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久，陈佳鑫

（1.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上海200241）

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李俊久1，陈佳鑫2

（1.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上海200241）

东北亚是一个阻力和潜力并存的经济区域。在日本仍受困于“失去的二十年”之际，中国的经济则是快速崛起，并已超越日本成为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位的大国。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简单的SWOT分析方法入手。在梳理了“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供给模式及其在东北亚的表现之后，中国在供给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检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东北亚；经济合作；区域性公共产品；SWOT分析

在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的学者看来，东北亚（本文指代中日韩三国）是一个既充满阻力又富有潜力的区域。阻力既来自各方在历史、领土和领海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也与它们对经济合作利益的认知不同有关。潜力则源于区域内的经济活力和市场需求。从经济活力看，这里有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二位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从市场需求看，区域产业分工的发展使各方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因此，市场充满了对三国政府在制度上加快推进彼此间经济合作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不小的阻力，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步伐从未被终止，学者们研究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热情也没有减弱过。特别是，在日本经济仍未从“失去的二十年”中走出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为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学者一般从贸易或金融的角度做出诠释，本文则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regional public goods）概念，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本质上是相关主体独立或合作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过程。同时，本文尝试运用简单的SWOT分析方法，对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解答。

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

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区域性公共产品”是霸权及霸权后理论与区域主义及区域一体化理论相互碰撞、融合、借鉴的产物，是考察区域合作的一个新视角[1]。要理解其概念，必须回溯至其源头——“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公共产品本属经济学范畴，意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与劳务。对公共产品的探讨，至少可追溯至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此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第一次赋予了政府以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能，并将其限定在国防、法律与秩序的范围。随后，尽管公共产品的外延被不断扩大，但其内涵却长时间以来没有被加以科学的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Samuelson）才给出科学的数学论证，并将其称作“集体性消费产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2]或“公共消费产品”（public consumption good）[3]。

在萨缪尔森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对公共产品内涵的认识日趋深入，其“非排他”（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nonrivalry）的属性也日益为人所熟知。前者意指无论个人付费与否都不影响他对该产品的实际消费，后者则指代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他人对同种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的这两大属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免费搭车”（free rid⁃ing）行为，这使得私人供给此类产品的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供给公共产品的任务要由政府来承担。

进入20世纪60年代，“公共产品”的概念逐渐向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拓展，前后经过了“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两个发展阶段。从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看，奥尔森（Olson）最早将“公共产品”的概念引入国际安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研究[4]，卢塞特和苏利文（Russett and Sullivan）则以此视角分析了国际组织中的集体行动问题[5]。在论证1929-1939年大萧条的成因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提出了霸权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思想[6]。吉尔平（Gilpin）则指出，国际公共产品是指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在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承担过这些产品供给者的角色[7]。从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研究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美国“私物化”的倾向明显，并由此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正因如此，“区域性公共产品”日益受到区域性组织、主权国家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重视[8]。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类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概念上，人们并无统一的定论。例如，王双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一般是超出单个国家而在某个区域内可以共享利益的一种产品，是介于国家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形式，根据问题衍生出的溢出效应，范围可以从相邻的国家到一个大洲甚至一个半球”[9]。费罗妮（Ferroni）的定义是：“其收益由相邻国家（亦即一个区域内的诸多国家）共享的服务或资源。”[10]樊勇明则将其定义为“仅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供给和消费，其利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遍及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11]。定义虽略有不同，但学者们强调的共性则是显而易见的：收益在区域内成员之间的共享。不过，这些定义也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不同于一国内部由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情形，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面对“免费搭车”现象，谁会担当起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角色呢？其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绩效又如何呢？这涉及到“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问题。

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及其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表现

区域性公共产品产生的动因是同一区域内各成员之间在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日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如疾病的防治、安全的保障、环境的治理、危机的防御，等等。在无政府状态下，面对区域内成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承担起这一类产品供给角色的可以是一个主导性国家，它可能来自于区域外（如美国），也可能诞生于区域内；可以是区域性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可以是合作联合供给，如中日韩+东盟10国达成的、旨在为可能发生危机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的“清迈协议”（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CMI）。

