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玲 采访|李天波 吴桂娇 魏玲 刘素宏

编辑|张捷 摄影|时会理 部分供图|十一学校

希望经销商

文|魏玲 采访|李天波 吴桂娇 魏玲 刘素宏

编辑|张捷 摄影|时会理 部分供图|十一学校

“就像燕子垒窝，衔一根小树枝，再衔一根小树枝，他就想搭一个好窝。”

校长逝世文艺晚会

1982年夏天，李希贵先生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是山东高密四中，一所农村中学。毕业典礼上他喜欢的几位优秀学生都没出现，去找，人躲在校外野地里喝啤酒呢，头拱在地上，酒瓶子东一只西一只，火光熊熊，烧的是刚刚发的毕业证和三年来所有课本。

李希贵喊叫得声音都变了，“你们这算干什么！你们对得起学校吗？”

一个酩酊大醉的学生猛地跳起来，“什么老师？什么校长？全是为了名利！我不给你们干了……”

他现在判断，学生是把老师给看透了。当时他不觉得。20多岁当上副校长，年轻气盛，著名的不留余地，不讲情面，学生旷课去玩超过规定时限必须退学，学生哭，家长求，心软的领导帮腔，统统没用，他有经典的内心三问，“我这副校长脸往哪里摆？管理权威还有没有？今后工作怎么开展？”

他制造过许多如“校史上最安静运动会”般的传奇。几年后，没目睹的老师还在口口相传，李氏运动会如何封住千人嘴巴，让观赛学生坐得像上课一样笔直，连上厕所都一溜小跑，不许喊号子，吹口哨，打小旗，不许把衬衣脱下来在空中瞎摇晃。他带着检查班子像扫雷一样排查观众席，半小时公布一次扣分，谁说话了，大喇叭全校通报，评奖不看比赛成绩，纪律分高的班赢。效果非常好！在连续公布8次得分、大喇叭通报17人、警告3个班级后，校史刷新了。

学校围墙南边有个缺口，从当上副校长起，李希贵天天蹲在底下抓人，都是爬出去打乒乓球跳墙回来的学生。长此以往，学生派跑得快的先遣兵侦察，看见他，马上报信让大家向西墙、北墙转移。他追到西墙，大喝“站住”，墙外哎呀一声，一个学生吓掉在地上了。他看不见学生，隔着围墙骂，声调越来越高，骂得越来越难听。围墙那边没有回应也没有逃跑的声音，静静地，只有他对着一堵墙骂。他突然觉得荒诞。

那天他没回家，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备受伤害。明明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他强迫自己“时刻装出厉害的模样”，有学生出没的地方他都不敢笑，就是怕学生不怕他，树不了威严。现在他赢了，却成功把亲密关系转化成敌我矛盾，变成了看守着1000名犯人的警察。那次让他耗尽心力的运动会后，有个老师告诉他主席台背面多了行“很不好的话”，他过去看，刻得深深的8个字：校长逝世文艺晚会。

改变从那时候渐渐开始了。几年后，他调到高密一中当校长。家长一拨又一拨闹到校长室，“学生踢球踢疯了”。去追查，操场上没影儿，凭借丰富经验他几下就锁定了市体育馆。足球老师带着学生们踢得正酣呢。远远看见他，老师脸上又露出了他最熟悉的、只有被抓现行的人才有的窘迫。李希贵迟疑了一下，挂上微笑，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全市搞几场邀请赛？”队员们一个个全跳起来，那样子像得了世界杯冠军。“且慢！不要高兴太早。”他说，“能不能不影响学习？”

第二天，几个高高大大的队员闯进他办公室，递上一份材料，就一页纸，为表重视，套了封皮：“练球要在课外时间；队员必须遵守学校一切规章制度；成绩如有下降，必须停赛补课，直到成绩赶到应有水平才能继续训练。”

这是一条全新的、令人振奋的经验。不是想管住学生吗？哎你尊重他，他主动让你管，而且特别省劲儿。

校规里所有“不准”和“禁止”都被李希贵逐一改成了“提倡”，午休时间禁止说话，改成“提倡古诗词名句回忆”，排队打饭时不准插队说笑，改成“提倡英语单词默诵”。其实换汤不换药，只是看起来从强迫变自愿了，结果老师轻松，学生愉快，什么事儿都没耽误。

