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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蒙古族那达慕民俗体育活动概览

“那达慕”亦称“那雅尔”，蒙语义为“游戏”“娱乐”，是蒙古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其源于旧时祭祀与庆典相结合的祭敖包庆典活动，所以也有“敖包那雅尔”之说。它是草原先民在向天地祖神祭祀、祈福过程中娱神也娱己的一种活动。那达慕反映着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地理、气候条件，表现着他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承载着他们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传统[1]。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疆各民族的融合，新疆蒙古族那达慕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的精华，日益丰富着那达慕的文化内涵。如今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已经成为新疆各民族广泛开展的群众性体育、娱乐以及发展当地旅游业的草原盛会。为了更充分、全面地了解新疆蒙古族那达慕活动概况，笔者对新疆那达慕所开展的民俗体育活动进行了整理(见表1)。

表1 新疆博州蒙古族那达慕民俗活动统计表

2 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流变

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更替，新疆蒙古族那达慕也经历了相应的变更与发展。

第一，举办地点的变更。2002年以前，新疆博州那达慕每年都在自治区海西牧区(赛里木湖区)举行，自2002年博州那达慕由赛里木湖畔迁至博乐市市郊赛马场举行。2002年至2008年的七年间，博州在博乐市赛马场举行了六届那达慕;2010年，博州温泉县举办了2010年中国世博旅游年博尔塔拉那达慕暨第八届温泉县那达慕大会;2011年，博州精河县举办了2011年“中华文化游”博尔塔拉那达慕暨精河县第一届那达慕大会。新疆博州蒙古族那达慕举办地点的不断变更表明: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博州那达慕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博州各个地区轮流举办那达慕，不断加强了那达慕的影响力，提高了举办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广泛性。

第二，内容的多元化。新疆博州那达慕的活动内容除了蒙古族民俗体育活动骑马、摔跤、射箭、叼羊、赛骆驼之外，还相继增加了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押加、阿肯弹唱，维吾尔族的斗鸡、斗羊、麦西莱甫，以及拔河、绊跤(回)、民族健身操、武术、扳手腕等其他民俗活动，从而使那达慕的活动内容日渐丰富。

第三，组织形式的变化。古代社会举行的那达慕往往是蒙古王公贵族们职位升迁、任免官员、制定法规时举行的庆典集会[2]。组织和规则的制定由封建贵族把持，普通民众只有参与权而没有发言权和组织权。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新疆博州那达慕多是由牧民自发组织的，多以物资交流会的形式出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达慕开始由当地政府组织兴办。2002年以前新疆那达慕举行的各种民俗活动都是在一块区域(草场)内举行，2002年以后，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赛马场的建成，那达慕举行的各种民俗活动根据项目特点分不同地点举行。

伴随那达慕举办地点的变更，许多比赛项目的组织方式也借鉴了现代竞技体育的样式，如2002年以前，蒙古族赛马项目常采取A到B直线跑或折返跑的形式，比赛过程中马匹经常跑出赛道，时有伤及观众的事件发生。自2002年以后，由于有了专门的赛马场(与田径场形制相同)，比赛变得更加规范，方便了各族群众安全地观赏各种民俗体育比赛。

第四，那达慕功能的变更。一是那达慕军事功能的消亡。古代那达慕具有军事训练和检验兵力的作用。历史上，中国各族群部落之间往往处于割据状态，族群之间或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乃至战争。为了自我防御，北方草原民族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所有身强力壮的蒙古男子平时以畜牧、狩猎为务，战时跨马操刀即是战士。在举行大型聚会时，经常开展摔跤、射箭、骑马等比赛，既检验了比赛选手的竞技(战斗)技能，又检验了比赛(军队)的组织情况以及参赛者(战士)的体魄与精神状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世界发展的主旋律，那达慕的军事功能逐渐弱化乃至消亡。而随着那达慕军事功能的消亡，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摔跤和射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它们逐渐淡出普通蒙古民众的视线，成为一种纯粹的比赛项目。以新疆精河县那达慕为例，其射箭选手多是中小学生，而且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少。

