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燕

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研究

陈 燕

在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居住空间结构不断演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日趋明显，其动力机制也更加复杂。本文基于当前我国加快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大背景，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并由此提出今后构建和谐的城市居住空间的若干对策。

新型城镇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因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为迅速的阶段，巨大的体制转型和经济社会变迁必然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过程。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深化，中国进入住房转型期，大城市居住空间结构不断演化，正在经历重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逐步明显并呈加大趋势，其演化机制也更趋复杂。城市住房所形塑固化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和社会分层，贫富居住分区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居住隔离现象成为既定事实并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得不理性看待的一个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型城镇化战略对我国现阶段城市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将直接推进我国城市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系统转型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成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城镇常住人口已达7.31亿人，人口市民化引发的城市居住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城市住房是新型城镇化的载体，关于城镇化与房地产、住房需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城镇化与房地产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②；城镇化建设为促进促进房地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促使城市空间不断增大、功能不断升级；房地产业发展为提高城镇化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房地产开发拓宽了城镇空间，提升了城镇档次、规模和功能③；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要解决人与房的矛盾、改善居住环境④；以GDP增速为导向的城镇化实践，会带来空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空间权益的挤占，被排斥人群成为社会边缘者和弱势群体。资本逻辑和权力在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生产的异化⑤。本文基于国家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

二、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从经济学角度看，影响力机制主要是指经济体在其实现某种目标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经济体内外部的各种力量，以及通过这些力量的构成要素、结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理等形成的统一体。任何事物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推动力量，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和演化是制度、经济规则、社会文化和个人抉择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国内外理论界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其发展及演化受以下几大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背景初始影响因子、制度政策影响因子、经济根本影响因子、个人行为机制影响因子等。具体影响因素的耦合作用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力机制，从而产生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现象，即城市居民的居住地由于各种影响因素而产生的分异现象。其中，背景初始影响因子包括城市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历史背景影响、城市历史文化传承背景影响、城市交通发展影响等。背景初始影响因子在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阶段分别表现为形成动力和演化动力，是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化的背景基础。制度政策影响因子包括住房分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住房交易制度、住房信贷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城市化等制度政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等；一般来说，制度政策方面的变革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力，是主要的干预力量。经济根本影响因子包括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影响，如城市GDP规模及发展趋势；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城市居民总体富裕程度及购房能力影响；住房贷款利率变化等金融因素；房地产开发状况等影响因素。经济影响因子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力机制中是中观层面的影响力，也是核心影响力，是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力量。个人行为机制影响因子包括个人因收入、家庭类型、职业差异、种族特征、年龄结构、个人居住空间价值取向差异而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影响；个人行为影响因子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力机制中是内在影响因子。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各种影响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是合力，它们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协调关系，有明显的作用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影响因素此消彼长、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

城市居住空间演进具有历史继承性，历史的影响会对当下的城市居住空间产生重要的影响，背景初始影响因子相对稳定，发挥着累积性长期效应；制度政策影响因子和经济根本影响因子相对活跃，对城市现阶段的居住空间结构演化影响最大；个人行为机制影响因子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的内在动因，对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化影响也较大。一般来讲，背景初始影响因子、制度政策影响因子、经济根本影响因子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影响因素和中观影响因素，个人行为机制影响因子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微观影响因素。宏观影响因素是指在全国或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共同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者说这一区域城市居民共同面对的、个人之力无法改变的条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中观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发展变迁、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发展变化等因素；微观影响因素指居民个人自然的条件及通过行为、努力获得的条件，居民寻求归属感及社会承认也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微观影响因素。

三、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的研究

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同时，也引起了城市结构和功能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所引起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城市郊区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产生影响。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住空间环境日益扩大和完善，同时城市空间也建立起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社会复杂体系。