3月11日，《人物》记者采访中途，李希贵收到十一学校记者团小姑娘的采访邀请，“谈谈早恋”，他眉开眼笑。“她采访我，多么密切的一个关系！我不知不觉就把她教育了。平常你叫她过来受教育，她哪儿来啊。”

“教育要不动声色。”他不动声色地教育了《人物》记者一句，眼中闪动着一丝狡黠。

“这失败与我的角色有关系”

1990年高考，高密四中全校只有两个人过了本科线，举校沉痛，正校长被调离了，李希贵补位。本来正校长抓成绩，李希贵只搞他的改革，这一来屁股决定脑袋，他必须首先为成绩负责。于是他又当回了警察。老校友们至今还在高密四中的贴吧上谈论当时的军事化管理和大铁校门，“真吓人”。那扇门两侧的围墙被李希贵刷了两排一人高一个的大字：怕苦累莫入此门，图轻松另寻他处。

5年后他调动到市重点高密一中，学生成绩底子好，改革终于顺利了。为什么一定要进行“释放人性”的改革，而不肯做一个以高考集中营奇迹升学率而傲视同侪的校长？“那个时候我认为是大势，现在则更认为是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接受《人物》采访时，李希贵思考后回答。

直到当上高密教委主任，再升任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终于有了经验、条件，也获得了权力。他一口气在辖区内所有学校同时改革，上来就拿最根儿上的考试制度开刀。他到学校视察，学生正在撕卷子，撕得粉碎，他要来几份一看，拿到教委办公会发火，“都是考什么呀！政治试题什么叫品质，友情的3个特点……难道知道了什么叫‘品质’，道德修养就能提高？掌握了‘友情’的3个特点，孩子们就会交朋友了？”

“什么叫品质”不考了，换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新闻评析。他接着改了中考录取制度，不再只凭分数，比如为潍河提出一个了不起的污染治理方案也能上重点。

这几步成了，他还想走得更远。公立学校模式僵化，他自己出去找钱找公司，推广民办学校。然后开始试着拆掉班级，分层教学，学生走班上课。

最初让老师放权给学生时，一位男性老教师在落实会上总不吭声，问他，他说，“我又复辟啦！”3个月一共复辟了3次。

拆班刚刚拆了语文，还没拆到数学，又出事了。同事给在北京开会的李希贵打电话，几位学生家长反对改革，正在市政府闹上访呢。李希贵愣住了，“从没听说过家长能为教育改革而上访的”，他觉得不对劲，顺藤摸瓜查过去，是一位数学老师撺掇的，他教的那个班数学特别好，怕一拆班，好学生没了，自己的宝贵成果流失了。

走课制度就这么黄了。“困难太具体了，太具体了。”李希贵说，他恨不得天天蹲在各个学校把困难扼杀在襁褓中，可又不得不耗费时间与各级党政领导跑关系，“有时候还需要搞点感情投资，使他们不好意思不重视教育。光高密就二十几个乡镇，几十个领导，一个弄不好就会惹得人家撒手不管了。”

每当他打算出台一个方案的时候，也是最“茫然无措”的时候，“分管教育的领导不管财政，分管财政的不管人事，任何一位领导都不能随意表态，而把所有领导召集起来又不是一个教育局长能办到的。”五大领导班子除非开大会根本聚不起来，苦思冥想后，李希贵决定闯会。他带上文件在市大会开幕前20分钟冲进了后台，当着一圈儿领导，直接请市长批示。市长点头了，一圈儿领导跟着点头，问题解决了。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当官有一点不好，老有人求他，浪费时间，干不了正事。上任第一周他还数着，来了200多个上门的，后面就数不清了。任职3年半，妻子不敢开客厅的灯。为避免应酬，他干脆戒了酒，因为只要喝开一局，那就永无止境。他边比划边说，山东酒场太多杀手锏，先是“倒上，不喝，看着”，然后“有人敬酒，没事不用喝，你就端一下”，“都端起来了你喝一点嘛”，“哎呀你差这一点呢”，最后如果你喝了领导的酒，其他人就会上升到道德层面，“哎呀你眼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

