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炎

略论南京民俗及其文化价值

陶思炎

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十朝古都的文化积淀和五方杂处的人口历史，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崇文重教、朗健率直、豁达包容、重义轻利、质朴敦厚。南京民俗作为乡土史志的资料，城市文化的符号，地域性格的窗口和发展再创的基石而显现其文化价值。

南京人；民俗；风格特征；文化价值

一、何谓民俗

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它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既有历史传承的主导因素，又遵循与时迁移的自然规律。民俗是民间生活的产物，也是一切上层精英文化得以形成的沃土。“民俗”的语词在汉代已见使用。司马迁在《史记·孙叔敖传》中有“楚民俗，好庳车”之说，《管子·正业》中有“料事务，察民俗”之载，而《汉书·董仲舒传》则有“变民风，化民俗”之言。民俗又称作“风俗”，在我国自古就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甚至被当作体察民情和治国兴政的有效手段。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到各地采风问俗的传统，在汉代还设有称作“风俗使”的专职官吏。

“风俗”作为地域性的风尚和习俗，与“民俗”具有大致相同的所指。“风”与“俗”的概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著述。《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这里，班固将“风”说成是“水土”所系，而将“俗”说成是遵循教化的结果，即“风”是自然形成的，而“俗”是人为造就的。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则指出：“风者，天气又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行，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应劭的风俗说也强调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他把“风”说成是由“天气”“水泉”“草木”等自然条件决定的，而把“俗”说成含血的活物也同地物一样，有其言语、动作、习性、品质的不同。此外，《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阮籍《乐论》曰：“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嘉庆《江阴县志》卷之四载：“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它们均把教化和传习看作风俗的由起。

“风俗”，被古人视作“国家元气”之所在和太平兴盛之基础。宋人楼钥《攻媿集》卷二十五曰：“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乃纪纲。”明人郑晓《策学》卷二指出，风俗“贯于人心，关乎气运，不可一旦而无焉者。”因风俗的淳厚与否关系到国运人心，故宋代诗人陆游发出了“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之论。

关于“民俗”的现代概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简明表述：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这一学理概括包含了三个要点：其一，民俗是社会群体生活的反映，而非个人、家庭或小团体的习惯和行为，它以一定的社群性为存在前提；其二，它能代代相传，具有超越时空的传承特点，任何一时间出现的非传承性文化现象，即使强度大、范围广，因缺少一定的时间长度，故不能相沿成俗；其三，民俗作为行为模式已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往往潜藏在符号的背后，具有象征性的特点，不论它是以物象、事象，还是以心象、语象存在，大多具有象征符号的性质，其意义在内部约定俗成，而局外人因难以释读而不甚了了。

民俗作为人类的文化行为，具有社群性、传承性、变异性、功利性和象征性的基本特征。“社群性”是民俗存在的前提，一切民俗都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并为大家所共同遵循和传习。因此，民俗是集体意识与行为的显现，并由社群性决定了民俗文化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传承性”是民俗形成的内在契机，也是民俗传统存在、延续、发展的基础。一切不能传承的民间文化现象，都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俗。“变异性”是民俗发展的必然规律。因社会生活变革、时空条件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外来文化传入等情况，民俗不会永无增减地传习，其功能与形态的悄然变化导致了民俗的丰富性和庞杂性。“功利性”是民俗消长的主要动因。任何存在的民俗现象，都是主体某种需要的反映，都有其实际的功利需求，不存在毫无功能作用的民俗。当原有的功利缺失，其依存的民俗也就走向了衰亡。古代的一些民俗当今已退出生活，就在于其功利的丧失。“象征性”是民俗的基本表现方式。象征往往是某种文化模式的概括，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哲理的统成。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自己的“密码”。民俗的象征也是一种模式的概括，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