1．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战略是目前我国住房建设的大背景，城市住区建设和规划都应放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将要增加1000万到1500万，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的住宅建设量，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除了满足大量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引起的城镇住房需求外，城镇建设产生的拆迁户和城镇居民改善性需求也将同时增加城镇住房的消费性需求。许多现在的城市边缘和新城住区，都将很快成为未来的城市内部住区。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的旧城改造、工业迁出主城的“腾笼换鸟”政策、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等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给居住区的建设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城市郊区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住宅紧张和拥挤状况。在我国的城市发展现状中，城市中心并没有衰落，由于商业配套和教育等资源丰富，城市中心仍然是中高收入者理想的居住地。旧城改造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由于经济承受能力不足不能回迁市区，中低收入者居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处于远离市区的城市外围和郊区。随着近年轿车进入中高收入家庭，风景优美的城市郊区也开始成为中高收入者的居住选择地，城市外围出现别墅区，高收入阶层的居住郊区化开始显现。因此，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现状中，就出现了城市中心区和郊区(边缘区)同时存在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由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发展途径各异，导致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方式不同。城市化和郊区化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在我国虽属自愿但主要是被动的过程和有组织的行为。西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和郊区在社会经济上的差异，郊区化使大都市区财富收入发生不平衡的变化，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高于城市中心的居民，如在郊区化模式鲜明的美国，郊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良好的中高收入者的居住地。在西方国家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经典模式中，居住空间分异是以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结合地理环境自发形成的。我国的城市郊区化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城市富有的中高收入阶层向郊区转移居住，而是相对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郊区化，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居住配套设施较为落后的基础上的。我国的郊区化是在城市化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发生的，郊区化不是在城市化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后城市中心逐渐衰败而出现的自然扩散，而是有很多人为因素形成的郊区化，相当一部分居民因为城市旧城改造、郊区居住成本较低而选择郊区居住，是一种被动状态⑥。

2．户籍管理制度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标志之一就是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集聚，城镇人口数量增多，城镇住房的刚性需求增加，进而带动整个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下，我国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长期以来我国严格执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进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很明显。后来我国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日渐松动，对农民工进城限制减弱。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政府部门和住房建设者的重视，他们经济收入有限、没有城市的常住户口，只能住在结构简单、设施简陋的简易住房内，这类住房往往位于城市边缘、城郊结合部等。因为工作、生活的需要，流动人口的集聚分布很明显，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移民村”等新的居住空间形态，加剧了社会极化和居住空间分异⑦，如上海市中心虹口地区形成的宁波人聚居区、沿黄浦江上下游和苏州河地带的苏北人聚居区、“浙江村”、“新疆村”；北京郊区一度出现的“浙江村”、“安徽村”等聚居地。以“六普”人口统计数据看，要满足6.9亿人人均建筑面积30平方米的住房需求，将面临29亿平方米的住房缺口，城镇化中人与房的矛盾仍十分突出。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容量增长的持续动力，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在2020年将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将会有1亿落户城市的人口，其住房需求将达30亿平方米，房地产业将成为人口城镇化的最终载体，因此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方面。另外，居民的居住需求、生活方式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大，居住空间选择的内部动力来自于居民的居住需求。由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进城落户农民的居住需求、生活方式、家庭结构、价值观、行为模式等都和原有的城市居民存在一定差异，这些择居的潜在影响因素都会投影到城市居住空间结构上，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产生一定影响。城市居住空间既是一个物质空间概念，也是居住主体的心理认同空间，并可以扩大为特定居民群体的社会价值认知领域。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不仅是城市物理空间环境的变化、人口的机械转移，更应是包括城乡关系重组、城市文明辐射以及人的全面现代化过程。