改革陷入僵局。他苦苦思索，“这失败与我的角色有关系”，“因为，你无法直接操刀。”

要搞改革，非当校长不可

李希贵的电脑桌面上常年写着一句话：“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人”，这句话反过来说，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不同一般的人，那么你就不能像一般的人一样生活”。1990年第一次改革失败时，他在本子上记下当时的感觉，“窝窝囊囊走，纯粹逃兵一个”。

2006年，当上级领导邀请他出任潍坊市副市长时，他拒绝了。“副市长不光管教育，还得管计划生育—实在管得太多了，意味着什么事儿都做不了。”

他想办法去了教育部，这符合他的计划：一个更专业更纯粹做教育的机构。

这一年，李希贵虚岁已经48。如果按照他不愿成为的“一般人”的判断标准，他的前48年从农村语文老师起家，因为搞教改步步高升，也许拒绝副市长有点不值，但能去教育部也不坏，毕竟是国家部委。他也用这番理论劝说过妻子，嫌砝码不够，把在北京念大学的儿子扯进来，“去教育部就能去北京，去北京就能常常见到儿子了”，妻子同意了。可事实上李希贵会不停地辗转腾挪，是因为在他眼中，以往的改革历程只是多次试错，子弹每次都出膛了，但没有一次打中靶子。

在教育部，一个是参与筹建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一个是参与高考制度改革小组。他投身的这俩项目都涉及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最难解开的死结，尤其后者，“参与10年，10年动不了一动”。庞大的系统里，他发现他的力量又被稀释掉了。

“总有人说，如果我到更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更多，不是这样的，我一样坏事。一个国家要动起来，比一个学校动起来要缓慢好多。”接受采访这天，他陷在校长室的高背椅子里说。没有表情。“我排除不了那么多障碍，”他斟酌每一个字，“要搞改革，非当校长不可。”

他琢磨着怎么回到学校。这时北京十一学校老校长李金初找上门来，他改革改到70岁，该退休了，特意来请“早就从文章、书籍和会议报告中认识的‘希贵校长’”出山。老校长跟李希贵说，“本人平生无大志，只想办好一所学校”，希望李希贵接下十一，深刻地改下去。

调入教育部工作13个月后，李希贵重新回到校园。有当年潍坊数学老师上访的教训在前，来十一头3年，李希贵没提改革的事。他细心地与每一个老师“搭建关系”，“有的送一本书，有的问问孩子什么情况，通过各种方式”，“改革首先得培养感情，认识都不认识，就搞改革，不是玩儿命吗？”

来了几个月，认识得差不多了，他鼓动老师们拿出勇气，跟他一起团购房子。李希贵知道，为改革铺路，靠送送书、聊聊孩子可不够。年轻老师大多不是北京人，没房子。他已经潜心钻研很久。那是2008年，正值金融危机，他判断房价已到冰点。

“当时全北京就没人敢买，中介说，那个月全城总成交量105套，十一占了100套。现在看的确是这么多年来的价格冰点。”

相比接受采访时，他在总结改革经验的书中要开放得多，书里他直言商鞅和王安石都是教训，应该学的是宋江。“宋江变革可谓神速，林冲、吴用们推举宋江坐头把交椅的同时，‘聚义厅’即改为‘忠义堂’。其实研究一下他在此之前的作为即可明白，他在与梁山好汉构建感情上下了多大本钱。”

他的另一位老师是玛丽·凯，一名让手下员工“饱含忘我激情”的美国化妆品女老板，她给员工发粉红色小轿车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后来她的品牌和粉色小车一起蔓延到了中国，在中国名为“玫琳凯”。

李希贵写的每一本书里都提到了这位老师，他还在其中一本书的书末《人生感言》部分特别感谢了她。1993年，他在高密读到《掌握人性的管理》（玛丽·凯代表作），说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了书的力量”——最初他就是模仿她写的方法去试着温柔对待足球队，惊讶于“人性”居然可以这么管用——一定意义上，是玛丽·凯让他放弃了当“警察”。

玛丽·凯还教会他，说得再怎么好听，改革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人性的弱点会让改革夭折，你要不断打造他们人性中天使的一面。”