二是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经济功能的变迁。2000年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制约，新疆那达慕主要承担着物资交流会的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时代的到来，新疆那达慕的经济贸易功能和旅游经济功能开始凸显。以2005年博州那达慕为例，那达慕期间举办了招商项目签约会，签约金额达3 900余万元。本届那达慕期间，政府邀请外地游客400多人，国际友人15人，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640余名，还有许多自发组织观看那达慕的个体。本届那达慕旅游业直接创收840万元。[3]

三是那达慕社会整合功能的日益强化。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要维护新疆地区社会的整合不能仅靠传统权威和共同的信仰，而要靠更复杂、更精细的社会形式、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来协调各个族群间的相互依赖和期待关系。博州那达慕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中，不断吸收各个民族的传统民俗活动，将其置于那达慕这一节庆平台，使各民族比赛选手通过同台竞技与献艺，增进了了解与友谊，也使各民族群众在观赏比赛中享受快乐。在“合群”的过程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加强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新疆社会的不断整合[4]。总之，如今的博州那达慕已经成为新疆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重要社会形式之一。

3 新疆蒙古族那达慕流变的因素分析

(1)政府部门的经济投入与政策支持促进了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快速发展。自1991年起，博州那达慕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定为新疆三大旅游节之一。从此，博州那达慕在疆内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发展速度也日新月异。2002年，博州州政府投资1 000余万元，在博乐市市郊建起一座占地面积420亩，可容纳两万余观众的，集赛马、田径、足球、射击、射箭、摔跤、斗鸡、斗牛、文艺演出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娱乐场所。博乐市赛马场的建成，不仅有效保护了赛里木湖畔的生态环境，而且方便了各民族群众观赏那达慕，吸引了更多区内外游客观光旅游、洽谈贸易，带动了当地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5]。

我国体育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本保证。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发挥民族人才资源优势，努力促进区域体育的共同发展”;国家体育总局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率先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体育，并具体规定“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承办赛事、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那达慕成为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这对于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新疆那达慕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新疆多元文化生态决定了其蒙古族那达慕发展的文化多样性。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新疆现有民族成分47个，其中13个为世居民族，这些世居民族的人口约占新疆总人口的99.6%。[7]而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就居住着蒙古、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满、锡伯、柯尔克孜、俄罗斯等40个民族，因此，博州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多民族地区，在新疆各地州中最具有代表性。这些民族是历史上新疆古代民族经过不断分化组合而形成的。秦汉以来，在古代西域地区生活的民族主要有塞人、羌人、月氏、乌孙、匈奴、汉人、柔然、高车、吐谷浑、突厥、吐蕃、回鹘等，这些古代西域民族历经千年的不断迁徙、冲突、交融、分化与整合，才逐步形成了由13个主体民族构成的新疆多元民族分布的格局。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新疆的多民族文化格局源于新疆丝绸之路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8]从远古时代开始，新疆就与中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中亚、印度次大陆乃至西亚、欧洲、非洲等地有了频繁的交流往来，成为各种文化汇聚、交流、冲突、分化、整合与融合的平台。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周边的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在这里交流汇聚。这里也成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等各路宗教文化此起彼伏、争奇斗艳的场所。总之，地处丝绸之路中介地位的新疆，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辐射的影响下，各种外来文化在此交汇、碰撞和交融，逐步形成了新疆的多元文化生态。

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体育文化式样，而多元文化生态则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多样性体育文化生态。因此，在多元文化生态背景下，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这里既有以“天马”文化为代表的哈萨克族传统体育，也有以“男儿三艺”为代表的蒙古族草原体育文化，还有以绿洲农耕经济为代表的维吾尔族体育文化等等。简言之，新疆多民族背景下的多元文化生态形成了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在新疆博州以蒙古族那达慕为代表的民俗节庆活动将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其中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

