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玲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建筑工程学校，河南 郑州 450064）

董仲舒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李巧玲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建筑工程学校，河南 郑州 450064）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历来影响颇大。天人感应同类相动说对南北朝的文艺理论确实有先导和创始作用。本文着重阐述天人感应说中的思维方法，即同类相动说，进一步阐述这种思维方法的特征，揭示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先导作用，以及体现在六朝文论中的物感说和直觉思维等。

董仲舒 同类相动说 思维方法 六朝文论

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由先秦子学时代开启汉代经学时代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世界观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认识论的“以名正实”等，在这众多理论中，我们只着重探讨他的天人感应论中的思维方法——同类相动说。

一

关于同类相动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最早做出了论述。《周易·乾卦》云：“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董仲舒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同类相动”的思维方法，并把它作为分析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方法。董仲舒认为同类事物之间都能产生感应，他说：“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董仲舒认为宇宙中凡属于同类的事物都彼此共鸣或激励，能够影响同类其他事物，即能够产生感应。

二

董仲舒的同类相动、天人感应说本是在哲学范畴内讨论的，似与文艺美学无关，但由于我国哲学从来离不开社会和政治，而文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人生、政治的反映，因而二者难以分割。前代思想必然会对后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董仲舒哲学范畴的同类相动说自然也不例外，这种学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一）董仲舒同类相动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指向来看更注重整体，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在魏晋六朝的文论中，就是偏重于文学是物与心相互碰撞的综合产物。过去一般认为“物感”说的起源要追溯到西汉之前的《乐记》中的“感于物而动”的理论，但同时董仲舒的同类相动说更直接地促成了物感说的产生。

董仲舒本着同类相动的认识，将人的感情变化与天地、气候相联系。这种同类相动的认识直接影响文论中的物感说。

物感说又称感物说，是六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念之一，其基本思想是：自然外物的变迁引起主体的心灵波动，情不能已，发而为文，文学是物与心相摩相荡的产物。六朝三大文论家对此都有共识。晋代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开门见山要求作家投身于自然，静观默察从宇宙万物、春秋季节变化中激起创作冲动。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强调人情感物而动，诗歌自然脱口而出。《文心雕龙·物色》更详尽地探讨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具体分析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使作家依次产生“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沉之志’、“矜肃之虑”等情绪，水到渠成地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著名观点。刘勰充分讨论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他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情以物迁”指作者触景生情、情随物的变化而变化。他列举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景象引起人的不同情感，把“物”与“情”看做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客观景物是激发创作情感的美感源泉。这种“感物而动”的思想与陆机所谓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一致的。

梁代钟嵘《诗品序》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具体外在事物秉气而动，感发人的意志情思，“摇荡性情”，便产生了审美情感，这种情感的展露和表现形成了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作品。钟嵘又补充强调感发诗情的外物除了自然事物，还包括社会生活。“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物既指“春风春鸟”等自然景物，感人之物，又包括社会人生的种种遭际，引发纷繁的思绪，也就是“意”由“物”生、情因物感。所谓“叹逝”、“少思纷”的郁结源自社会，个人的遭际生发的一草一木，诸种事物无不浸染着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外物已非纯然的外在之物，而成为作家的主观感受、情感因素浑然一体的审美意象。

感物说唯物地、客观地阐释了艺术创作的动因，“感物”强调的是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交感互渗。“感物”是主体之“心”受外物变化的感染而引起情感的波动，从而产生创作冲动，然后形诸于“言”（也包括其他艺术语言）。在“感物”说的框架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交融而产生艺术作品，主体并非孤立地、无缘无故地产生创作冲动，同时不是对客体的被动依赖。在“感物”过程中，主体之“心”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地位，“心”的能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心感于物而动并非是对客观外物的摹写，而是主客体的互相交融感通。这种注重主客体的统一正是董仲舒论述同类相动说的一个特征。

（二）董仲舒的思维方式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它不侧重理性分析，而侧重经验直观。模式推理就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原则，把有关对象放在一个模式中进行推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扩张和吸纳的类比方法，董仲舒的同类感应学说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可靠的。尽管在现在看来，他关于灾祥祸福与阴阳变化相联系的看法很荒谬可笑，但直到今天不仅中医理论极其重视用阴阳学说解释病因病理，就连文艺理论也不能无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异质同构或同形同构说仍在产生新的理论命题，“同类相动”的原则毕竟不是完全的唯心主义。这种思维趋向于直觉与顿悟，直觉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情感体验，顿悟体现为一种主观思想对外物的投射和照彻。这两点恰好形成了中国物感说感物生情的思维基础。“生情”必须缘于“感物”，偶然的、不期而发的触物之情才是油然而生的、不落俗套的自然本真之情，是“缘事而发”、“因事立题”。灵感实际上是直觉思维的产物，感物生情这种物感说作为中国抒情理论的基本信念，在这一点上，它的内在旨趣和理路与西方移情论明显区分开来。

较早地意识到情与物合的瞬时性特征，注意到直觉思维并明确揭示艺术灵感的是西晋的陆机，在其《文赋》中，他这样描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这段有关创作心理中灵感现象的描述，历来被视为早期探讨艺术构思阶段 “心物感应”活动的著名论述。但是对于灵感的奥秘，他则陷入了不可知论：“虽兹物（指灵感）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及至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同样是在描述艺术构思中的这种独特现象，这种直觉思维方式很显然与董仲舒同类感应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关注和强调的是这种直觉思维方式。

钟嵘的“直寻”说指出了诗歌创作中直接的审美感受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这种直觉思维指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可见在钟嵘那里，直寻只要求直感，至于描写的景象是否真能与情感契合无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直觉思维。

董仲舒的同类相动、天人感应说使人们培养、产生出与大自然的生命共感，在诸如“人副天数”的认识中，看到人与自然的一致，使生命哲学有了独立的意义，并与文艺美学相结合，开启有关物感说和直觉等的探讨，可以认为，天人感应论对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其实是有先导和创始作用的。

［1］王运熙，杨明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王运熙著.中古文论要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1.

［3］张珂.六朝文论中的感物说［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25（4）.

［4］董仲舒著，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