民俗作为一定群体的行为模式，涉及物态的(物质性的)、心态的(精神性的)、动态的(行为性的)和语态的(语言性的)广阔领域，其生成、传习、变异、整合或消亡的过程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内力就是功能。民俗功能是潜隐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它借助物质设施、惯习行为、语言、图像等符号而显现，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变量，它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的制约，或微或著，或消或长，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功能也是我们对民俗良陋加以判断、取舍的标尺之一，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总之，凡是我们用的东西如果被认为是美的和善的那都是从同一个观点——它们的功用去看的。”①功能是需要的反映，是带有情感与理念的评价，也是一种理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民俗的功能类型很多，包括认识功能、教化功能、组织功能、选择功能、改造功能、满足功能等，反映着人的需要的多种多样和民俗生活的五光十色。功能也凸显着民俗的资源性质，能对我们特色优势的维护和文化再创的努力做出引导。

至于民俗的性质，我们可概括为主客体联系的中介。所谓“主体”，就是创造和享用民俗的人群，而“客体”，是人们必须每天面对的外在现象，包括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精神。客体有时会压迫主体，于是人们就利用民俗这样的文化手段去加以沟通或转化，以为自己创造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民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类似工具或武器的文化作用，体现出它作为主客体联系中介的性质。

民俗与文化遗产，尤其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明显的交叉关系。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靠行为、语言和精神传承，实际上它就是对民俗文化的又一种表述。不过，民俗文化强调的是传承性的下层文化传统，包括作为遗产已终结的部分和继续传习、再生的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物质文化遗产或文物而认定的，它把本相互抱合的整体剥离成“物质的”(有形的)和“非物质的”(无形的)两个并列的部分，以强调某一方面的现存状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物质的载体就难以言说，而文物的判定与解说又需要非物质文化因素的支撑才能明朗，因此，“非遗”与“民俗”相比，在概念上就显得比较混沌。其实，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存在形态，它基本归属于“民俗”的领域。对一个开放的、不断继承和发展的城市文化而言，民俗文化对城市传统的沿习、城市精神的提炼、市民情感的凝聚和文化整合的推动更具有直接的作用。可以说，民俗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传统，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资源与动力。

民俗因有良、陋之分，故其有传承保护和移易改造的双重任务。孔子在阐发他的道德观时说：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②

孔子把“移风易俗”看作是当时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荀子也倡导过“移风易俗”，认为它是实现“天下安宁”、“美善”的途径。《荀子·乐论》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与荀子描绘的理想的社会图景不同，司马迁则从历史经验方面总结了秦王朝扫灭六国、民富国强之因，他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可见，“移风易俗”既是社会生活的改革，也是经济与政治的改革，其结果导向人民的殷盛和国家的富强。

城市风俗也是如此，其良风美俗需要传承、发扬，其陋俗恶习要加以移易、改造，以建设既有传统，又有创新的城市文化。虽然陋俗大多已经过了历史的汰选，但“文化传承”和“移风易俗”仍然能体现当今市民的道德精神。

民间信仰归属精神类的民俗，它包括“迷信”和“俗信”两个基本范畴。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离异，但长期以来被人们混淆统称，良陋莫辨，影响到“移风易俗”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所谓“迷信”，指非理性、反科学、对个人与社会有直接危害的极端信仰，它以迷狂为特征，是巫术、宗教中有害成分的强化，并往往诱发破财残身、伤风败俗、扰乱生活、荒废生产等不良后果。“迷信”的由来不外有两：一是原始宗教的残余和古代人为宗教中的某些消极的成分，另一个则是文明时代后出的神灵信仰及其神秘观念。因此，对“迷信”可确立这样的判别标准：任何对现实生活起破坏作用的信仰，都是迷信；同时，任何新造的神灵信仰，尤其是在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高度的当代所新造的神灵信仰，也都是迷信。就后者而论，即使对现实生活未构成显著的或有形的破坏，但由于现当代早已过了神灵崇拜自然产生的历史阶段，故具有明显的人为性、欺骗性，显露出病态的性质。“迷信”作为移风易俗的对象，就在于有实际的危害，体现为消极的、破坏的力量。

所谓“俗信”，指与巫术、宗教相联系，但在长期的传习中已融入风俗惯习的古代信仰，它没有虔诚的仪式和敬惧的气氛，松散随意，作为下层生活与思想的一个侧面，没有或较少有害成分，相反因其特殊的文化功用而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剂与补充。“俗信”是正常的或良性的民间信仰，它没有人为的、欺骗的性质，仅表现为传统观念的自然沿袭和民间对精神生活的广泛需求。例如，南京下关天妃宫的妈祖庙会，高淳傩舞《跳五猖》等，就是“俗信”，属正常的民俗活动。