(3)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发展的结构化促进了其发展的不断规范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反复不断地同时在时空和超时空中表演和贯彻的日常生活实践，可以集中地表现出人的社会实践的三重交错性(threefold):时间化(temporally)、典范化(paradigmatically)和空间化(spatially)。人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充分显示了它的重复性、长时间连续性和现实结构典范性。人的社会行动的三重交错性，从时间、结构和空间三个面向的社会情境化，表现了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行动同跨越时空界线的长远性人类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9]。

在人类历时性和共时性发展的脉络中，蒙古族那达慕在新疆的发展也不断呈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的三重交错性，即时间化、典范化和空间化。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时间化和空间化比较容易理解，时间化是指在历时性的和相对固定化的时间格局中那达慕的存续;空间化，是指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的行动者围绕那达慕所展开的施动行为;对于新疆那达慕的典范化来讲，它是行动作为过程引起的系统性及其结构稳定化的结果。具体而言，那达慕作为新疆重要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在活动的策划、宣传、组织、举办和保障等方面不断趋于规范化。这表明，在发展过程中趋于结构化的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实现了规范化的发展。规范化是实现结构化的保障，结构化是规范化发展的结果。然而，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结构化并不代表其发展的固定化和停滞化。正如吉登斯所言:结构总是离不开行动过程，结构是行动得以出发的条件、资源和中介，同时又是行动过程中的创造结果，又在行动中不断得到更新。总之，结构化和规范化的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将带给人们更舒适、舒心和舒情的节庆体验。

(4)非传统安全威胁促动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转型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影响国家及国际安全的新因素与挑战层出不穷，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生态灾难和重大自然灾害等等。这使得历史上以军事安全为主体的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已经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尽管“非传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公认的定义边界的概念”，[10]但其作为一个新的范式被学术界与政界所接受并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冲突之外的威胁国家主权和人类整体生存发展的诸多要素。在新疆，“三股势力”、生态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都构成了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影响和威胁着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交织在一起，遥相呼应，成为影响新疆乃至中国稳定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三股势力”也是新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拦路虎，特别是由“三股势力”策划、组织和实施的“7·5”事件对新疆民俗节庆体育活动和旅游业的打击极具破坏力。有关数据表明，“7·5”事件发生后，新疆各主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由3 000人次至5 000人次迅速下降到300人次至600人次，旅游星级宾馆平均入住率由95%下降到10%;[11]由于“7·5”事件的影响，2009 年的博州蒙古族那达慕没有举办。“7·5”事件之后的新疆历届民俗节庆活动的安保力量和维稳方面的支出都大幅度提高，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新疆民俗节庆活动的预期效应和吸引力。其次，一年一度的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对海西牧区(赛里木湖)的草场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草场植被逐渐退化并出现沙漠化的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由于新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举办一年一度蒙古族那达慕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如经费来源、活动组织、策划与实施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制约着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新疆蒙古族那达慕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其现代化转型，如不转型新疆蒙古族那达慕这一宝贵的民俗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难以为继。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转型应将重点放在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当地牧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新疆经济发展速度，推进基层化、牧区化、小型化的蒙古族那达慕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可持续发展。

[1]吴团英，包双龙.草原那达慕[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

[2]李秀芳.蒙古传统体育文化那达慕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8(11):36.

[3]王欢，臧留鸿，武杰.新疆那达慕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前景[J].体育学刊，2006(6):135.

[4]连殿冬.新疆蒙古族那达慕的社会价值[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2(2):94～95.

[5]连殿冬.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草原那达慕大会表层文化变迁探析[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2(1):78.

[6]王龙飞，陈世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J].体育文化导刊，2008(11):25.

[7]贺萍.对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类型分析[J].西域研究，2004(3):109.

[8]陈旭.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多源生成与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07(4):85.

[9]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39～140.

[11]石承烈.新疆旅游全面恢复[N].中国旅游报，2011-8-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