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产业转移背景下中部六省发展环境研究

2014-11-22张启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张启春朱明

（1．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2．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沿海外向型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大量企业和产业开始大规模集中式向内陆地区迁移，中部六省作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根据2011年中国国际工业研究院的调查结果，珠三角外迁制造企业中有1／4 迁入中部六省①。“十二五”规划中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将中部六省定位为重点开发区，提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崛起。区际产业转移的市场力量和“中部崛起”的政策扶持为中部六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区域发展与区域发展环境建设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如何营造最优发展环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对中部地区至为关键。因此，深入剖析中部六省在发展环境领域存在的优劣势，进一步优化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对于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实现“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目标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发展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环境研究方面，且着重关注投资优惠政策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陈乔之等都提出稳定的政治环境、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和完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②。各级政府咨询机构围绕本地（省、市、县）投资发展环境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主力，如曹虹等关于黑河地区③、张菁华关于吴县投资环境的研究④，尤石和关于云南投资环境的研究⑤，等等。近期关于发展环境的研究较多，大多集中于某些具体产业或行业的发展环境，比如旅游业发展环境⑥、金融业发展环境⑦、民营企业发展环境⑧等。关于发展环境的内涵和外延，则存在从软环境和硬环境角度⑨、从行政区划角度⑩以及从要素内容角度⑪等多个视角的界定和研究。但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和评价某一具体区域的综合发展环境的文献并不多见。朱翔、彭鹏建立了29个以经济指标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的29个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总体评价⑫。庞敦之以山东省为例，选取了44个指标构建了区域发展环境指标体系，主要运用熵值法和回归分析法，对山东的区域发展环境进行了系统评价和优化方案的设计⑬。付宜强以威海作为研究对象，从软、硬环境两个方面，构建了包含42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威海经济发展环境作了客观的评价并给出了优化威海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议⑭。这些学者对于发展环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省域范围，而且侧重于经济发展环境或者是投资环境的研究。本文以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为评估对象，构建了包含硬、软两大类，10个子环境，90个具体指标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从研究对象、指标选取数量和涵盖范围的广度来说，都有所进步，既包括了吸引投资、鼓励创业、追求创新的投资发展环境，还包括了追求人文和自然协调共存、注重生产和生活综合开发、强调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并重的人居环境。

二、发展环境界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发展环境的界定

准确把握发展环境的涵义是认识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环境是由直接、间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等多方面发展的各种要素所组成的动态系统。因此，发展环境可作多种分类：按环境要素形态，发展环境首先被区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依据行政区划等级分类，可分为国家发展环境、省域发展环境、市域发展环境、县域发展环境；根据产业发展分类，可分为农业发展环境、工业制造业发展环境、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环境，且产业发展环境又可以依据行业类别再次细分，比如旅游业发展环境、房地产业发展环境、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发展环境可以分为产业发展环境、园区发展环境、区域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就业环境和居住环境；根据要素内容来分类，发展环境可分为资源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经济基础环境、市场环境、经营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等各种支撑环境。

综合考虑，本文所界定的发展环境以投资环境为主，兼顾人居环境，不仅包括了吸引投资、鼓励创业、追求创新的投资发展环境，还包括了追求人文和自然协调共存、注重生产和生活综合开发、强调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并重的人居环境。本文对发展环境的界定如图1所示。

图1 区域发展环境界定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上述发展环境界定，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由四个层级组成的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⑮。第一层级包括两大类指标：发展硬环境指数和发展软环境指数；第二层级包括硬环境指标体系中资源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基础环境4个子环境，软环境指标体系中的市场环境、经营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社会环境6个子环境，共计10个，分别以Z1－10标识；第三层级，如硬环境中资源环境分别包括森林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丰富程度（Z1．1－Z1．3）3个三级指标，软环境中市场环境分别包括经济多元化程度、企业信用水平、个人信用水平、市场秩序的规范程度（Z5．1－Z5．4）4个三级指标。第四层级如三级指标中的森林资源丰富程度包括森林蓄积量等4个指标，生态环境中包括工业废气排放量等11个指标，基础设施环境中包括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等12个指标，经济基础中包括GDP等10个指标。硬环境中共包括了37个指标。软环境中的市场环境中包括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等6个指标，经营环境包括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等11个指标，法制环境包括法院受理案件数等4个指标，政务环境中包括行政管理费用点GDP的比重等2个指标，政策环境中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5个指标，人文环境中包括博物馆数量等25个指标。软环境共53个指标。第四层级共计采用了90个具体统计指标。

