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近两年来，日本政府不顾40多年来两国交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不惜对中日关系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频频出手挑动中日关系的敏感神经，向中国方面寻衅。2010年，日本那霸地方法院试图按日本法律“审判”在钓鱼岛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船长;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以阻止石原慎太郎“购岛”为借口，企图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2013年，安倍晋三首相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且暗示今后还将继续“参拜”。凡此种种，难道仅仅是日本个别领导人的问题和个人行为吗?如果不是，日本方面又意欲何为?中日矛盾及中日关系将朝什么方向演变?

要弄清中日矛盾近年不断升温、激化的根本原因及中日关系的演变方向，首先要弄清当前中日矛盾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概而论之，当前中日矛盾的实质可分三个层次来理解。

其一，中日矛盾的实质是日－日矛盾。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低迷、停滞，经济界称之为“失去的20年”。在此期间，日本产业空洞化、少子老龄化等现象日益严重，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同时，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不断增多，贸易收支出现逆差，贸易强国优势逐步丧失，甚至出现了二战后不曾有过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日本国内就如何摆脱经济困境存在争议，不少政治家主张通过国内体制改革解决问题，也有政治家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小泉纯一郎首相曾推行“邮政民营化”。邮政系统是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社会福利、公共财政与政党政治的重要基石。如果进展顺利，改革将有助于提高日本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营造透明高效的金融监管环境，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并为民营部门创造巨大商机，小泉因而称之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最重大的改革”。然而，小泉的改革尚未带来积极成果，日本就卷入了世界金融危机，其后的历届政府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至于日本政坛出现了“一年一相”的乱象。安倍晋三再度登上首相宝座后，试图用“安倍经济学”改变日本经济颓势，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均认为“安倍经济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2013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增幅开始放缓的态势表明，安倍的“三枝箭”已是强弩之末，难有大的作为。安倍对其经济“三枝箭”功能的有限性早已心知肚明，因而试图转移视线，用否定日本战后体制的方式骗取本国民众的支持，继续维持其本人及自民党的执政地位。目前看，安倍的右倾化政策确实小有斩获，其民意支持率保持在50%左右，并在很大程度上能确保其本人继续执政3年，扭转了自民党在参议院占据少数的“政坛麻花”现象。这一点反过来又促使安倍进一步向右转。换言之，安倍是在以否定侵略历史、否定战后体制、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政治成果及挑衅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等方式来迎合国内的所谓“支持率”。安倍这样做不但不能把日本经济引上健康发展道路，甚至有可能把日本社会引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总之，日本国内一些缺乏治国能力和良知的领导人，例如安倍之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个人名利，企图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反复触碰中日关系“红线”、促使中日矛盾不断升温等方式转移国内民众因找不到经济出路而产生的焦虑感。由此观之，当前中日矛盾不断升温、激化，从面上看是中日关系问题，其实质却是日本国内对其发展方向与发展前景缺乏共识、也缺乏信心所致，是日－日关系问题。安倍执政及其执政表现表明，短期内，日本国内的健康思想很难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式的民主制度确实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否则日本社会很可能再次走上歧途。

其二，中日矛盾的实质是日－美矛盾。近年来，日本政府尤其是安倍内阁以“脱战后体制”、“正常国家化”、“军事大国化”为目标，提出了修宪、集体自卫权、武器出口等设想，加大军事安全投入，包括重新构建安全体系、调整日美同盟关系、修订防务方针、增强军事力量、提升和更新军事装备等等，并且都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军力增长和安全威胁为由。