3.地租及区位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理念，城市居住空间成为不同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表征，居住空间的分异便成为社会分化的物质载体，因此，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首要因素，在加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新空间占用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条件，城市空间作为资本争夺的焦点，同时引发空间的地理不均衡、社会不公平和不正义等现象。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经济影响因素中，地租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大。城市居民对住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区位选择，而区位是土地利用分化的结果。1950年西方经济学家将区域经济理论用于对居住选址等城市区位问题的研究，认为住户最佳居住区位是通过将每日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与城市不同区位的级差地租作权衡而确定的。低收入者的通勤费用支付能力较弱，居住地的选择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往往只能局限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而高收入者具有较强的通勤费用支付能力，因而选择的自由度较大。土地利用分化也直接影响城市居住密度，低收入居民占据地价高的内城地域，高收入居民聚居于城市外围；贫穷的家庭生活在高密度的社会环境，富有的家庭则情况相反。西方城市社会学住宅阶级理论认为，人人都向往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城市土地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不同的社会背景争取到不同地段的住宅，从而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在竞争中形成特定的人口分布形式，较富裕者会居住在环境清净宽敞、设施现代的郊区，贫困者因交通费用和楼价的昂贵，则只能留在市中心附近破旧拥挤的贫民区。可见，土地区位的优劣和地租的高低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的客观条件。地租理论和竞租函数告诉我们，地租与土地利用区位关系密切，由于区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租，城市地租以市中心为最高，向外则逐步递减，形成若干个地租同心圆圈层。在这些圈层中的产业布局，依其付租能力，由里向外大体上是：零售业、服务业与批发业、多层住宅(低收入阶层住宅)、别墅(高收入阶层住宅)⑧。竞租函数是个人或企业因为土地位置的差异，对不同区位的土地愿意支付的土地租金的差异的表达。优劣不同的区位，地租水平的高低不同，相应地吸引着付租能力不同的行业和单位以及个人，各得其所。另外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地价是房价的主要成本之一，大多数城市的地价(熟地价，包括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和土地开发费等)占房价的比重为20%-40%。调查显示，在居民的择居影响因素中，房价是重要因素。因此，由于居民的住宅消费能力与其经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使得不同收入阶层分居在不同城市区位成为可能：具有较高购买力的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城市优质地段的住宅，而低收入人群则只能选择地段相对较差的居住区位，住宅的价格使得具有同等或类似收入的家庭在择居过程中表现出趋同性，这也是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消费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收入也成为开发商的项目定位因素，人们在住宅区位选择上也考虑到同一住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地位等特征⑨。

4．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不少城市加快“产业新城”、“产业新区”的开发，在缺乏完善的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以产业新城为名、以房地产开发带动“造城运动”。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部门，其发生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具有统一性⑩。经济变革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再组织和演化，因此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城市功能结构的改变会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体系的效应变化，从而影响到城市就业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的相应改变。城市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经济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时，不同行业就业量和经济收入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城市社会“极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动力。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城市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过度依赖土地投融资和土地出让收入，过度征地建房，城市“摊大饼”，片面追求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房地产业成为产业发展重心，在这种利益机制驱动导向下，引起的后果是城镇建筑形态单一、缺少产业规划、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给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因其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会唱“空城计”，出现“空城”或“鬼城”。

5．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化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十分明显，收入分化促成了社会分层的加速形成、改变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分异通过住房市场的分化体现在城市空间演化上，居住空间分异就是社会分异和社会分层在居住空间上的直观体现。经济收入直接决定了社会阶层对城市社会空间资源的可进入性和竞争能力，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选择不同的居住方式，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大致相似的人群选择居住在生活质量和居住质量十分类似的住区。在空间上的居住空间分异具体体现为高收入阶层居住区、高级公寓住宅区、普通公寓住宅区和打工族居住区的不同分布。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引发居住空间的自发分异：精英阶层(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精英)这样的社会上层普遍分布在市区中心或环境优美的新建居住社区、花园住宅、各个高档公寓的高层观景别墅及城市边缘低密度分布的优质别墅区；以白领阶层为主的年轻中高收入者集中分布在城市主要交通线上、文化氛围较浓的中高档住宅区形成的白领阶层居住区；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普遍分布于普通公寓住区内；低收入阶层由于经济上无力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居住在城市旧城区或由于旧城改造外迁郊区；外来民工则于城乡结合部租借廉价私房或搭建棚户暂居，聚居成以籍贯相同的地缘和职业相近的业缘为特征的社区。资本运作、空间生产对城市空间的直接影响是城市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并存，有些社会阶层的空间权利被侵犯，空间机会被剥夺，空间位置被挤占，引起城市空间层级化以及贫富区划化。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住区成员的成分复杂化、差异化，使得城市居住中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机制。但即使在混合型住区中，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在面对住区中的富有群体时，往往会产生被剥夺感，这些住户关系本身就具有离心机制，也是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之一。

四、结论和建议

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中国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日趋严重成不争事实。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分化，去单位化、阶层分化、住房社会化和市场化、城市化、城市规模扩张等都将使得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呈现更为复杂的变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变趋势会产生利弊参半的社会经济效应。一定程度上的居住空间分异可以丰富城市居住文化、拓宽城市居住形式，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不同阶层的择居需求。但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度加大后也会带来一些社会负效应，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社区重构、公共空间漠视等。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构建和谐的城市居住空间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对策：