（三）评价方法、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熵值法⑯来客观地评估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选取的时间截面是2005年和2010年，原因在于这两年分别作为“十五”和“十一五”的收官之年，能集中反映出中部六省在最近的两个五年规划期内发展环境的质量以及动态变化特征。同时，虽然区际分散式产业转移是一个不断在发生的市场行为，但产业转移的步伐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加快，因此这两个年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中在对2010年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时，东部先进省市样本选取了北京、广东、山东和浙江作为代表。选取这些省市的原因，除了北京、广东、山东和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发展环境较好，能代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的发展环境水平，可以作为中部六省优化发展环境的努力方向和标准外，还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相当丰富，这些省份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比较齐全，数据可得性较强。

表1 2005年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比较

图2 2005年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比较柱状图

三、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本文在业已构建的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2005年和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进行处理，对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对2005年中部六省发展环境进行内部比较分析，是为了确定中部六省发展环境的优劣势，为后文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提供参考基准。其次，将两个五年规划末年中部六省发展环境及子环境进行纵向比较，并利用协调系数，以考察中部六省发展环境的动态变化特征。最后，对2010年中部六省与东部先进省份的发展环境及其子环境进行横向比较，以全面反映中部六省发展环境及其子环境在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

（一）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指数及各子环境内部比较分析

通过利用熵值法对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处理得到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指数排名⑰，如表1及图2所示。从总体发展环境指数来看，湖北和江西位于前列，山西和安徽靠后，而湖南和河南居中。从发展硬、软环境指数来看，中部六省各有所长：其中发展硬环境方面，江西、湖南的硬环境指数靠前，发展软环境方面，湖北、河南软环境指数相对靠前。从硬环境指数、软环境指数和总体发展环境指数来看，没有一个省份在这三项指标中均处于领先或者落后地位，从影响力方面来看，没有一个省份在发展环境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或劣势，中部六省在发展环境方面不存在绝对差距。

为深入探讨中部六省在发展硬环境指数、软环境指数方面差异产生的原因，本文进一步分析构成这两个指数的十大子环境方面的差异，如表2。

表2 2005年中六省发展环境各子环境评价值

结果显示，硬环境指数方面，江西省排名居前，从构成硬环境的四个子环境来看，江西在资源环境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方面名列前茅。从构成这两项子环境的四级指标来看，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对丰富是江西省在资源环境方面排名居前的主要原因。在工业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处置率和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方面表现优秀是江西在生态环境方面位居前列的主要原因。尽管在硬环境指数上名列前茅，江西省在软环境方面还存着不足，尤其是在政务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在政务环境的四级指标方面，江西的行政管理费用占GDP 的比重值最大。在人文环境的四级指标中，江西省在艺术团体数量、等级运动员数量、国际旅游收入、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硬环境指数排名靠后的安徽，在资源环境方面与江西相反，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最后。在生态环境方面，安徽在每万人拥有的污水治理设施和城市建成区绿化率方面位居最后。同时，安徽在软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中占有优势，尤其在政策环境的四级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方面最稳定。

在软环境指数方面，湖北省软环境指数居中部六省首位，这主要是因为湖北在经营环境指数和人文社会环境指数方面优势明显。从四级指标的构成来看，湖北在经营环境指数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最高和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湖北省的博物馆数量、接待入境游客数量、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人均建筑面积、人均教育经费、普通高等专任教师数、文化娱乐用品的人均支出等方面排在前列。同时湖北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在市场环境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不高。在软环境指数中排名靠后的是山西，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省的经营环境指数和法治环境指数靠后。从构成经营环境的四级指标来看，山西省在办公楼和住房的销售价格在中部六省中是最高的，在高校毕业生人数、中等职业毕业生人数和每万人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位于中部六省末尾。办公楼和住房的销售价格较高则加重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在高、中等毕业生人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的劣势则增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开发和获取的成本。山西的优势在于硬环境方面人均耕地面积广阔。

