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胜华

一

上世纪的二战末期，轴心国的意大利、德国已彻底失败，只有东方的日本侵略者还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

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王爷庙（现乌兰浩特）的一个清晨，天刚放亮，蒙古族伪满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在家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紧接着听见乌力吉陶克陶上尉在窗口喊：“快，快打开收音机。”由于心情激动或跑步来时过于急促，陶克陶上尉显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开，开战了。”都固尔扎布心头猛地震颤了一下。他顾不得穿好衣服，下地急忙打开收音机并拨动频钮，只听收音机在反复播出一段新闻：“8月8日晨3时（莫斯科时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野村递交最后通牒，为尽盟国义务，最后消灭法西斯，从即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公元1945年8月9日0时10分，苏联红军150万大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帅下，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摧枯拉朽式的攻击。苏军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东北境内，在长达5000公里的战线上与日本关东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精心布设的防线很快土崩瓦解，特别是由克拉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团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更是进展神速。他们突破了阿尔山阵地，翻越大兴安岭进抵索伦，兵锋直指王爷庙。此时的日军官兵完全丧失了斗志，兵败如山倒。面对苏联红军的雷霆之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曾经显赫一时并被誉为“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成了急速溃逃的丧家之犬。

此时的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弥漫着紧张和慌乱的气息。一贯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们趋步匆匆，气泄神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他们神色紧张，进进出出，为撤逃做准备，寻机焚烧一些见不得光的文件、材料和档案。

葛根庙位于科右前旗白（白城子）阿（阿尔山）铁路沿线，洮儿河东岸。因有著名藏传佛教寺葛根庙而得名，距王爷庙东南60里。

王爷庙，当年只有数千人口。由于日寇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几年的工夫，人口急剧增长到四五万人，且变得神鬼奠测。现在这里鲜花与诅咒同在，正义与邪恶并存，真理与谬论混淆，善良与无耻颠倒。

这里是进出大兴安岭的咽喉要道。它背靠大兴安岭，面向大漠草原，是宜农、宜牧的鱼米之乡。“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为达到长期霸占东北的野心，在长春扶持建立起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1935年开始，出于侵略者的各种企图和野心，在王爷庙先后建立起了伪兴安学院、伪育成学院、伪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伪警察学校等名目繁多的院所，并将伪满兴安南省公署和兴安军官学校从郑家屯迁到了这里，使王爷庙成为了当时东蒙古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也成了他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将其打造成了与中原和内地分庭抗礼的“国中之国”。

二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抑制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都固尔扎布匆忙穿戴整齐赶到学校，只见学生们都在挖防空掩体，日本军官们神情沮丧而紧张，严密地监视着学生们的行动。但学生们却向他投来诡异的一笑。看来学生们都知道苏联对日宣战的事了。

都固尔扎布转身向校部走去。刚到校部门口，刚刚从里面走出来的副官长，日本军官笠田少佐迎面叫住他说：“命令你守电话，不许离开，对于有战事的电话要有选择地向下传达。”都固尔扎布意识到自己被控制了，哪里也去不了了，这分明是日本人有意识限制他的行动。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心急如焚，暗想，难道自己已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了吗？他仔细回忆自己近期的言行，觉得应该找不出破绽之处啊，或许是天性狡猾的日本人在这关键时期对自己的考验和观察吗？想到这里他感觉到自己应该镇静，不能慌乱，千万不能露出一丝一毫的马脚，如果让日本人嗅出点蛛丝马迹来那可了不得，自己小命难保倒在其次，如果耽误了起义大事，这可是他无论如何承受不起的。

8月10日，达斡尔族伪满军官王海山因不满日本人的一些所作所为，正巧身体有些不适，便以病为由在家休病假。上午，学校派来一位少佐来家命令他立即返校。派一位日本军官来家找回在家休病假的教官，这在军校以往是少有的。王海山感到有些意外，便问少佐：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吗？少佐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这令王海山有某种预感，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日本人不会派一个日本军官来催他回校。

果然，军校实际掌权的吉川中校在他那阴森而气派的办公室里阴沉着脸对他说：“苏联人对日宣战了，估计很快打到这里。你抓紧回到你的学员中间，把控好局势，一切听从关东军和学校的统一指挥，任何人不得外出，有什么异常情况立即向我报告。”王海山听完内心一阵狂喜，又有些激动和紧张，这消息来得有些突然，因为按约定，起义就在眼前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那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能抵抗则抵抗，抵抗不了就撤退到二线，上山打游击。”