十一学校招聘网页朴素至极，只有一行字加大，加粗，标成刺激的颜色：应届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编制，解决户口；在职优秀教师引进同时将妥善解决配偶、子女随迁落户和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其他面议。

在李希贵看来，释放天使的办法很简单，物质上保证80%以上的员工不仅不损失，还小有增加，20%的员工利益显著增加。“那么当改革来临时，这80%就不会反对你，而20%会坚定支持你。”

一个领导就是一个希望经销商

李希贵喜欢举鸭子的例子，“鸭子凫水你见过吗？表面看一动不动，水底下两只爪子使劲拨拉。”

他并紧手指，两只手凑近了快速摆动，模拟那只鸭子。

3年后，改革开始了。表面看，没有用于增加利益的钱，拨款不变，编制不变，李希贵只是忙忙叨叨忙忙叨叨，一会儿把印刷外包给印刷厂，一会儿把维修外包给修理店，慢慢地，学校里看不见工人师傅了，而办公室人员退休了一个又一个，也没见有人新来。

没有大规模裁员，他不动声色地把人变少了。过程风平浪静。

“政府跟我们包干，编制没招满，就剩出一部分利益。实际上现在用更少的人干了更多的事儿。”李希贵说。

另一面他开始给老师“下病危通知书”，这招是跟医院学的。他注意到，医院下病危通知起码要下3遍，“下那么多干嘛？提高家属对坏消息的接受力”。他马上用进改革里：大会说完小会说，改革多么颠覆，要做好多么破釜沉舟的准备。“雷声要大，但真的做的时候呢，雨点儿一定要小一点，大家就觉得，哦原来说得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

撤销班级，撤销班主任，撤销讲台，没上访也没起义，老师们接受了。

但不少是哭着接受的。有的为没了权力哭。有的为没了师道尊严哭。女老师大多为感情哭。哭得最多的是高三语文老师霍轶，“哭出了名”，她说，“校长每次见都问我，今年还哭吗？”她当班主任，和学生亲，觉得这是我的学生是我的人，班级没了，私有财产充公了。霍轶看不见自己学生就难受。她惦念两个学生，在校园里找，从早到晚找了一天没找着，学生去哪儿了？会不会放任自流？搞恋爱去了？还是出事了？越找越想，越想越怕，找到最后哭起来。

没工夫怀念过往，新问题已经上门了。改革之后，师生从等级关系变成哥们关系，男孩喜欢上一个女孩，为了讨好，精心准备了礼物，没想到女孩反应极其冷淡。他伤心地来找老师问，到底女孩怎么想的？怎么改变她的想法？

老师教了几十年书，哪儿被问过这种问题，一把年纪了更无类似经验，完全傻眼。

不少老师北大清华毕业，工作一些年，大学同学们升官发财，物质差距拉大，心理不平衡。老师是改革的根基，必须得稳住，钱上没法比学赶帮超，李希贵就琢磨不花钱的，琢磨来琢磨去，他决定“创造平台让学生使劲儿表达对老师的爱”，把物质崩溃转移到精神满足上去。

每年评教增加“用滚烫的话语赞美老师”问卷；让出9个海报栏展示老师影响学生的话，命名为“当代论语”；每个月办集体生日会，提前录制好学生的“示爱”，在现场为过生日的老师播放；杰出校友展从展校友改成展老师，每个校友都必须放上和老师的合影，写下每一位教过他的老师的名字，两个月换一批。“谁走过去一看，常委你教过，鞠萍姐姐是你培养的，《渴望》的导演你给他教语文了，那感觉！”

教师节改成了“十一学校感恩节”，要求初中生这天都回小学母校看老师，高中生都回到初中看老师，暗含着大学生从大学回来看老师的意思，“没直说，”李希贵笑眯眯地，“但他们都被启发了！”

他喜欢拿破仑的话，一个领导就是一个希望经销商。“你看到了再‘推销’给你的部属，那你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远大前程

成人礼那天李希贵给每一名学生行了“拍肩礼”。动作是自己琢磨的：面对面拍学生双肩3次，分别代表成年后要承担起个人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责任很重大，所以要使劲拍。