硬、软环境中排名居中的湖南和河南在子环境方面也存在各自的优、劣势。湖南在硬环境指数方面更具优势，排名第二，河南在软环境指数方面较具优势，排名也位居第二。湖南硬环境较强的原因在于，资源环境指数和基础设施都居于第二。湖南的弱项在于生态环境、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这三方面都居于倒数第二，有待改善。河南在基础设施和法制环境这两个子环境中居于首位。从四级指标来看，法制环境排名居于首位的具体原因在于法院受理案件数和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人数方面河南位于首位，以及火灾发生数与人口之比最低。良好的法制环境能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子环境居于首位的原因在于，铁路营运里程和铁路货物周转量方面排在前列。河南的弱项在于资源环境、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这三大子环境中居于中部六省的倒数第二位，有待提高。从中部六省内部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在发展环境及其子环境方面各具优势，也各有不足。同时，从发展环境指数的相对差距来看，各省的数值差距不大，中部六省发展环境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征。

（二）中部六省发展环境及子环境纵向比较分析

将中部六省2005年和2010年的发展环境指数、发展硬环境指数和发展软环境指数作纵向对比，来分析中部六省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期内发展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如表3。

表3 中部六省发展环境、硬环境指数、软环境指数纵向比较

从总体发展环境指数的动态变化来看，除了江西和湖南的位置有交换、湖南上升了一位、江西下降了一位之外，其它省份均保持不变。这说明发展环境的整体变化相对稳定，一定区域的发展环境形成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

中部六省发展硬环境的动态变化特征如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江西、湖南和安徽的发展硬环境指数排名没有波动，湖北和河南上升，山西下降。从子环境方面来看，工业废气排放量降低，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提升引起生态环境的改善是湖北省硬环境指数进步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湖北省在“十一五”期间加强了对工业污染的控制，注重发展经济的环境效益，在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与湖北省同期内开展的武汉都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不无关系。河南硬环境指数提升的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提升，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额从第四提升到了第一，说明河南考察期内外资利用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基础环境的下降是山西硬环境指数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初级指标中人均GDP 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下降又是硬环境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表明在第“十一五”期间，山西经济发展在中部六省内相对不足。

图3 中部六省发展硬环境指数纵向比较

中部六省发展软环境的纵向比较如图4。相较于总体发展环境指数和硬环境指数来说，中部六省的软环境指数的波动幅度更大。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了湖北在软环境方面没有波动，而且居于首位之外，其它省份在“十一五”期间均发生了变动。其中上升最大的是山西，其次是安徽，下降最大的是河南，其次是江西和湖南。从构成子环境的四级指标来看，山西发展软环境大幅上升的原因在于法制环境和政务环境有大幅度提升。法院受理案件数增加，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数量增加是法制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行政管理费用占GDP比重相对份额的降低，是政务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这表明山西在法治和行政效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河南软环境指数下降的原因在于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指数的下降，法制环境指数下降的原因在于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降低，政策环境指数下降的原因在于CPI的增加，城镇与农村消费支出比的扩大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相对提高。江西软环境下降的原因在于经营环境指数的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之和占GDP比重的增加，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的减少，是两项主要的原因。安徽软环境改善的原因在于经营环境的改善，主要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总额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增加。湖南发展软环境下降的原因在于经营环境指数和政策环境指数的下降。每万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增加分别是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降低的主要原因。