迷信”与“俗信”作为历史的文化范畴，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宗教化与风俗化的双向运动中，其总趋势是风俗化。不过“迷信”与“俗信”并非泾渭分明，常常相缠相绕，需要加以仔细的考究和审慎的取舍，既不能为了反迷信而破除一切无害的风俗信仰，也不宜为了保护传统而对弊陋的迷信听之任之。把“俗信”与“迷信”相区别，不仅符合民间信仰的实际，体现出科学的态度，同时也能扩大当今文化建设的视野。

二、南京人与南京民俗

南京民俗的创造与享用主体是南京人。由南京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水土所哺育的南京人，他们继承着南京的地方传统，也传承着南京的民俗文化。

十朝古都的文化积淀和五方杂处的人口历史，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可归纳为：崇文重教、朗健率直、豁达包容、重义轻利、质朴敦厚。

就“崇文重教”而言，南京人自六朝以来就养成了崇文好学的风气，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以读书为乐，就连当时贫贱的隶仆之辈，在力役之际也往往“吟咏不辍”。南京作为古代的文化高地和文化中心，是一个崇文尚雅的学习之城，为他地所难望其项背，故屡获“人品论鉴，居东南先”的美誉。③金陵地处浙、淮之间，但与浙、淮在个性风格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人曾将金陵与浙、淮相互对照，得出“有浙之华而不浇，淮之淳而不俚”的论断。④作为人才辈出的士林渊薮，南京始终葆有崇文重教的风尚，明朝的国子监始建于此，近现代高等学府云集南京，南京至今还延续着文教为先的传统，并培育出南京人尚雅好学的性格特征。

就“朗健率直”而言，南京的古都风韵和文脉豪情与江南灵秀的山水相互映衬，使生息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生性开朗，坦荡大气，处事不狭隘，不猥琐，诚恳自信，不使心计，故宋人杨万里称颂金陵“其俗英且毅”、“其士清以迈”。⑤南京人坦诚恳挚，内外如一，多爱打抱不平，仗义执言，说话直率而不留底细，遇事坦荡而不躲让，故近代以来常被外地人曲解，并以“大萝卜”的外号来笑称。

就“豁达包容”而言，南京人不排外，不欺生，无以贫富待人之见，亦无“本乡”与“外乡”之分。由于多次战争的屠戮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南京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人口损失和外来补充的交替现象，并逐步成为一个既有古城传统，又整合着八方客俗的移民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与南京城乡的原住民相互混融，长期磨合，逐步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在不断的传承与整合中演进，最终形成雅俗交并、南北兼容的城市文化特色。

就“重义轻利”而言，南京人不巧言，少心机，不屑作利益计较，不擅长做官和经商。《松窗偶笔》曰：“金陵士风，素以慕势为耻，不工于夤缘钻刺，故巍科既鲜，贵仕亦稀。”⑥此外，明《正德江宁县志》引宋人游九言的话说：金陵土风“颇知自爱，少健狡之风，工商负贩，亦罕闻巧伪。”南京人大多至今仍延续着“自爱”的传统，不巧伪，不钻营，遇事顺其自然，不多作算计，以至于让有的外地人感到莫名，把南京看作是一座“钱多人傻”的容易赚钱发财的都市。

就“质朴敦厚”而言，南京人不尚奢华，惯于淡泊。衣着，在我国东南部城市中曾长期显得相对朴素而土气，甚至不及一些中小城市来得时尚；饮食，喜吃米饭，不吃稀饭，曾流传过“饿的哭，不吃粥”的谣谚，但大多又粗茶淡饭；房舍，不讲究内外装饰，门窗、墙壁、梁柱等多简洁大方，朴实无华；处事，不走捷径，不通关系，按部就班，顺应自然。就连古代较有身份的士族也不奢华，有“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之说，⑦故南京素获“质厚尚气”，“风俗习尚，华而不侈”之赞。⑧

