土的砖和殿址上用的砖和砖匠的名字都是一样的，说明其烧制的产品，是用于建造含元殿的。

“有一次在西安宾馆和日本专家讨论，争论到晚上11点多还达不成协议。”安家瑶回忆说。

专家们争论的中心是上什么栏杆的问题。从安全的角度看，应该有栏杆，但宿白先生，安家瑶的研究生导师坚持不上。因为没有发现栏杆形状的确切证据，上什么样的栏杆？

经过前后40余次专家研讨，最终形成了“尊重考古资料、参考历史文献、保证唐代遗存完整、尽可能再现当年含元殿的基台规模和形式、保护工程具有可逆性”的保护展示方案。

该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后，于1998年5月7日正式开工。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总计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资金235万美元，中方提供配套资金760万元。

经过近5年的持续施工，至2003年3月底，实现全面竣工。迄今为止，它仍属国内外最大的单体土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的成功，为中国古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

2005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十五届大会，含元殿保护项目得到了80多个国家的千余名专家的高度评价。

后续的国际合作项目还有“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展馆、砖窑址保护厅及环境整治无偿文化援助项目”以及中、日联合太液池遗址考古调查项目。

“2003年，非典盛行的时候，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挖掘也处于最关键的时期。”有着大明宫考古第三代人之称的龚国强回忆道。如果停工，一旦下雨遗址就会受到破坏，眼看遗址边的村子都封锁了，龚国强他们只能冒着危险在工地坚持着，直到发掘全部完成后才撤离。

这次发掘，龚国强他们有一个重大发现。在太液池遗址北岸，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水边建筑遗址；在蓬莱岛发现了一个人工景观设施，有桥、有路、有水池、有假山。

2004年，西安市政府主持编制《大明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在有效保护太液池遗址的条件下，恢复水面，展现太液池景观。这一设想直到建遗址公园时，才得以实现。

遗址公园效应

“对遗址公园，专家以及社会各界是肯定的。”已退休两年的高本宪，不时会到大明宫遗址保护办的文物局转转，建遗址公园后，大明宫文管所就变身为文物局，开展科研、社会教育成为其主要功能。

2005年，大明宫遗址内，东部被含元殿、孙家湾的村民住宅和企业厂房所占；西部被坑底寨、联志村的村民住宅所占；南部几乎全部被西安市铁路分局职工的家属楼和住宅所占；只有北部是农田，大约占到遗址区面积的一半。

分布在遗址上的村民，为改善居住环境，扩建、翻新自家宅院；为增加收入，村民纷纷在自家院落或田地建房、招徕房客，收取房租；在太华路建材市场繁荣的带动下，孙家湾、含元殿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租让土地，招引建材经销商、加工商，同时，饭馆、商店等服务业也在增加，遗址区不断被厂房、店铺蚕食。

“陷在城区的大明宫，成了濒危遗址，再不保护就完了。”高本宪说。

2004年6月，西安市编制市政规划时，提出《唐大明宫—长安皇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整体保护思路。提出在遗址得到妥善保护前提下，通过复原部分古迹美化环境，建立相关服务设施，进而从旅游、休闲的角度开发利用大明宫遗址，促进西安旅游商贸产业的发展，由此带动整个北郊环境的改善。

“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种大遗址保护方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进入新世纪后被我国采用。

“鼓励对工业遗产、文化景观、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日前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兴建考古遗址公园。

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说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以保护遗址和服务考古为首要目的，通过遗址展示揭示遗址的内涵和价值，同时，辅以绿化美化，推动教育和旅游观光，成为当地群众公益性公共活动空间。

2005年，西安市政府投资6个亿实行了御道拆迁项目，并对大明宫遗址环境进行整治。

同年，大明宫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一五”100处大遗址重点保护计划当中。这为建大明宫遗址公园提供了契机。

“3.5平方公里，在大遗址里算小的，比较好操作。”高本宪说。在政府拿不出钱的情况下，采取了集团化的建设模式—曲江新区负责引入地产商，由地产商垫资把遗址公园修起来，修建公园的投资最后用地价的增值部分来偿还。

总投资达120亿元，其中90亿用于搬迁安置。据有关报道：3.2平方公里范围、10万人口拆迁，用时4个月即告完成。

2010年10月1日，大明宫遗址公园正式开门迎客，从决策到建成，仅仅历时3年。

采取集团模式的优点是，短期解决了修建公园的资金短缺难题，但债务却成了一个遗留问题。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靠地价增值部分偿还债务的设想远不如当初预计的理想。

当初预计公园每年的运行费用是2个亿。至今尚处于市场培育期的遗址公园，实际每年运行费用是多少？能不能实现营收平衡？这类敏感问题，没人愿意回答。

遗址公园建成将近4年，再回头看这个公园的建设，有遗憾吗？

“公园里的路太宽，一些采用玻璃橱窗展示的遗址文物，由于环境发生变化，出现开裂、粉化的问题。”高本宪直言。

遗址公园里除遗址本身之外，所有保护设施都是可逆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变化调整的空间不是没有。

“丹凤门，常被大家认为是大明宫的一个标识，实际上远不是理想状态，丹凤门的形状、颜色至今没有定论。”大明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春阳以丹凤门遗址上的那个保护性外壳举例说。

考古是大明宫遗址公园的长期主角，公园的可持续发展，也有赖于考古工作者不断的新成果。这已经成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办管理层的共识。

“不是申遗成功了才是遗产，大明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意味着这是很珍贵的东西，要小心呵护。”结束采访前李春阳用厚重的嗓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