回连部的途中，他看到学员们都在挖防御工事，便用蒙语对学员们低声说：挖工事也没什么用了，大家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转而走向与学员们一道挖工事的鄂秀峰和郝永芳两位区队长面前。六目相对，一切都写在了脸上。他们刚要说话，王海山向他们摆了摆手，不要太冲动急躁，要镇静，不要让日本人发觉了什么，越是这时候越要注意，以免出现任何问题。郝永芳焦急地说：都固尔扎布已经被监控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王海山心里咯噔一下，暗想，这天性狡猾的日本人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即使没有也起码开始有所防范了，这对起义很不利。他陷入了沉思。见他不吭声了，一旁的上尉区队长鄂秀峰小声地说：现在的很多学员都太过年轻，没有多少战斗力，现在关东军又派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到学校，四处都架起了机枪，这是在防范我们，事情已经很紧迫，你快拿主意吧。说完两眼直盯着王海山。此时的王海山心情紧迫而复杂，他对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共事的两位族友的信任充满了感激，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他沉吟了片刻，然后果断而坚定地说：现在日本人的实力还很集中，战斗力还很强大，这时如果马上举事无异于以卵击石，胜算很小，伤亡也一定很大。我想整个学校有可能撤退到二线，如果这样，我们就在撤退途中他们战斗力分散的时候动手，这样更容易得手一些；然后撤向扎赉特旗宝格达乌拉尔山区。等待苏蒙联军收编，你们看这样计划怎么样？两个区队长相互看了看，觉得这样既避开了锋芒又抓住了软肋，很可行，于是两人频频点头。郝永芳说：我联系一下区队长包壮卿，串联可靠的学员布置具体行动，再准备一些弹药。鄂秀峰说：我在连部绊住日本连长安藤少校，不让他到学员们的驻地，以免嗅出一些蛛丝马迹；坏了大事。王海山看到两位区队长如此主动坚决，信心更足了。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在兴安军官学校担任教官的青年军官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明智、最果敢、最正确的决定。他用他一对细长的眼睛深情地看了看患难与共的两位族友和属下，深情地说：抓紧布置吧，注意隐蔽和安全。然后郑重地和他们两位握了握手。endprint

三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以后，出于妄图长期统治中国的需要，筹建起了伪满陆军兴安军官学校。自建校以来，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文化上进行同化政策，思想上推行奴化教育；把广大的军校学员当做他们的驯化工具，不给他们平等的待遇和起码的尊严。平时以训练为借口，对那些不顺眼或不顺从的学员非打即骂，对其他学员也十分苛刻，不是假惺惺地欺骗或愚弄，就是赤裸裸地威胁和恫吓。他们向学员大讲特讲说：他们的天皇是人神合一的主体，人力是不可抗拒的。更可恨的是，他们诡称建立蒙古大帝国的成吉思汗是日本人，他青年时期来到了蒙古草原，统一了蒙古，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按他们的意思，日本人就是蒙古人的祖先了。由此引起了广大学员们的愤慨和极端反感。更为不齿的是，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国就是满洲国人的父母邦，而日本天皇就是满洲国皇帝的父母辈，日本人就是满洲国人的父母辈等等，根本就无视学员们的国格和人格。

这个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是面对蒙古族学员招收的，还有部分达斡尔族和少量的鄂温克族学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贫寒家庭中走出来的。他们来军校起初都是为了求得一线温饱或出路，却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蛊惑和欺骗而误入歧途的。他们眼看着家中老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动荡不安和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心底里早就恨透了日本人，早就期盼着摆脱日本人的这一天，而苏蒙红军的进入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因此，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可想而知的。

1944年，日伪在王爷庙举行成吉思汗庙落成仪式。这次活动规模很大，东蒙、西蒙各地都派代表参加，伪蒙疆也派了代表团。都固尔扎布、王海山认为这是个极好的串联机会，可以借机扩大他们的力量。

晚上兴安军官学校熄灯号响过后，都固尔扎布、王海山和阿思根秘密召集了二十多名青年军官，秘密来到胡额斯图中尉家中聚会。大家静坐在黑暗中，互相看不清面孔，但心情都很激动。会上他们请参加祭奠活动的哈丰阿发言。哈丰阿说：要想求得民族生存，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将一事无成；而这支军队必须为本民族服务……哈丰阿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所有军官。

