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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对日关系中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

2014-12-08时殷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现代国际关系 2014年1期
关键词:靖国神社外交安倍

时殷弘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反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此后,特别是经过2010年9月和2012年9月两度爆发的钓鱼岛问题激烈对抗,一直到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关系几乎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中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不仅如此,由于安倍在日本右派势力愈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愈益右倾的背景下顽固推行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这种局面还将相当持久地持续下去。

无论是从中国全方位外交、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大局来观察,还是从中国成为战略空间远为广大、国际威望远为高扬的世界强国愿景去估量,对日关系困难和日本问题纠结在颇大程度上支配中国对外关系议程的局面虽然迫不得已,并且有其经过对日斗争而来和可来的重大裨益,但其弊端依然可见,包括实在和潜在的诸种外交/政治被动和战略/政治风险。有鉴于此,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同行感概:“我们把对中日关系看得太重了。为什么会看得太重?因为多年来我们关于日本问题的思维方式保守陈旧,没有什么变化,比较短少客观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此话虽有过分之弊,可就其大意而言,不无道理。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那尤其倚赖设身处地似的(empathic)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大略地讲,这根本环境包括:(1)从二战结束直至几年前,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日本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其后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连同日本在其中的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更所规定的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那实际上是日本公众几乎人人会自问的: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它们能否继续适应他们的民族需要?在二战结束后60余年,即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经济和美国拥有显赫优势的时代,日本奉行“贸易国兴起”式的商业福利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对外注重倡导生态保护,施行发展援助,传播日本文化,追求国际和跨国软实力,然而说到底这给日本人带来了什么?20余年超长久的经济衰退,世界商业市场的大为紧缩,巨型中国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的急剧持续崛起,美国优势的显著相对缩减,美国对日保护义务可信性的潜在动摇,日本军事安全环境在日本人看来的严酷和恶化(更何况他们的战后附庸地位导致或加剧的心理特性包含着偏执多疑[paranoia]这一要素),日本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的显著急速下落,这就是他们所见的最基本状况和趋势,而且全都可以是经久结构性而非短暂情势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易于倾听和接受右派的劝说和鼓动,当然可能愈益按照右派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

与此相关,在值得反思和调整的思维方式中,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项。一是不注意日本国内愈益增进的一种危险的共识亦即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普通国家”(实为大国权利)军事化“实属难得”——在享有历经60余年的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派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那首先是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二是中国许多人在当前时期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那是克劳塞维茨在他天才的战争探究中就战争的本性反复强调的。就此需要指出,中日两国以外的其余世界大致都认为,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如果不在内心的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订中记住这一点,如何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说服或影响其余世界?

不仅如此,还有两个问题跻身于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大致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日本国内政治动力和制约,即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的。当前时期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的持久勃然上扬(这给当今和未来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大麻烦)。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大众传媒大发展和愈益多样化;还有,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愈益多样化,与先前相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遇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问题上,这些情况可谓尤甚。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困难要作何等的国内努力。其次,这个问题甚至更重要,许多人真正重视的大致只是实力——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痛感中国最短少最急需的东西——他们不很明白在世界上要成就大事业,实力、朋友、才能三者缺一不可。许多人尽管将“软实力”一语挂在口上,但内心并非真正足够重视软实力,尤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特别自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而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轮对抗以来,中国政府内外有多少人保持一种决心或意愿,即要持久和认真地做日本民间公众工作,有如过去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地去做的?顺便地说,与此相关,这方面的欠缺关系到对日关系思维方式的又一个弊病:多少忽视作为自由民主制国家,日本尤有的舆论形成和政策形成上的复杂性。

日本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由此受到包括各大国政府在内的广泛国际指责和世界舆论批判。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或至少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大致“分享”主动权:中国在军事和准军事方面,而日本在外交方面。这一局面现在由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可被扭转——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中国所需要的,只是按照新的形势,在坚持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程度适当、为时适当地减抑一下军事和准军事主动,同时注意势必显著加大的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在后一方面,一定要本着凡做事看环境、讲实效和重结果的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有关外交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应由着性子来,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

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斗争上的常态性战略策略需要相应地做些调整。为此,首先需要想透一个基本问题:日本在逆动历史、激进修宪和与华对抗的方向上“被动员”是出于怎样的动能?就近期而言,主要的动能来自安倍的大力操作和中国的“外压”。中国的“外压”即对日斗争,需要转移其重心,使之在今后一个时期置于阻滞安倍的大力操作及其国内外鼓动,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孤立之,就像八九年前成功地争取到孤立小泉那样。这实际上就是按照形势的需要和提供的便利,在适当程度上缓减上述“中国动能”。为此,目前中国应当:(1)悄然和适当地降低关于钓鱼岛的海上常态巡航频率;(2)严格当心避免中日之间在东海上空的军机冲突;(3)灵活地在实践中暂不坚持贯彻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大版”,主要是其中关于外国民航飞机的规定;(4)在决不与安倍首相进行中日最高级会晤的同时,恢复实际上自2013年夏季以来一直中止的中日较高层外交接触,以利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5)正确地控制和操作中国自身关于中国军力建设猛进的报导(这不仅关系到对日关系,而且也关系中国对美和对外全局),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战略竞赛,或者说,争取使中国人民大大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这两者较为平衡起来;(6)与以上诸项皆密切相关,利用美国对安倍逆行的战略忧虑,争取其在中日对抗问题上摆回不那么同情和偏袒日本的原有立场(即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2013年1月19日声明以前的立场),争取美国有力地参与阻滞甚或制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进修宪趋向。

就此,需要明确地指出一点:安倍目前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陷入的严重国际窘境是相对的,甚或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他会调整,因为他虽然依赖日本右派,但也和日本右派乃至整个日本一起,空前程度地在战略和外交上依赖美国。他的最大外交难题将是国际上对他梦寐以求的未来激进修宪的可预料反应。而与此同时,中日东海对抗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反应方面的困难是长期的,因为在中国中远程军力大跃进和大众民族主义持续上扬的背景下,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国愈益担忧中国在本国沿岸水域(offshore water)以外的、对中国来说天经地义的战略空间(有限)大扩展。因此,不应过高估计中国突然拥有的、安倍经参拜靖国神社“送来”的外交优势。

最后,需要简要地谈一下一定意义上最重要的两点。首先,与思维方式和战略调整密切相关,我们应当自问:大大振兴周边外交和争取显著改善周边关系的战略大目的何在?是历史性地着眼大局、经略周边,以致最终和平地劝使和迫使超级大国美国真正切实地承认中国是战略上平等的世界强国,还是孤立一个与中国对立和对抗的日本?与此相关,关于钓鱼岛斗争,我们要从哲理层次明白(作为类比)战争与战役和战斗的区别。战争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场战役起始时颇大程度上出于紧急状态和临时的专门性(ad hoc)事态,因而必然有与战争的大目的不那么符合的因素。如何对待这些因素?如何对待这场战役、特别是它起初的那些战斗的利与弊(从战争大目的角度来看的利与弊)?如何争取在适当的时候使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规划的大问题。其次,中国作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强国,迟早总是要给出一个对日根本态度宣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中国能接受的一个“正常国家”?同时,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和伟大的中国?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肯定有助于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强大和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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