图4 中部六省发展软环境的纵向比较

总之，从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在发展环境方面波动性不大，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发展子环境在“十一五”期间有所波动，在硬、软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各省仍然表现出各具优势的特征。硬环境的波动性小于软环境，与硬环境相比软环境提升的空间更大。同时要指出的是，环境指数的降低并不代表相应发展环境的绝对恶化，而是表明在发展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速度有相对快慢的区别。在发展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进一步采用协调系数来考察各省发展环境的协调性。协调系数C 用来衡量一个省域发展子环境的协调状态，协调系数越大，说明这个省份的各个子环境的发展水平较为一致，协调状况越好，越有利于该省生产力的发展，人居环境也更加和谐。对比2005年与2010年子环境协调系数（如表4），可以看出中部六省的协调系数在这两年间是增大的，说明这五年期间十大子环境的协调性在逐步增强。

表4 中部六省协调系数的变化

协调系数C 在（0，1）范围内可以划分为三类，按协调系数数值由小到大依次命名为不协调发展、弱协调发展和协调发展。若0．8≤C≤1，表示协调发展；若0．5≤C＜0．8，表示弱协调发展；若0≤C＜0．5，表明不协调发展。结合中部六省的结果来看，尽管协调系数不断在改善，但整体上仍处于弱协调发展状态，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中部六省与东部样本省市发展环境横向比较分析

2010年是最近一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个“五年规划”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区际产业转移加快，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为了全面分析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的状况，选取北京、广东、山东和浙江为东部省市的样本，将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和东部样本省市的发展环境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如表5。

表5 2010年中六省与东部样本省市发展环境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所选东部样本省市在发展环境指数、发展软环境指数上整体都优于中部六省的相应指标，其中发展硬环境方面中部六省与东部样本省市的差距相对较小，江西的发展硬环境指数超过山东。尽管总体上与东部存在差距，但中部六省在个别子环境及具体指标方面的优势，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具有竞争力的人力成本，是产业由东向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表6 2010年十省市发展环境各子环境评估值

为了深入分析中部六省和东部样本省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对这10个省市的发展子环境作详细的比较，十大子环境的评估比较如表6。

从发展硬环境来看，与东部样本省市相比，中部六省在经济基础环境和生态环境方面相对落后，在资源环境方面具有优势。中部六省的GDP总量与增长速度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但是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和经济外向程度方面表现不佳。经济基础环境方面，中部六省为了追赶沿海省市，在经济发展中偏向于追求GDP的增长，注重投资，而在人居环境方面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生态环境方面，中部六省在污染控制和治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城市绿化覆盖率偏低。在资源环境方面，由于中部六省地处我国腹地，水资源、耕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相对东部先进省市较为丰富，中部六省在资源禀赋方面具有的优势是吸引沿海产业向中部转移的重要因素。同时，东部样本省市在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方面的优良表现为中部六省改善硬环境提供了努力方向。此外，经济结构的不足也是中部六省引进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沿海产业转移对于东部沿海省市“腾笼换鸟”、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中部的产业布局是一种双赢。

从发展软环境来看，中部六省与东部样本省市之间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是吸引企业投资集聚最为关键的软环境。从四级指标来看，中部六省在市场环境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多元化程度和企业信用水平不高，且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中部六省的民营经济存在数量少、规模小、产业层次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部六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政务环境中行政管理效率不高，部门办事潜规则等问题尤其严重。分析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的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明显大于东部先进省区。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的缺陷反映出中部六省的发展环境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欠协调。

