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

西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沙漠和绿洲交替出现的地区，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地区。来到此地或原住于此地的文人，创作了大量的西域诗，在这些诗人中，不仅有汉人，而且有契丹、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回等不同族属的人；西域诗，不仅有汉文作品，而且也有其他民族文字的作品——这就注定了西域诗独具魅力的文化品质。在奇异景象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让诗人，尤其是从内地来的诗人感到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震撼，从而使他们笔下的西域诗放射出别样的光芒。

笔者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全西域诗》编纂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0&ZD106）的过程中发现，同样使用汉语进行西域诗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大不相同，如果族属不同，差异则会更加明显。以大量创作西域诗的岑参和耶律楚材为例，他们都来自内地并在西域居留了较长的时间，对西域的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在他们笔下，西域都呈现出了异质的壮美和苍凉。但是，仔细阅读他们的西域诗作，发现其中的“异”大于“同”，无论诗作的内容还是风格，二者均有较大的差异。

导致二人西域诗不同的原因，概括来说，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族属不同、经历不同、官职不同、文化教育不同、理想追求不同、随行人员不同（岑参独身一人，而耶律楚材带着妻子并在西域生了耶律铸）、生活习惯不同、交游情况不同、个人境遇及心态不同、创作的视角和着眼点不同等方面。对于这些方面，本文不一一考查，而仅从思想与文化两个方面稍作探讨。

一、 “夷夏有别”与“华夷混一”之分别

从汉地传统的思维来看，岑参毫无疑问是汉人，亦即“华人”。而在这种思维框架中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则属于“夷”，尽管他已经“华化”，创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文作品，尽管他保护了众多的中原“华人”儒士，尽管他娶了苏轼四世孙苏公弼的女儿做妻子。与此相反，耶律楚材则认为辽金元也是中国的正统，也属于“华”。对于契丹人的这种思想，今人张晶先生说：“辽朝绝无‘夷狄的自卑感，而视其立国为‘承天意。 ……辽朝文化在吸纳汉文化的有益元素进入契丹文化系统，使契丹文化有了极大幅度的提高，自然是不异于中华了。”（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他们现存的西域诗来看，岑参的诗歌表现了征服异域异族的思想，他在诗歌中多次提及“胡乐”、“胡琴”、“胡人”、“胡虏”、“胡旋舞”，明显戴着征服者的有色眼镜。而耶律楚材祖上就自认为是“中国人”（《辽史·耶律倍传》），到耶律楚材时则“不辨华夷”，所以他在诗中表现的就是华夷混一的平等思想。这种巨大的族群观念的差异，是导致他们对西域从军生活态度相异的重要因素。

在岑参的思想中，西域只是一个博取功名之处，他看到“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不禁心生艳羡，因此，他明知“塞垣苦”、“多离忧”（《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也无所畏惧，因为他知道“功名只向马上取”（《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他所向往的，是“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是“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氏”（《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让“虏骑闻之应胆慑”（《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平定“胡尘”，“破国平蕃”（《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使得“萧条虏尘净”（《灭胡曲》）、“西边虏尽平”（《奉陪封大夫宴》），最终消灭或征服胡虏，让异族归顺大唐。基于这种思想，他才不遗余力地赞美封常清“上将新破胡”（《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的战功，才不惜笔墨为“蕃军只见鞍马空”（《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而“献捷”。

这些内容，在耶律楚材的西域诗中丝毫不见踪迹，尽管元太祖武功赫赫，但耶律楚材并没有欣赏和赞美他的武功，反而阻止他的杀戮和征伐。究其原因，固然与耶律楚材先祖原本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族群有关。除此之外，更与他的华夷混一思想有关。虽然耶律楚材也有不受重用的失落，但他在西域的生活却是快乐的，他热情地赞美西域的景物，歌颂当地人民的淳朴勤劳，甚至用包容天下的心态说“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和武川严亚之见寄五首》）、“车书混一华夷通”（《过闾居河四首》）、“华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长桴未可乘”（《过闾居河四首》）。这种心态和诗句，岑参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的。