在黑暗中，王海山接过话题说：刚才哈丰阿说得非常在理，一个民族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战事频频、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任人欺负和压迫，还不能反抗。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军人都感到耻辱的事；而我们作为一个军人，还在被日本人掌控，成了他们任意驱使的工具和帮凶，有时被迫去残害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这样下去我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族人和同胞们会骂我们祖宗八代的。你们愿意这样吗？在座的所有蒙古族军官们本来很久就憋着气，听王海山连长这么一说，就如同油锅里掉进了火星子，顿时将满屋子都点起来了。军官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乌力吉陶克陶上尉一下子从炕上跳到地下，激愤地说：他奶奶的，我们这是替谁当兵，为谁卖命啊？日本人凭什么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为什么那么听他们的？我不干了。一向沉稳的上尉鄂秀峰一下子站了起来，对陶克陶说：你先别激动，你以为我们谁愿意这样啊，谁愿意给日本人当孙子，这不也是没办法么，但你不要着急，我们早晚会有翻身的那一天。如果你不干了，能单枪匹马地打败日本人吗？其他军官们也纷纷说：你不要太偏激、太天真了，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抱成团，那样我们才能有力量。王海山看气氛越来越热烈，动静也越来越大。他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并看了看窗外说：你们小声些，别叫别人听去，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一直没说话的阿思根，他和哈丰阿在当时东蒙古青年当中有很高的威望，影响也很大。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军官们，清了清嗓子说：听到你们这些话，也知道了你们内心的想法，我真是很高兴，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是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我们身上流的是蒙古人的血，我们不是孬种，但要看清局势的大前提很重要。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苏德战争已近尾声，同盟国军队已绕过马奇诺防线，苏联红军已转人大反攻，逼近柏林。希特勒快完蛋了。战事一旦结束，苏联有可能出兵中国东北战场，最晚也就在今冬明春。关东军虽然号称百万，最多也就能撑三五个月，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有个思想准备。

都固尔扎布抑制着兴奋的心情缓缓地说：现在二战欧洲战场还没有结束，估计可能还需等些时间，这期间我们还需忍耐，不要做出任何反常的举动，免得日本人疑心。如果日本人起疑心，在我们中间搞肃清，那我们就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在王爷庙举行起义，上山打游击。如果一切安然无恙，那我们就静等苏联红军出兵后再寻机起义。

王海山接过话题说：你们回去以后暗地里相互通个气，但要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千万不要露出任何破绽。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等苏联红军打过来以后再寻机举事了。

学校下达命令，全体学员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就地抵抗。就在师生们构筑工事的时候，军校的实际校长吉川中校步履匆匆地赶了过来，大声宣布停止挖防空工事。可能日本人也考虑到在这里抵抗无济于事，只是徒增无谓的牺牲。吉川走到学员们面前，大声喊道：全体列队集合。学员们集合完毕。吉川在队列前来回踱了几步，站定，然后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扯着有些嘶哑的嗓子喊道：大日本关东军在前线多次打退了入侵的苏蒙军队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各位要放心。说完他眯着充满血丝的三角眼扫视了全场。这时，队列里的蒙古族学生暗地里用蒙语窃窃私语：都这时候了还不忘吹牛，骗谁呀。吉川接着说：现在的局势有些微妙，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大日本关东军作出了整体部署，学校根据这一部署受关东军指挥进行战斗：第一，教导团、军士候补生向西挺进，直接受关东军指挥，于8月10日晚出发；第二，生徒队全部暂时撤退到二线，即郑家屯、巴彦塔拉一带，于8月10日午后出发，到葛根庙、索格营子乘火车去目的地：第三，根据关东军这一命令，学校作出如下安排：将生徒队分成四个梯队，8月10日午后分批出发，时间间隔两小时，距离间隔20公里。到葛根庙乘火车撤到郑家屯一线。endprint

命令公布完毕，下面学生一片哗然。他们喜形于色，都在用眼神交流，有个蒙古族学员小声用母语说：小日本这他奶奶的要逃跑了。

都固尔扎布和王海山连长一样，都是这个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都是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兴安军官学校任生徒队连长、教官。在学生们中间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既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日本鬼子要完蛋了，沮丧的是自己困在了日本人手里，在即将发生的起义中不能发挥作用。