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如下三种：第一种是由霸权国家美国供给的模式。例如，在货币金融领域，美元是中日韩三国外汇储备中的主导性外币资产、贸易和金融计价与结算中的主导性货币，也是三国货币主管当局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反向操作干预的最重要币种，更是为东北亚提供了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至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很长时间内是如此）。在贸易领域，美国是中日韩三国极为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在三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RIETI-TID 2012的数据，美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出口目的国；美国在韩国出口中的老大位置在2003年被中国取代，但它在韩国出口中的重要性仍超过日本；美国也是日本最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近年虽有被中国超越的趋势，但美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和东亚范围内不断涌现出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大趋势下，中日韩无论是三国之间还是两国之间的正式FTA并不存在，目前仅仅停留在可行性研究（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之间）或官方磋商（日韩）的层面上[12]。

由美国供给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货币金融领域看，东亚美元本位制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这一“隐性的契约”既稳定甚至扩大了东北亚对美国的出口，也加大了它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对美国出口越多→积累的美元储备越多→投资于美国财政部债券的金额越大→害怕债券投资贬值的心理越强→进一步持有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动机越强。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中国虽较前一个月减持了美国财政部债券，但总金额仍居榜首，其次是日本，韩国位居第20位。三国总金额高达25053亿美元，占全部外来持有者总额的43.2%。从贸易领域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也会不定期爆发出来。受其影响，东北亚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被美国频繁地施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更不时地被美国指责为“操纵汇率”以获取相对于美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第二种是由区域内国家合作供给的模式。这一点在货币金融领域中较为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触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日韩三国在CMI的框架下展开了相互间的货币互换合作。其中，日韩两国之间分两次签署了总额为21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第一次协议中，日本向韩国提供了100亿美元，韩国向日本提供了50亿美元；第二次协议中，日韩各向对方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中日彼此之间各向对方提供了价值30亿美元的互换，中韩互向对方提供了价值40亿美元的互换。除双边协议外，中日韩还在“清迈协议多边化”（CMIM）框架所设定的储备资产池中贡献了最大的份额（960亿美元），占全部份额（1200亿美元）的80%。其中，日本出资384亿美元，占比32%；中国出资384亿美元（含中国香港的42亿美元），占比32%（扣除香港因素，实际占比28.5%）；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占比16%。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2008年12月12日向韩国提供了为期三年、总额为18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日本也在同一天向韩国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期限持续到2010年2月。

第三种是由区域内大国主导供给的模式。作为战后率先走向经济强国的东亚国家，日本曾将对外援助作为恢复与邻国的正常交往、构筑有利区域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都接受过来自日本政府的大量援助，这等同于接受了由日本所供给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此外，在贸易秩序方面，贺平有说服力的研究证实，作为东亚“雁型模式”的“头雁”，日本曾在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地区扮演着主导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地区商品的‘最终吸收者’成为日本提供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角色定位”[1]。此外，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新宫泽构想”，开展与中韩特别是与韩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向东亚外汇储备库提供资金，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向他国提供货币互换，这些都是日本在东亚积极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尝试。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远未走出泡沫经济危机的阴影，经济呈现出快速崛起态势的中国在供给东北亚区域性公共产品方面大有取代日本之势。

三、中国在供给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存在巨大的美元风险、美国滥用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权力以及日本经济式微的情境下，中国成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有力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从理论上分析，中国既有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优势，也存在着供给的不足；既面临着重大机遇，也存在很大挑战。中国的优势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进口需求的旺盛、货币政策的稳健、人民币币值的坚挺以及汇率制度的稳定。劣势在于：尚不具备作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实力、金融市场缺乏广度和深度、资本账户依然存在管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有待进一步推进。机遇在于：中日韩之间贸易、投资以及货币金融关系的加深、市场和日韩两国政府对过度依赖美元的担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稳定的国际金融资产的需求。挑战在于：能否因应外在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

表1 中国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SWOT分析

从实践上分析，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两种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首先，在稳定的区域货币金融秩序方面，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成为抵御区域性危机的“第一道”坚固防线，这与当时日本“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中国赢得了区域内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声誉。为构筑防范下一次危机的安全网，中国积极参与同日本、韩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积极响应CMIM下外汇储备资产池的筹建，与日、韩一道成为主要的出资大国。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中国积极参与对韩国的货币互换协议，除了危机期间向韩国提供的为期3年、总额为1800亿人民币的互换协议外，又陆续在2011年10月和2013年6月与韩国签署了两笔总额同为3600亿人民币的互换协议，期限分别为3年和4年零4个月。相比之下，日韩两国政府在2013年6月24日宣布，不再延长7月3日到期的30亿美元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意味着日韩双边货币互换实际上步入消亡，难怪“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如此评论，“货币互换让韩国更加走近中国，远离了日本”。