南京人上述的性格特征，其实也体现了南京民俗文化的基调。长期以来城乡交混、南北杂糅的实际，使南京人的习性处在相对平稳的中和状态。例如，语言不疾不缓，饮食不甜不咸，性情不温不火，习性亦雅亦俗，唯近代以来由于新市民剧增，南京人的言谈更显率直而略见粗疏。

从南京的城市色调，我们也可发现兼具五色的风貌特征，概括地说，就是紫、黄、青、白、红的多彩合一。所谓“紫”，指紫金山的神秘山光；“黄”，指明故宫、明孝陵和众多寺院的墙壁粉刷；“青”，指绿树环绕的城市空间；“白”，指城内外江涛、湖波所泛起的连天水色；“红”，则指入夜金陵灯彩摇红的烛光。这种自然与人文生态的五彩兼具，正与南京民俗、南京文化的丰厚内涵和包容协调的特征相互映衬。

人们常习惯于对本乡少见的异地风俗做种种“怪”的概括，也对本地独有、外地鲜见的若干现象加以类似的归纳，以捕捉新奇有趣的民风民俗作为谈笑、逗乐的话题。对南京五、六十年代的民俗生活曾有“三大怪”和“十大怪”等多种说法，综合起来说，除了外地也有的某些共性化的东西(如“老头怕老太”之类)，较能体现南京地方特色的主要有以下有趣的概括：

早餐烫饭搭小菜，

夏夜乘凉睡门外。

满街靸板跑得快，

穿着裤头扎皮带。

家家春夏吃野菜，

“四件”比肉卖得快。

城墙走向无规则，

抬着菩萨游大街。

弹子洋画娃儿爱，

下昼菱藕串巷卖。⑨

以上“十怪”涉及饮食、起居、穿着、城建、信仰、游戏等方面，虽说片断、细碎，视角微观，但也构成对南京市井风俗的特殊观察。其中，南京人所说的“小菜”，指萝卜鲞、胡萝卜枝、大头菜一类的风干与腌制的酱菜；“烫饭”，指用隔日米饭下锅加水煮开的不粘稠的稀饭；“四件”又称“鸭四件”，指一只鸭子有翅膀和脚爪共4件；抬菩萨游街，指旧时在市内进行的有关菩萨出巡的庙会活动，如东岳庙会、城隍庙会等；“弹子”即小玻璃球，“洋画”指一两寸见方的印制的画片，曾是南京儿童游戏用的玩具；“下昼”，即“吃下昼”，则指午后三四点以后，市民习惯性地吃点走街串巷叫卖的小吃，主要有老菱、熟藕、热孛娄(玉米)、炒元宵、糖粥藕、煮山芋、糖芋苗之类。这些“怪”绘就了南京的市井风俗图画，从一个个细微处片断地勾勒了南京人和南京民俗的旧时风貌。

南京人的“五方杂处”，早在明代就有“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之说，在大中桥东、西，东水关西、南，笪桥北，成贤街以南等地各有不同人等与风俗。⑩即使在近代，南京城区的风俗在不同的区段上也还存在些微的差别。一般来说，内桥以南的城南地区保持的南京旧俗较多，尤其是三山街以南的“门东”和“门西”一带，是“老南京”的典型代表，那里的南京方言也比较“纯正”，而在城中、城北移民较多，其民俗经历了由南向北的磨合、包容，并在某些区段形成同中有异的民俗。例如，在上新河、江心洲一带，带有安徽徽州、无为等地的民俗风格；在下关地段，则有盐、淮地区的风格特点。下关地段的南京话与城南的南京话就有明显的不同，拿“下关”的“下”字发音来说，当地居民在声调上不发去声，而发阳平。现实的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民俗风格，反映了南京这座移民城市文化变迁与整合发展的历史。