另外，耶律楚材的契丹人身份，使得他很容易融入到西域这种多族群杂居的环境中。况且，契丹人还曾在西域地区建立了庞大的西辽帝国，契丹后裔在此仍然居于统治阶层。耶律楚材虽然已经汉化，但毕竟骨子里流淌着契丹人的血液。再者，耶律楚材通契丹语、蒙古语、汉语，与各族的交流并无障碍，从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来说，也与西域各族人比较接近，因此，耶律楚材在西域的生活较为舒适，他在《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中说“四海从来皆弟兄，西行谁复叹行程”，恐怕是很多汉地诗人难以体会和言说的。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耶律楚材的心态必定与岑参大不相同。

这种心态的差距在明清（主要是清代）的西域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彼时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到西域的汉人多为因事革职流配的官员和遣戍的流犯，而满人却多为镇守边疆的朝廷命官。因此，汉人大多期盼赐还东归而凄苦哀怨，满人则更倾向于建功报主、升官晋爵，其心态的差异可见一斑。这种心态，当然与两度出塞的岑参也大不相同。

二、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不同

岑参的骨子里是儒家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思想，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思想，所以他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所以他的诗中充满了慷慨昂扬的基调，体现着盛唐踔厉奋发的进取精神。但与此同时，农耕文化的思想已经渗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再乐观，再高蹈，都仍然摆脱不了思乡的情绪，仍然要叶落归根。与上述思想相对应，时光蹉跎而功业未就之时，“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安西馆中思长安》），“寂寞不得意”（《安西馆中思长安》），他那厌倦漂泊的心态就自然会流露出来，“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西域物候与中原迥异，如“三月无青草”（《轮台即事》），“四月犹自寒”（《北庭贻宗学士道别》）、“秋雪春仍下”（《北庭作》），也让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岑参感到难以适应。于是思乡情浓，于是在落寞时“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于是孤独地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于是感慨“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宿铁关西馆》），于是“醉眠乡梦罢，东望羡归程”（《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得城字》），甚至还急切地幻想“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安西馆中思长安》），恨不得一步踏回故乡。遥想与妻子相别之后，“闺中只是空思想”（《题苜蓿峰寄家人》），而征人“归期如梦中”（《安西馆中思长安》），其无奈与凄凉的愁绪溢于言表。

第二次出塞，岑参到北庭都护府，颇为节度使封常清所赏识，所以作品中的诗人踌躇满志，豪情万丈。但隐藏在心底的，依然是思归的情绪。这在他出塞前就已经有所表现，如他在《送人赴安西》一诗中说：“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就是希望速战速决，成就功业之后尽快返归。 在《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得飞字》一诗中则直率地说：“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当行至贺延碛时，甚至“悔向万里来”，懊恼地大呼“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在北庭任职期间，他仍然不停地念叨：“旧国眇天末，归心日悠哉”（《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

此外，从他的西域诗题目看，送别诗占了近三分之一，而这些送别诗多为送人“还京”的，如《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得城字》、《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北庭贻宗学士道别》、《送崔子还京》、《火山云歌送别》、《送张都尉东归》、《送四镇薛侍御东归》、《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等，可见这种情绪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耶律楚材也有思念故乡的情怀，如他曾说“又向边城添一岁，天涯飘泊几时回”（《西域元日》），“惆怅天涯沦落客，临风不是忆鲈鱼”（《西域寄中州禅老》）。但这些想法都转瞬即逝了。细读耶律楚材的西域诗，则发现游牧民族文化中游移不定、随遇而安的特征。这跟他本来是契丹人的后裔有关，只要水草丰美、牛肥马壮，他就必定会说“西域风光好”，“人生为口腹，何必思故乡”，“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西域河中十咏》），“万里遐方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甚至在西域“一住十馀年，物我皆相忘”（《赠高善长一百韵》），且看他说得是何等自然！古代农耕宗法制社会中安土重迁的汉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例如苏轼，虽然也曾说过“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但他这是无奈的说法，骨子里还是要“狐死首丘”，返归故乡，否则他不可能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对自己被贬谪的人生经历辛酸地进行否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全西域诗》编纂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0&ZD10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契丹文学史”（课题号：14BZW1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