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强

到彼岸的世界去

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到世界上去》， 被誉为“中国第一部Cult小说，不计后果的写作冒险”，记录了一群寂寞的70后少年，他们迷茫、混浊、糜烂生活、逃课、打架、撒野、混街、吹牛皮、杀人;他们是手淫犯、乱伦犯、强奸犯、精神病犯、破鞋、小偷、杀人犯、骗子、同性恋。

性，成为少年觉醒的武器。刘小微和小玲玲脱光衣服，互相捆绑，变态的游戏让刘小微爱上了小玲玲。多少年之后，他重返故地，小玲玲已经沦落成酒店的洗衣工，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和小玲玲做爱。可是，“她的口臭令我艰难地屏住呼吸，头脑一片混沌，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干什么，悲哀得突然想死”。更令刘小微惊讶的是，小玲玲告诉他一个秘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小玲玲。

他杀死了小玲玲，把尸体捆绑起来，一如多年前他们玩的SM游戏，那具尸体是“我永远十五岁的王后”。

瓦当轰毁了英雄——脱离了战场的残疾军人，不过是没有性能力的残废，妻子由此做了破鞋，和千万人上床;父亲风流一生，晚年出现在电视上，为一种壮阳药做广告。瓦当特别强调自己“对青春期式的写作没什么兴趣”，他向我们展示的，是70后一代人的灰色青春。

《齐鲁周刊》：小说《到世界上去》，似乎分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生存的世界，一个是彼岸的世界，你试图用这部小说抵达一种怎样的境界？

瓦当：到世界上去，有着多重含义，一是显而易见故事中的小城少年憧憬的外面的世界，希望到不同于此间生活的另外的世界上去，因此选择出走、浪迹天涯;二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的永恒追问。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永生意义上的世界;到世界上去，实际是一种对彼岸的寻求，到世界上去就是到彼岸去，如何抵达和成就？这是我们穷尽一生思索的问题。

《齐鲁周刊》：作为成长小说，《到世界上去》的魔幻色彩加重了它的神秘感。

瓦当：我在写这个小说时，是以《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打底的。虽然人物是当代的，但我想写出那种神话的气质，探索人的可能。我希望《到世界上去》不仅仅是一部成长小说，我想为人类的童年立传，那生生不息的悟空与哪吒的精神。

《齐鲁周刊》：变态和邪恶，是否给小说带来快感？你会用什么来注脚一代人的青春？

瓦当：对我来说，小说的快感只能来自于语言和叙事，不在于内容是否刺激。我觉得70后一代人是混沌的一代。混沌，没错。

《齐鲁周刊》：为什么小说通篇会有那么多死亡？死亡本身意味着什么？这是小说必需的元素吗？

瓦当：可能是因为死亡更极致一些，才使人感到惊异。其实生活里死亡也到处发生，谁的人生中都会伴随着一些人的死去。文学关注死亡天经地义，因为生死是人间第一大事。

一个真实的悲观主义者

临河，是瓦当小说中一个虚幻的地理概念。《到世界上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他谈到自己：“我的童年基本跟刘小威、王小勇他们一样，生活在一个偏僻临河的县城里，目睹了小城里男女老少的垂死生活。像所有小地方的孩子一样，心中充满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死亡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

他说，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影子，“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瓦当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逃离临河镇”，一个八岁男孩从父亲的葬礼上愤然出走，他要告别身边这些混蛋，到随便任何一个外面的世界里去。多年后，他在随笔《出走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八岁男孩的父亲了，在这个夜晚，我清晰地感觉到那个孩子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从未投降。”

瓦当也曾经历过出走和回归，南下南京、北上京城，带着文学的梦想四处游荡，最终回到烟台，厕身大学校园。

“回顾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涯，我时常会下意识地想，自己是不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一个看似平静的时代，选择了自我放逐。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意义，才能接受失败的结局。”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来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加在一起，都不如一部佛经或《易经》带给自己的帮助和力量大。“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儒教、基督教，其核心都是利他的，而今天的文学写作多数却是自私自利的。因为自私，所以低下;因为自利，不关心人类和世界，所以对别人和世界来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他说：“如果必须给自己也下个结论，那么我宁愿是一个真实主义者，一个真实的悲观主义者，或者一个悲观的真实主义者。”

《齐鲁周刊》：当代文坛，70后普遍40岁了，却在弥补一种30岁左右的写作状态，普遍向青春和过去致敬。这是否准确？过去的十年意味着什么？

瓦当：事实上，《到世界上去》就是我30岁时写的，只不过很多年后才得以出版。《漫漫无声》更早（27岁），我30岁时还写过一部反右、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到现在还没出来。对我来说，过去这近十年，一片空白。

《齐鲁周刊》：我在长篇小说《漫漫无声》中读到了爱情的冷峻和隔膜，你如何书写爱情？

瓦当：爱情在我小说中占的比重比较大，与世俗生活相比，它更接近于灵魂的生活。爱情其实是一种烧智商的游戏。但我的爱情观比较陈旧，无非是岁月静好。

《齐鲁周刊》：从你的小说中，能读到苏童、余华的影子，对于他们，你有何继承和突破？

瓦当：我的小说跟苏童、余华他们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小说是封闭式的，我的小说是开放式的;他们写的是现实，我写的是可能。我初学写作的时候，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余华，他有非常高超的叙事技艺，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齐鲁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如何理解思想和小说文本之间的联系？

瓦当：外国的加缪，中国的鲁迅和李叔同。小说可能跟一个人的思想无涉，小说就是作家找到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讲出来。小说不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小说有它自己的思想。

《齐鲁周刊》：如何看待目前的校园写作，或者说新成长起来的90后作家？

瓦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这是他们的事，跟我无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