，

他清醒地知道：如果任凭这一稍纵即逝的起义时机从他们手中流失的话，就意味着他和他的学生们便被绑在日本人的战车上与苏蒙红军为敌，与他们交战。这是他断然不想看到和不能接受的，他有些茫然了。

四

整整一天，都固尔扎布心神不宁地被困在电话机旁，晚上还不让回家，将一部分蒙古族军官赶到一间大房子和衣睡觉，还有宪兵队站岗，名日保护，实则监控。

晚上他翻来覆去说什么也睡不着觉，这一天来的局势变幻莫测。他想到了王海山连长，想到了鄂秀峰、郝永芳、包壮卿三位区队长，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被监控起来了？但从一些迹象看，似乎还没有到这种严重的程度，起码三个区队长应该是没事的。那么他们三个有把握吗？能成功吗？这可是关系到六七百名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青年军人前程和性命攸关的事啊。真是又期望又担忧，一夜浑浑噩噩，睡没睡着自己也闹不清楚。

第二天8月10日，都固尔扎布仍被拴在电话机旁，不能离开。笠田少佐也在一旁。突然电话机刺耳地响了起来，都固尔扎布忐忑不安地接起了电话，话筒里传来的是哈丰阿的声音：你赶紧过来一趟。都固尔扎布轻声回道：就到，就到。然后挂断了电话。笠田突然问：谁的电话？茂本参事官。都固尔扎布随机应变答道。不要去了，有事让别人去。想要借机走脱的希望又破灭了。

过了一会儿，笠田用手指着他说：你的，去准备两匹马，然后随服部干事本人走一趟日本特务机关。都固尔扎布暗想，让我去那个地方干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都固尔扎布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但表面上装作很镇定和坦然的样子，跟随服部来到了特务机关。这特务机关，权力通天，是关东军在军校的代言人，他们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军方的态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着特高课的背景。

只见这特务机关里里外外都布满了宪兵，到处都是明岗暗哨，气氛异常紧张。三层楼房阴森戒备。没有颜色的水泥包裙，一码黑灰的水泥颜色，各个窗户都装着钢筋栅栏。入口的水泥平台两侧分别卧着银灰色、两眼突起、张牙舞爪的石狮子，显示着不可侵犯的威严。

楼门入口两侧立着两个直挺挺的门岗。他们见到穿着少将服饰的服部走近立刻敬了一个日本军礼，对后面跟随的都固尔扎布他们连理都不理。

他们通过长长的拱形走廊径直走到尽头的机关长办公室门前。服部喊了一声：报告，里面应答：是服部少将吧，请进。二人走进办公室，只见机关长金川大佐早就等在那里，他端坐在皮椅上，镜片后面的眼睛发出阴森森的光。他背后的的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条幅，上书：“武运长久”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其下面横支着一把刀鞘精美的军刀，办公室的墙上分别挂着日本国旗和日本军旗。

从他们走进伊始，金川一直审视着都固尔扎布。他站起身走上前来直视都固尔扎布片刻，眼神中包含着相信、狐疑、忧虑和无奈。最后说：蒙古军人，很好嘛。说完便转向服部传达起战况并布置起抵抗苏蒙红军的措施和方案。

听毕布置，两人刚要告辞，日本关东军军官莜田走进来与金川耳语了几句。金川马上用命令的口吻说：等等，都固尔扎布，从现在起，你就不要离开这里了，随我们行动。都固尔扎布心里颤了一下，忙说：那我回去交代一下吧。金川板起面孔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了。都固尔扎布表现出一副很急切的样子说：那我把家属安排一下吧，我的妻儿都在城里，孩子还很小，我不放心。金川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但他紧紧地盯着都固尔扎布的眼睛说：那你回去抓紧安排一下，日落前必须赶回来，这是命令。都固尔扎布非常欣喜地双腿并起，胸脯挺直，抬手敬了一个日本式军礼，日中很响亮地说了一声“哈伊”（是）。

五

离开特务机关，都固尔扎布惊悚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他惦记着起义的事没有回家，而是急切地去找关键的几位起义军官，打探起义的布置情况。但他发现身后总是不近不远地跟着一个人，他停下来，那人也停下来，他往前走，那人也往前走。他发现有人跟踪，觉得不能联络了，随即转身向军官学校走去。

进入校园后，发现没有往日的喧闹了，几排校舍如同监狱一样阴森森地矗立着，毫无生机。校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就像荒废了多年无人居住的废弃房屋。他看到校本部大楼顶部架起了数挺机关枪，心紧缩了一下。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校舍，见到学员们三三两两或站着，或坐着，在那里交头接耳。