“低成本素质教育”，这是他的得意发明。农村出身的李希贵总能想出土而实用的办法。拍肩礼不花钱；成人礼之后直到毕业，学生都不用穿校服了，这象征长大的自由，花花绿绿走在校园，又风光又打眼，很招羡慕，这也不花钱。

培养平等意识，他搞了泼水节，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活动，每学年开学，一个年级一天，老师学生撒开了互泼，湿透才算完。第二天学生见到老师捂着肚子笑，也敢跟老师勾肩搭背了。而成本一共就8个塑料大盆，3个年级轮着用。水是自来水，不费火不费电，日头高时搁操场上晒俩小时，就不凉了。

每届高二升高三时，学生都要远足70多里路，叫“高三入境教育”，接下来一年要吃苦了。“入境教育的过程，既是高三一年生活的缩影，也是未来生活和整个人生的缩影。”李希贵当然希望学生们高考成功，考好了，外面的人才没话说。“只要符合教育规律，高考必然成功，而以牺牲高考为代价的改革，必然失败。”

他从高一到高三开了3年的职业考察课系，包含30多个行业，75门课，一个约他共进午餐的高一女孩从律师事务所考察回来，她从小梦想伸张正义，吃着饭跟李希贵说，决定不当律师了，律师不是伸张正义，是谁给钱多就给谁说话。她现在想当法官，打算下次去考察法院。

这课的结果是大部分学生高三前就认准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了。有针对性地应试，动力十足长久，不容易泄气。我帮你树立远大前程，你为你自己埋头苦干。这是双赢。

“如果没有功利心，人类就灭亡了。”李希贵说，“只要通过功利推动了社会，服务于社会，那就是好功利。”

对于自己的改革，李希贵曾经在书里写过一句话：你没有超常规的思路，你没有超常规的办法，你也没有超常规的措施，你又想达到超常规的目标，这怎么可能？

履职以来，针对他选择十一进行改革的争议从没停过。十一半个世纪来都是超级重点中学，生源太好了，师资也太好了，有评论说，“所以才经得起素质教育折腾”。

李希贵没解释过。采访中途，他接了一个教育局的电话，看上去心情不错，“现在可以宣布了，明天我们就会接手一个北京市最弱的中学。”他抑扬顿挫地说，“再后进的学校也可以释放人性，你就看着吧。”

青年毛泽东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李希贵的改革历程而言，现在是时候燎原了。

意识到改革必须当校长的同时，李希贵也意识到一个人只能是一所学校的校长。长期以来，他悄无声息地在身边培养“种子校长”，师傅带徒弟，教理念也教管理，他数了一下，6年来输送到北京市9个，“还有30多人拉出去就可以当”。有的地方领导直接找上门要人，就在采访前几天，青岛市长刚刚满意而归。

去年起，学校干脆开了校长培训课，采访时，黄冈中学校长和克拉玛依中学校长正在上课，上海校长最多，已经来过15个，马上再来20个。

崔永元记得，有一次取经完了，校长们一起照相，站位置站了半天。“还在那排座次，”站在身旁的李希贵悄悄凑过来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就想搭一个好窝

4月6日中午，李希贵吃着饭，嘈嘈杂杂的，《人物》记者顺口问他，“崔永元说你其实不是心机很重的人，你不是吧？”他吃一口饭，“不是啊。”“你是享受对吧。”“是啊。”

跟着李希贵从早到晚一整天，《人物》记者累得够呛，他在学校各个地点轮番出没，忙忙叨叨，很多是极细极小的事儿。上午9点，他已经在高中楼听完了4门课，至少给每堂课提出3条改进意见。上午10点，他应付完了排队来取经的校长们，每人一杯热牛奶，一袋书，一小段热烈而短暂的会晤（他总有办法在牛奶变凉前结束谈话）。上午11点，他见完两拨学生，修改了一个幻灯片，还电话祝福了过80大寿的老生物老师。挂断电话，他引导记者，“你知道为什么11点打而不是早8点打吗？哈，早8点只有老两口在家，11点亲戚朋友都来了，这时候接到校长电话，多有面子！”

李希贵对《人物》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真年轻”。于是持续几天的采访，李希贵对教育记者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回答问题。