1.构建科学的都市区布局，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

在科学的城镇化规划布局下，各地做好符合都市区特点的土地利用规划、住房建设规划，完善区域房地产供求结构，引导城市合理的空间资源整合，有效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规划应该从服务于城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回归其服务广大市民公共利益的本位。在城市发展中，利用城市规划“看得见的手”控制市场“看不见的手”，合理调控城市空间资源在不同阶层的公平分配。此外，城市规划中将城市公共空间还归于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土地、城市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对内外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大力发展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保护弱势阶层共享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避免承担改革的成本，是当前城市公共政策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规划城市居住空间的过程中，要让不同利益群体有表达自身权利的平台，从而加强城市规划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要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多渠道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使城市建设满足市民的居住需求，尽可能地优化城市的居住空间。

2.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重视对住房市场的综合长效调控

在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的明确目标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完善设市标准，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完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创新。住房价格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影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房价不能单纯地依靠政策调控或者从单一方面入手，住房问题从经济学原理方面去思考基本上还是一个供需问题，所以调控房价就应从影响住房供求的各个方面综合调控，调整力度可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加以修正。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制定严格合理的对商品房需求的甄别机制，遏制对商品房的投机性需求。同时要处理好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决制止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短期行为。以普通商品房为主、经济适用房为辅、重视廉租房建设，构建适应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供应体系基本框架，努力向“住有宜居”发展。总之，在各地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通过住房体制改革和有效的规划手段，控制当前已经出现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状况。

3.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社会融合

在住宅商品化、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富人区的产生，但政府却应努力缓解穷人区、贫民窟的形成。很多城市正在进行着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重构过程，因此，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度看，实现社会融合和社区整合，在来自各方的新老社区成员之间构建一种新型的相互认同的和谐关系。我们可以适当借鉴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开发一些混合居住的住宅项目来缓解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优化土地供应机制，促进形成混合型同质住区的空间布局，如在同一个住区内允许以不同方式取得土地，保障性住房建设分散于各中档住区，使中档住区成为高低档住区的媒介，促进混合居住模式的形成，实现社会阶层的共生和融合。另外，在某些旧城改造中建设的新住区，也可以在同一住区中建造不同修建标准的住宅，以同时满足中低收入的回迁居民和中高收入的购房者的需要，并通过各种积极的住区管理手段，拉近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还应扩大视野，增加混居人群间相互影响的模式。一定意义上，经济的、服务的纽带是真正能维系不同收入阶层混居或混处的关键所在。

4.建立长效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按照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及国际经验，在市场经济发展至较高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应转向民生支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住有所居”是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立，在实施民生工程、构建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突出作用，因此要把握城镇化进程，积极探索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应新模式。作为完善的住房市场,建立健全一个稳定的、规模化的公共租赁市场是非常必要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有利于尽快缓解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突出问题，租赁型公共住房更符合我国现阶段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在一些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郊区或新城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与地区产业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展相结合，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的进入，以便为保障性住房的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注：

①李程骅：《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市转型路径探讨》，《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②蒋建林：《城市化与中国房地产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王启金、王文雯：《中国城镇化与房地产关系探讨》，《中国统计》2014年第6期。

④汪利娜：《新型城镇化下的住房市场发展》，《中国房地产》2013年第5期。

⑤⑩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经济地理》2014年第6期。

⑥应瑞瑶、陈燕：《中西方居住空间分异动因比较研究》，《城市问题》2009年第2期。

⑦吴晓：《“边缘社区”探察：我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特征透析》，《城市规划》2003年第7期。

⑧陈燕：《从产业结构优化来探析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⑨陈燕：《大城市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2〕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3〕《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4〕裴长虹：《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与配套改革》，《全球化》2014年第3期。

〔5〕张鸿雁：《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优先战略选择》，《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王文刚：《中西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探究》，《经济论坛》2006年第22期。

〔7〕万勇、王玲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与住区规划应对策略》《城市问题》2003年第6期。

〔8〕秦言：《浅析我国大都市区的社会分层与居住空间分异——以上海为例》，《山东房地产》2004年第3期。

〔9〕徐菊芬、张京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制度成因及其调控——基于住房供给的角度》，《城市问题》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清菡〕

OntheMotivationResearchofUrbanResidentialSpaceDifferentiationBasedonthePerspectiveofNewUrbanizationStrategy

ChenYan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hina entered a period of housing transition, at the same tim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residential space structure,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is emerging and appearing increasing trend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on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more realistic control strategies to effective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s.

new urbanization;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motivation

陈燕，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南京 210018

F129.9

A

1001-8263(2014)12-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