所谓“南京民俗”，应包括南京城区的民俗和周边郊县的民俗，虽传承状态不尽一致，但相互间的影响与交融却是客观的。南京城区因近数十年改造的力度较大，老城区的古街小巷存留较少，原相互聚居的老市民多已因搬迁而星散，使民俗传承场域发生了由块式空间向点式空间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其自然传承的力度不可避免地有所减弱。近年来，南京郊区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民俗的传承状况仍好于城区。在乡村，虽说平房变成了楼房，外出谋生者数量增多，但只要村落还在，祠庙还在，村民没有大量外迁，传统民俗就会继续延续。也就是说，只要传承主体和传承场域基本没变，其作为客体和对象的具体风俗就有存续的可能。在南京的高淳区、溧水区、六合县等原先的郊县地区，尤其是在高淳，民俗的传承状态相对较好，诸如傩舞傩仪、庙会活动、虎头鞋、羽毛扇、纸马、道画、魁头、面具、捣衣棒、镇宅发槌等民俗活动和民俗物品，依然可见。这样，在南京市区周边的郊县，我们犹能寻得南京民俗的某些旧时踪迹。

三、南京民俗的文化价值

南京民俗在长期的市井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触染、交融中，形成了以整合、包容为主导的地域文化特点。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南京民俗一方面仍葆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伴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运动而不断扩大着与外部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他地民俗发生着某些形态与取义的趋同现象。在当今的中华大地上，各地民俗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在逐步趋同的总趋势下，仍呈现着某些个性风格和多样性特征。南京的民俗正是这样，与外地的民俗文化相比较，差别已逐步变得细微，只有结合历史传承，并做功能意义的推源探究，才能在“中和”的趋势中发现其固有的城市文化特色。

就民俗而论，其基本领域包括岁时节俗、人生礼俗、民间俗信、民俗艺术、游乐民俗、建筑风俗、饮食习俗、口承文学、经济民俗、家族传统、生产习俗等，可谓千头万绪，丰富庞杂。南京民俗也涵盖这些领域，并有历史的层叠和地域的交叉。南京的岁时民俗包括春夏秋冬四时中的各主要传统节日，以及具有丰厚内涵和鲜明特征的节物、节俗、节信、节语；南京的人生礼俗包括胎教、催生、诞生、育儿、成丁、婚嫁、寿诞等主要阶段的风俗，凸显了对生命关爱的社会世风和伦理精神；南京的游乐民俗包括儿童游戏和民间游艺两大方面，“城门城门几丈高”和“打梭”一类的儿童游戏，以及男人们一年数度携酒游山的雅兴等，都具有南京的城市特色；南京民间俗信中的傩舞傩仪、庙会活动、禁忌占验、祈禳行为，例如《跳五猖》、出菩萨、手纹砖等，往往具有幽远的源头和神秘的内涵；南京的民俗艺术涉及民俗舞蹈、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口承文艺等领域，其中大马灯、南京纸马、高淳道画(水陆画)、绒花、灯彩、白局等，都是南京地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南京的饮食习俗包括节日食品、应时菜蔬、特色菜肴、风味小吃，诸如“洪福齐天”、水八鲜、盐水鸭、鸭血粉丝汤、鸭油烧饼等，也成为南京的地方标识。此外，南京市区中的一些街巷名称也留有生产民俗的文化印痕，例如，铜作坊、铁作坊、锦绣坊、弓箭坊、颜料坊、箍桶巷、剪子巷、绒装街、估衣廊、裱画廊、明瓦廊、火瓦巷等，都与南京逝去的生产民俗相关，留下追寻工商风俗的信息。

虽说当代的民俗趋同渐成大势，但在具体的事象上仍呈现着多样性的特点。随着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乡土文化的传承情有独钟，一些具有地方特征的民俗传统受到呵护，往往能成为显著的特色文化项目。南京民俗文化与其他地域相比，甚至与周边城市的民俗文化相比，也有一些独特的方面。例如：正月十六上城头，文德桥观半边月，五谷树下判年成，三灯节和三灯市，新年大门贴雄鸡，元夕的破镜重圆传说，秋成报社击棒壤，催生快养过街面，南京方言唱白局，灶糖飥饠敬神祖，版印纸马传滇地，吴声歌曲《华山畿》，童谣声声说宁俗，傩神傩仪城乡走，等等，都是南京独特的传统民俗。作为内涵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们也是南京文化应用、发展的资源宝库。正是这类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项目，构成了南京民俗的文化个性，留下了古今承传、相沿相习的又一条城市文脉。

对南京民俗的文化价值，我们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它是乡土史志的资料，城市文化的符号，地域性格的窗口和发展再创的基石。