近年来，日本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组建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防卫相、外相等4人组成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订并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首相在国家安全事务中的集权增强，安全决策的隐秘性和效率提高。2013年12月，安倍政府正式通过战后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未来5年日本军费开支将增加5%，并大规模采购无人侦察机、潜艇、F－35隐形战机等先进武器。安倍等人为了达到强化军事力量的目的，强调应对“中国军事抬头”、“增强对华牵制力”，甚至不惜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史，提出要改变普通日本人的“自虐史观”等。这一切似乎也是针对中国而来。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就可以洞察其奸，所谓“中国威胁”只是日本方面为了“暗渡陈仓”所修的一条“栈道”而已。安倍等人不管是提出“脱战后体制”的设想，还是想让日本“正常国家化”，实际上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或者说摆脱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在安倍等人看来，日本之所以没有成为“正常国家”，就是因为它在政治上遵循美国所提供的宪法体制，在安全上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外交上奉行日美同盟优先原则。安倍等人十分清楚，现在提出脱离美国控制必然自讨没趣，甚至可能自取灭亡。在普天间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鸠山首相试图表达主权要求，然而他不仅未能实现本国要求，甚至因触怒了美国而早早丢掉了首相职位。至于安倍强调的“脱战后体制”，更是要脱离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为日本设置的体制。日本一些政客否定二战侵略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作用。再加上多年来日本国内不少人不认真检讨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却对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耿耿于怀、喋喋不休，其矛头所向，自然是直指对日本实施过原子轰炸的美国。不难看出，日本一些政客拿中国说事，寻求“正常国家化”，实质上针对的却是美国。因此，当前中日矛盾升温表面上是中日之间的事，实际上反映了日美之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于是就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日方的许多举措是针对美国的，为什么美国没有对日本采取相应的强硬措施，而是一再“容忍”呢?其中原因，除了不少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仍然深信日本是“民主国家”、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美国还掌握日本主要命脉等认知之外，还有就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美矛盾开始上升。

其三，中日矛盾的实质是中－美矛盾。安倍等日本政客之所以总是拿中国说事，为其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对美国而言，当前最需要的是防止中国迅速做强，防止中日走近，甚至希望中日矛盾适度升温，以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安倍等日本政客正是利用这一点，以不断挑衅中国的方式来引导民众的思想和舆论，调整国内体制和政策，规避美国的猜疑和制约，甚至争取美国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界与学界对安倍等日本政客的“算计”不是不清楚，只是对美国而言，当前最需要应对的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不是日本的“脱美”，而且中日矛盾是制约中国崛起最有用的抓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日本的修宪主张采取了默认态度，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开始向日本偏移，其对安倍等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听之任之，甚至对安倍公然参拜二战甲级战犯只是因担心会“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而表示“失望”。而且，日本和韩国同样都是美国的盟国，在慰安妇、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美国宁可忽视韩国的不满，也要偏袒日本。这一点更能说明日本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是一个有份量的筹码，也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有份量的筹码。

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作为东亚最强国家的地位正在被中国超越，日本政治家本可以用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对待德国的二战历史罪责那样的方式来争取东亚各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对历史上日本的侵略罪行予以宽恕，借助多年来形成的经贸合作关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同把本地区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然而，目前的安倍首相却试图以加深与中韩等国矛盾的方式，消解日本民众的焦虑。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日本究竟向何处去?安倍等人究竟要把日本引向何处?中日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不仅是每个中国人以及东亚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关心的事，也应该是一切有良知、负责任的日本人所关心的事。

目前看，期待日本国内出现贤明而有能力的政治家，为日本开辟一条摆脱经济发展困境以及争取亚洲人民及中国人民谅解的道路，恐怕在短期内并非易事;与二战时期的同盟国——美国一起来帮助日本纠正错误史观，保证日本社会健康发展，恐怕也难以实现;而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应对日本政客们的挑衅，或正好上了一切心怀叵测者的当，也不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看清当前中日矛盾升温的实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力巧妙应对各种挑衅，继续抓紧发展自己，加快中日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是当前中国一切要务中的要务。当中国实力远远超出日本，且对日坚持“以德报怨”，不主动以刀兵相向时，日本民众的焦虑就能消除，日本政客也就难以再拿中国说事、煽动日本人民反华。按目前的速度，这种变化不需要太多时间。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日本，到2013年就已经达到日本的150%。目前，中日力量对比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时间在中国方面，发展势头在中国方面，只要有足够清醒和冷静，胜算必然在中国方面。当然，中日关系不发生突变的重要前提是，安倍等日本政客们必须停止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