他到处打听王海山连长，可学员们谁也不知道。一个蒙古族学生走过来在他耳边小声说：王连长可能被日本人牵制了。问为什么，那个学员摇了摇头。

下午四时许，生徒队开始将要分批撤退，都集合在操场上。这使都固尔扎布有机会找到了区队长郝永芳，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他们没有把柄还不能马上抓我，但没法跟你们一起走了，起义的事全靠你们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那些弟兄们。无论如何，要在到达葛根庙前动手，不然一旦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就永远没有回头之路了。郝永芳重重地点了点头。

8月10日下午晚些时候，第三梯队骑马从学校开拔。此时天下着雨，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全体官兵冒着大雨前行，学员们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关东军还没有投降，还在作最后的挣扎；高兴的是长达14年的黑暗即将破晓。他们及整个蒙古民族彻底摆脱日本人的日子就在眼前。

8月正是雨季，大雨持续地下个不停。有个日本军官在马上还破口大骂这个天气该死。整个梯队都在泥泞不堪和凹凸不平的小道上行进，速度太慢。大谷少校决定就在到达科右前旗的一个叫吉尔沁艾里宿营。当地的百姓见突然来了一支日伪满军队，吓得四处躲避出逃。空出了许多房屋。梯队就在这些空出的房子里立灶宿营。endprint

此时，王海山就乘隙以检查梯队情况为名串联梯队里的主要军官密议。约定清晨在途中动手，并派人通知各梯队：这是最后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

日本人办事比较精细，但也比较教条。原来这次分梯次撤退，不仅是梯队间相隔20里，各梯队内也要隔一定距离。各连各排都按既定的时间和距离按部就班地向前移动，不准打乱。也正是这种方案给生徒队官兵的起义提供了机会。

8月11日早7时左右，区队长鄂秀峰所在的梯队从宿营地出发，向葛根庙方向行进。这个梯队前卫排是二排，排长是儒雅干练的蒙古族军官巴音图。这位从喀喇沁左翼王旗走出来的蒙古小伙子遇事比较沉稳，办事有条不紊。他当时是生徒队中尉区队长。前卫班是二排一班，班长是长着一对圆脸，一双大眼睛的蒙古族士官布和，是库伦旗人。

上午9时许，当梯队行进到达北山附近时，排长巴音图突然来到前卫班，对班长下达命令。他用手指着前方大约300米处的马车说：队前马车上坐的是校本部军需官上校，这家伙可能对我们将要举行的起义带来麻烦。在大车越过葛根庙北山之前给我干掉他，不准放枪，只能用刺刀。说完就回了排部。班长布和当即将排长的命令传达给行进的队伍中，并问：谁能完成这个命令？在当时正处于兴奋状态的队伍当中，全班个子最小的小都固尔扎布同学朗声答道：我去。班长让他出列叫到跟前说：排长让我们干掉前边马车上的军需官上校，不许开枪，用刺刀，你有把握吗？有把握！

小都固尔扎布装作疼痛难忍，一瘸一拐一颠地赶上了前边的马车。赶车的生徒队学员看到了蹒跚赶来的小都固尔扎布，便问：你的腿怎么了？这到处是泥沙、雨水、泥浆，鞋子里进了东西，把脚底磨出了大泡，刚才还崴了一下更走不动了。你跟日本人说一下，让我坐你们的车一起走呗。赶车的生徒队员回头看了看军需官说：太君，这是我的老乡，他的脚起泡了，还崴了，能不能让他坐一会儿车走。军需官看了看小都固尔扎布，看到赶车的还在坚持。就不耐烦地招了招手说：上来吧，上来吧。

小都固尔扎布坐上车后，简单向军需官道了谢，然后与赶车的生徒队员聊了起来，没有引起军需官的注意。但马车快到北山脚下了，小都固尔扎布也没有得到动手的有利时机。

此时的巴音图排长一直在注意着前边马车的动静，但一直未见动手，有些急了。第二次跑过来质问班长布和，怎么还不动手？再派人去，一定在到山下前把他干掉！班长布和再次向全班学员发问，这次谁去？这时轻机关枪手阿古达木坚毅而自信地说：我去。这个阿古达木平时话不多，但干什么都像个样，他胆大心细，是他们年级的大力士，还是有名的摔跤手，在平时的训练中拼刺刀技术过硬。布和班长当即命令他拿着骑枪前去。