第二次采访这天他兴致不错，掏出手机给《人物》记者看他在教学楼外拍的照片。是好几棵行道树，其他都光秃秃的，只有一棵挂满了枯叶。“你知道这棵树怎么了吗？”“死了？”“很好！非常聪明！这说明什么？”

“说明落叶也需要力气。树死了，叶子都掉不下来。同样，内心不强大的人是改不掉错误的。懂了吗？”他自己说出了答案。

李希贵顺手翻开工作记录用的蓝色硬壳夹子，抽出一页纸递过来。那是学校一份红头文件，《关于离休党支部并入退休党支部的决议》。

“应该写，两家合并成‘离退休党支部’，而不是一家并入另一家。而且不再担任职务的人名字不要提，直接说新班子有谁就可以。我存下来当培训案例，这很重要，同样一件事情做出来你能不能让人家高兴？”

《人物》记者问他，作为案例公开讲的话，起草文件的老师不会感到难堪吗？

“所以我给你看那张照片啊。我就这么跟那个老师商量，你不是想落叶吗？那么你需要力气。”他不无得意地说。显然艺术地绕弯子式的教育，比直截了当更让他有成就感。

崔永元觉得，李希贵能把学校做成这样，绝对不是下个决心那么简单，也绝不是定个目标“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生活”，完了就能把事情做成这样。真正的关键词是“乐趣”，他觉得李希贵是真享受这个事情，哪怕各种看上去蛮有心机的小伎俩，比如老师来找他，他把老师哄高兴哄走了，然后扭头得意地跟旁边人显摆一下为什么那么哄，“其实他特别享受，这些年他干的所有的事儿，就像燕子垒窝，衔一根小树枝，再衔一根小树枝，他就想搭一个好窝，这是他的乐趣所在。”

李希贵特别不爱解释自己。他的老朋友、《未来教育家》总编辑刘堂江说，每次他紧追着要求“你必须回答”，李希贵就报以“低调地微微一笑”。慢慢地刘堂江不问了，“我知道他性格，问不出来算了。”

刘堂江说，过去15年，他俩最长的分隔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他看着李希贵从高密到北京，从教育部到学校，大事小事，反应都是“低调地微微一笑”。唯独一回，看到李希贵“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愉快”。当时两人在十一学校食堂吃饭呢，过来一个小伙子，高中生。“来向校长请教他的学习生涯规划，应该什么时候在国内，什么时候出国，出到哪个国家，读哪一所学校，要问我我都不敢当，小伙子水平太高了。李校长就根据这学生特点，你怎么怎么怎么，学生茅塞顿开，‘谢谢校长！’满意地走了。”

刘堂江说，学生一走，李希贵还是没说话，但“特地跟我对视了一下”，“从没看他那么高兴过。特别开心，所以他要特意跟我对视一下，你看，哎，这个孩子满意了。”

当校长后，李希贵住进了十一学校。他还把校长办公室搬到文学教室隔壁，这样能听见学生们叽叽喳喳，“我就是喜欢，哎呀，听见了就高兴。”每年寒暑假他就挺低落，“太安静了”。

“教育学是迷恋孩子成长的学问，”李希贵说，“能长期干这个肯定喜欢，干这个行当有好多好多问题，你迷恋他们，你打心眼儿里高兴，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调动好多智慧和资源，谁都会这样。”

现在他觉得燕子窝已经初步搭成了，“就是现在退休也不遗憾”。“这事儿来得太快，超出预期，以为要做很多很多，其实你只要放开他们，一平等，真正的教育就出现了。”

李希贵特别强调平等，他说，平等，可以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学生，发现不同学生的不一样的潜能、个性，帮助他们成长。而没有民主，没有平等，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生日那天，李希贵收到了400多条祝贺短信，都是学生发来的。回复这些短信，他花了5个多小时，一直回到深夜。“绝不能漏了一个学生。”

“什么时候最幸福啊，学生毕业好多年，打电话叫我去证婚，哎呀，高兴！”李希贵挺幸福地指着窗外告诉《人物》记者，“我想在学校哪个地方弄一个给校友结婚的，西北角再盖房子，看能不能盖个婚庆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