其次，在提供开放的贸易市场方面，虽然中国目前尚不能完全取代美国在日韩出口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崛起态势不容小觑。根据RIETI-TID2012的数据，2011年美国在日本最终产品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降至21%，同期内中国则升至19%；美国在韩国最终产品对外出口中的占比为11%，中国则为31%！可见，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市场的旺盛需求正成为拉动日、韩对外出口的重要引擎。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目的地中，美国排名第一位，占据了25%的比重，日本和韩国则分别为10%、3%。可见，中日韩美四国之间的贸易格局是“中国用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对日、对韩大量贸易逆差”的新“三角贸易”。中国在稳定日韩两国对外出口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

四、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向东北亚地区供给重要的区域公共产品——开放的贸易市场和稳定的区域货币金融秩序方面的地位不容忽视，作用十分重要。这对于日韩两国的经济繁荣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除了美国市场和美元可以依赖之外，中国市场和人民币也是它们可以借重的一个替代选择。并且，享受本区域内成员提供的稳定的公共产品，要比让区域外国家提供类似的产品更安全、更可靠。同样，认识到其地位与作用对中国来说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提振中国对日本和韩国开放市场、密切与这两国之间的经贸和金融交往，并能从中获取经济合作的收益以及负责任大国的地缘政治声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正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亚洲化的步伐。从本质上讲，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亚洲化并不单纯是中国用以参与国家间竞争的一种战略手段，也是向有关国家或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能否被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普遍接受，将最终决定人民币亚洲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韩国和日本是事实上的“东亚美元本位制”的两个重要构成主体，它们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亚区域“去美元化”的成败；另一方面，作为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两个重要经济主体，一旦韩国和日本的民间和官方出现向人民币靠扰的态势，将会对共他东亚经济体产生明显的“风向标效应”和“示范效应”，助推人民币成为东亚的主导性区域货币。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不失科学审慎态度的前提下，加快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变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最终成长为具有自律性的、能替代美国的东北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第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的是，中国政府需要转变对外贸易的理念，并寻求突破“高储蓄两难”。具体来说，在转烃对外贸易理念方面，要纠正将巨额贸易顺差与强大国际经济地位完全划等号的错误观念，事实上，从他国或地区进口的能力同样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在突破“高储蓄两难”方面，中国政府需要走出“出口越多，顺差积累越多，美元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对美国国债持有量越大”的怪圈。第三，在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注重国内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审慎地开放资本账户，同时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进而为人民币最终成为可被日韩的官方和市场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夯实基础。

[1]贺平.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评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J].当代亚太，2009（5）：102-122.

[2]SAMUELSON,P.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387-389.

[3]SAMUELSON,P.A.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5,37(4):350-356.

[4]OLSON,M.ANDZECKHAUSER,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6,48(3):266-279.

[5]RUSSETT,B.M.and Sullivan,J.D.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25(4):845-865.

[6]KINDLEBERGER,C.P.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M].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73.

[7]GILPIN,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8]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7-13.

[9]王双.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与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J].国际展望，2010（6）：63-80.

[10]FERRONI,M.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EB/OL].（2004-05-10)[2013-01-07],http://www.eclac.cl/portofspain/noticias/noticias/8/14868/ferronipub.pdf.2013-01-07.

[11]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143-152.

[12]KAWAI,M.AND WIGNARAJA,G.Asian FTAs:Trends,Prospects,and Challenges[R].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26,2010.

［责任编辑 姜国峰，校对 冯立荣］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China in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LI Jun-jiu1,CHEN Jia-xin2
（1.Economic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2.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Northeast Asia is an economic region of both obstructions and potentials.When Japan is still sty⁃mied by the“lost two decades”,Chinese economy is rapidly rising and consequently China has overtook Japan as the second largest power in terms of GDP in the world.How should we assess China’s position and role in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To answer this question,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regional public goods”.Meanwhile,the SWOT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China’s supply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To begin with,the authors study the concept,supply patterns and practice in Northeast Asia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What is more,China’s position and role in supplying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Northeast Asia are analyzed.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article,the authors draw some conclusions.

China;Northeast Asia;economic cooperation;regional public goods;SWOT analysis

F061.5

A

1007-5674(2014)02-0107-05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2.025

2014-0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发展、网络外部性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战略研究”（编号：12BGJ0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货币地理学视角下的人民币亚洲化研究”（编号：12YJCGJW005）；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研究”（编号：2011B055）；吉林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后危机时代的东亚经济合作：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编号：2010JQB12）；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的东亚经济合作战略”

李俊久（1975—），男，河北霸州人，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陈佳鑫（1993—），女，吉林长春人，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