从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发展环境方面中部六省与东部样本省市相比存在不足，但某些子环境及具体的指标方面存在优势，尤其是在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方面中部六省的优势明显。这些优势是中部地区吸引沿海产业迁入的重要因素。硬环境方面，东部样本省市在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为中部六省提供了努力的方向。软环境方面，尤其是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方面，中部六省亟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提高行政效率，协调市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机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综合评价、比较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关系对未来中部的整体发展前景至关重要，避免恶性竞争，共同打造第四增长极事关中部发展全局。“十一五”规划末期以来，特别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逐步呈现新的态势，区域经济活动由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开始向内陆逐步扩散，中国制造业分布开始出现“北上”、“西进”态势，渐趋分散化。中部六省均意识到了“十二五”及其后若干年将是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的黄金期，纷纷制定了各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伟规划，省际间也呈现出高度竞争态势。近年来，从承接产业转移来看，先后已出现了安徽皖江经济带、湖北荆州、湖南湘南等多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以及众多的省级示范区，表现出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抢抓发展机遇的高度敏感与重视。尽管在财政分权框架下省际间的竞争是常态，但本文的评估结论表明，中部六省在具体子环境方面存在差异性同时在整体发展环境方面具有同质性，因此，中部六省要实现中部崛起、共同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的目标，首先，必须跳出传统竞争思路，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要纠正过去片面强调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依靠放弃地方财政收入、损害地方财政利益争取区外投资的做法，以避免地区间恶性竞争，损害辖区政府财政能力及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能力。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中部六省必须从中部整体崛起的共同目标出发，加强和完善区内合作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要素流动，提升中部整体竞争力。当前国家有关中部区域发展的规划与政策都为中部崛起、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提供了有利支撑，而各省本身也具有良好合作的历史基础，尤其是鄂湘赣皖四省合作兼具天时、地利、人和，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蓄势待发，中部六省区域协作可谓时不我待。中部六省应正确处理竞合关系，以竞争促合作，在合作中开展良性竞争。尽快建立省际战略合作框架机制，以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为突破口，逐步搭建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平台，开放市场、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区域产业和企业合作，合理引导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营造优质区内环境，促进长江中游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促进中部六省产业布局更加合理、贸易投资更加便利、经济发展更有活力，发展环境更加优良。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特大城市群、世界规模级的先进制造业带、全国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板块以及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

第二，在现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高度重视软环境改善，是中部六省乃至全国多数省域亟需解决的共同问题。中部六省发展环境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但软环境较硬环境波动更大，发展环境协调性不断增强，但仍有待提高。当前以中部六省各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交通基础设施兴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这将极大改善中部六省发展的基础设施硬环境。但同时也应看到，硬环境建设必须和软环境营造同步进行，硬环境效能的发挥程度与软环境水平息息相关。相对于硬环境而言软环境是可能随人为干预而迅速改变的外部环境。实证结果也表明，改善发展的软环境对中部六省来说更为迫切，提升空间更大，因此，中部六省优化发展环境过程中应“软硬兼施”且格外注重软环境建设。尽管软环境建设涉及市场、经营、法制、政务以及政策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众多层面，但核心问题在于更新理念、转变政府职能。首先，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实践中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界限是营造优良的区域发展软环境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一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老生常谈问题，但确是制约内陆地区发展的共同症结所在，实践中既要防止政府“缺位”、在有些公共服务领域不作为，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防止政府“越位”、过度干预，反而添乱。应着眼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定位，以弥补市场失灵为限，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其次，伴随着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式向内转移，中部地区将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产业、人口的集聚将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地区各省市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科技文化、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中部六省政府应以当前国家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为基础，以推进中部六省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提供全国最优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参照标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拆除“玻璃门”，营造适合民营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障碍，也是中西部地区所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建议中部各省对民营企业，要敢开放、真开放、先开放、全开放。除国家明文禁止外，要坚决彻底地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实现真正意义的对民企“解禁”，“只设路标，不设路障”。在中部率先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公用、农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政策性住房等社会事业及民生领域建设，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营造真正宽松开放的政策环境。