作为“乡土史志的资料”，南京民俗以动态传承的方式记录了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城区的市井生活，也包括郊县的乡村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也包括经济活动、社会交际；包括游戏、游艺项目，也包括信仰、宗教活动；此外，还包括艺术创造、方言应用，礼仪制度等诸多方面。它以历史传承的因素、地域文化的性质，以及与南京文化生态的相互依存关系，成为南京乡土史志的重要资料。史志材料的搜集不仅要依靠文献和实物，也需要考察动态的行为、语态的方言和心态的信仰与精神，因此，民俗成了这些资料的可靠载体。

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南京民俗从性格特征和生活传统等方面使南京人和南京城显得有血有肉、亲切可感。例如，用南京方言说出的口头禅“多大的事啊”，就反映了南京人处事不惊、坦荡敦厚的习性，也反映了南京稳健、大气的城市性格。一句极为简单的方言，就能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这就是民俗的魅力。此外，南京人正月十六上城头，小娃儿们手拉手做“城门城门几丈高”的游戏，都把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墙融入了寻常生活，同时又一起成为城市文化的独特符号。城市文化不只是以建筑、遗址做标志，市民的性格与生活才是其最鲜活的方面。

作为“地域性格的窗口”，南京民俗展现着其创造与享用主体——南京人的性格特征。长期以来，我们谈及城市文化，多注意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和有形的物质成果，而忽略其主体——市民的精神风貌和动态生活，难免产生“见物不见人”的偏颇。大凡文化，都由三个基本的层面所构成，即：以物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文化成果，以动态过程为呈现方式的文化活动，以及以思想、情感、心理、性格为表达的文化精神。民俗文化主要以动态展开和精神传承为主旨，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性格特征。南京民俗崇文重教、朗健率直、豁达包容、重义轻利、质朴敦厚的特征，作为地域性格的概括和特殊的展示窗口，对南京城市文化的把握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作为“发展再创的基石”，南京民俗是可加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南京民俗中的物象、事象、语象、心象都是传承应用的对象和元素提取、再创的材料，在南京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当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明代的宫廷绘画作品《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以44×350厘米的尺幅描绘了明代永乐年间南京的市井风俗，画中有房舍楼馆，市肆店铺，龙船渔舟，马车推车，轿子桥梁，府邸寺院，城墙牌坊，高跷杂耍等，涉及官人、侍卫、商贾、渔夫、轿夫、戏子、僧侣、妇女、孩童、樵夫、马夫等各种人物1000余人，可作为城南老街区复建的参考。南京的岁时民俗，可用以充实和打造南京的节庆文化；游乐民俗、民俗艺术、饮食习俗等，可成为开发旅游产品的特色资源；人生礼俗与社交习俗，可作为社会道德教化的材料。此外，在和谐社区建设，乡土知识普及，民间技艺的教习，工艺品、纪念品、收藏品等文化市场开拓，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风格设计，反映南京生活的艺术创作，以及爱国情怀和道德教化等方面，南京民俗都有着应用、发展的广阔空间，能充分显示传统风俗的当代价值。

注：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6页。

③④(明)《正德江宁县志》上引戚氏志。

⑤乾隆十三年《江宁县志》，卷五“风俗”。

⑥转引自光绪六年《重刊江宁府志》，卷之十一。

⑦语出(明)顾起元《客座赘语》。

⑧(民国)夏仁虎：《岁华忆语·自叙》。

⑨综合戴荣森、王涌坚、高学理、于峰等的报刊文章，做了取舍和修改，并加上了笔者的两条增写。

⑩(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责任编辑：丁远〕

OnNanjingFolkCustomandItsCulturalValues

TaoSiyan

Folk custom as an epitomizer of cultural tradition, values and lifestyle of a nation or a region, is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resources. Ten dynasties’ capital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from everywhere, make Nanjing personality and folk custom form its style characteristics: respect culture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frank, open-minded and tolerant, valuing loyalty, simple honest. Nanjing folk custom as a data of native chronicles, symbols of urban culture, windows of regional character and the cornerstone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how its cultural values.

Nanjing; Nanjing folk custom; stylistic features; cultural values

陶思炎，东南大学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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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8263(2014)12-01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