第三，在重视投资环境的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是营造优良发展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改革开放后各地实践来看，包括中部六省在内的多数省区更为关注的是经济目标及投资环境优化问题，而民生改善、辖区范围内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则受到不同程度忽视。出于对吸引区外投资尤其是海外投资的考虑，各地政府无不高度重视本地投资环境的改善，这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投资、土地等一系列政策优惠以及相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如湖北宜昌为改善投资环境，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率先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同时还推出了网上电子政务效率监察系统，实行窗口实时监督、红黄灯预警纠错、绩效评估及统计分析组成的监察体系，加强行政审批过程监督，极大地缩短了投资者投资落户宜昌的时间，方便了投资者的投资落户。其经验逐步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多地。但从现阶段来看，仅从投资环境来理解一个地区的发展环境过于狭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从经济目标与民生改善关系来看，应兼顾投资环境优化和人居环境改善。因此，要营造最优发展环境应以提升区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切入口，以推进辖区内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为核心任务，营造一个有利于民众就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最优发展环境。其次，必须防止只重视投资环境优化忽视就业生活宜居环境甚至牺牲辖区民众利益换取投资吸引的片面观念和思路。尤其是应从民众终身福利角度审慎处理投资拆迁中的补偿问题。实践中值得关注的是，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是必须的，但“投资者是老大”的思路从长期看是偏颇的，甚至是危险的。同时，也要看到，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及产业的环境要求。要吸引国际顶尖人才落户中部，需要全方位、立体地营造优良的投资和人居环境。除便捷高效的国际国内交通通讯设施外，良好的空气质量、优质的水资源、安全可靠的食品、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国际化的教育服务和学校资源、发达高效、开放程度高的金融服务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既是幸福的人居环境也是国际高端人才落户的考虑要素。建议重点加强跨行政区域湖泊、河流水生态环境保护，以构建“碧水、蓝天、青山、美城”的生态格局为目标，统筹规划区内生态环境保护。以中部六省公共服务总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为目标，加快推进各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推动省内教育共建联动、科技互促互动、卫生资源整合、社会保障统筹及人才项目对接、文化体育资源共享。以便捷高效的交通通信、独特的山水风景、完善的公共服务跻身全国一流人居环境之列。

第四，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慎重评估移入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因素，实行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避免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进入而造成辖区生态环境破坏。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中国式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是以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为基本特征的，这种粗放发展方式在当前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越来越难以为继，在东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致国内外产业大调整，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使得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因临近国内市场并拥有丰富的土地、农产品、能源和矿产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较低，这为中部六省引进国内外投资、承接产业转移带来了重大机遇，但当前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加上近年来中部多地已经承接了大量高耗能产业，中部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均为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改革实验区，强约束性的节能减排目标将对中部六省产业形成较大影响。因此，进一步地外资引入须慎重考虑资源环境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保护评估，实行资源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严格禁止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移入。须尽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完善和切实执行开发区的土地准入与退出机制，尽力保护可用耕地，严格守住中部耕地“红线”；须高度关注沿长江中游地带投资开发的水环境污染与保护问题；须加强中部各省开发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督力度；在区内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推广发展循环经济。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尽量避免东部高污染产业的大规模进入，是中部各省在实践中必须高度警觉的共同问题。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营造全国最优发展环境即为提供优质的公共品，从中长期来看，当以维护有效市场竞争、弥补市场失灵、提供优质辖区公共服务，整体优化的同时重点打造地区核心竞争优势、倡导发展文化为根本理念和思路。

注释

①吴宇、高少华：《中国沿海部分企业产业转移已到“临界点”》，新华网，http：／／csj．xinhuanet．com／2011－11／02／c＿131225379．htm．

②陈乔之：《试析新加坡的投资气候——兼论改善我国经济特区投资环境问题》，《东南亚研究》1982年第3期。

③曹虹、霍庆先、苑芳仲：《关于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3期。

④张菁华：《吴县投资环境综述》，《江苏统计》1994年第4期。

⑤尤石和：《改善云南投资环境的思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冯凌、吕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环境与趋势》，《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9期；蒋昭乙：《江苏旅游业发展环境的SWOT分析》，《江苏商论》2008年第3期；冯学钢、赖坤：《中国旅游业发展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⑦朱凯、万华林、陈信元：《控股权性质、IPO 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基于金融发展环境的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⑧王钦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2012—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刘国华、吴宗杰、张红霞、毕雪峰：《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及策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3期。

⑨林红斌：《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思考》，《企业活力》2003年第7期；王守伦、丁子信等：《投资软环境建设与评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7页。

⑩浙江省政府咨询委课题组：《世界·中国·长三角——未来二十年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