阿古达木赶上马车，他选择了一个既能避开敌人视线，又能上刺刀的位置。他与军需官边谈边上刺刀，没有引起他的警惕。他瞅准机会，猛然跳上车，怀着这些年来压抑的满腔义愤将刺刀刺进了鬼子的胸膛。由于用力过猛，将刺刀把和枪口都刺了进去。军需官露出惊异的神色企图抵抗，军刀拔出一半，小都固尔扎布抡起骑枪托对准鬼子脑袋就是狠狠地一下，小鬼子即刻蹬腿了。

六

本科二年级的连长是日本人安藤上尉，同行的还有生徒队总队长吉川中校，还有两名日军参谋。8月10日午夜12时从学校出发，由王爷庙东大桥渡过洮儿河。在黑夜中，梯队走了两三个小时。行进到离葛根庙不远的北山时已是8月11日清晨。拂晓时区队长们用蒙古语下达了枪上子弹的命令。

北方八月的草原已渐入初秋，一片密不透风的高梁地直通一片山林。雨后草原清晨的空气给人一种清纯、舒适和身心荡漾的感觉。大地逐渐露出了灰白的颜色，周围的山峦、丘陵渐渐地显现出轮廓……这时区队长们提出休息一下的提议。于是部队沿路依次停下，下马。此时一些学员过来牵走了日本军官们的马匹。已是8月11日黎明时分，曙光初照，回顾王爷庙方向仍是一片漆黑，日本人有坐，有站的，此时敖和忠、孟继廷两位达斡尔族学员慢慢来到区队长鄂秀峰面前，无言地看了看他。鄂秀峰心领神会，点了点头。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吉川中校和安藤上尉，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离开了日本人，走到队伍中间。

鄂秀峰这个从齐齐哈尔市郊哈雅屯鄂日斯哈勒家族走出来的达斡尔族军官，沉稳，朴实，并具有一颗爱国爱民族的赤子之心。他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仍回到兴安军官学校任区队长之职。他眼看着日本殖民者在东北大地上飞扬跋扈，驱使和残害东北人民的罪恶行径愤懑已久。苏蒙红军对日宣战令他十分振奋，认为与日本人算总账的时机到了。

按照事先的安排：何俊杰、包荣吉、乌鹤岭等狙击手装作去大小便的样子慢慢围拢过来，包围了日本人。吉川、安藤等日本人像丧家犬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一个小土包上。突然一声“飞机来了”的喊声后，从周围的骑枪中同时喷出了火舌。这一声喊是何俊杰按照事先的约定喊出来的。同时他举起枪托砸向安藤的脑袋，安藤的脑盖被砸塌，满脸淌着血浆，只哼了一声就摇晃着软软地倒了下去。吉川猛地站起来拔出战刀企图抵抗时，站在旁边的包壮卿一枪打断了其持刀的胳膊。瞬时，四个恶贯满盈的法西斯强盗，中弹的中弹，挨砸的挨砸，即刻四命呜呼了。葛根庙北山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响起于葛根庙北山的枪声，不仅是打死了几名日本军官，而是打响了整个军官学校全体官兵起义的第一枪，也标志着全体官兵从一个被奴役、被驱使的驯服工具蜕变为一群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解放战士；同时也标志着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国人他们不是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更不是助纣为虐的卖国贼，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不屈不挠的蒙古人。

三个区队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向正在往葛根庙行进的王海山连长送达这里的情况，并告知他们抓紧动手。

8月11日清早，在科右前旗一个艾里宿营的王海山所在梯队正往葛根庙行进的途中，忽然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短促的枪声，之后又没了动静。王海山知道已经动手了。他从枪声的频率和间隔判断，起义可能得手了。他心中暗暗欣喜。endprint

枪声也引起了几位日本军官的警觉，他们有些惶恐地四处张望，但面对众多的中国武装学生，他们没有了往日的强势和威风。王海山指挥学员们渐渐地对他们形成了包围态势，几个日本军官成了砧板上的肉，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片刻从枪响的方向驰来两匹飞骑，马背上的人挥舞着什么，似乎在喊着什么。随着距离的拉近，人们认出是生徒队的乌鹤岭和鄂勤宝两位学员。此时王海山连长疾步走向前，两人飞身下马向王海山报告：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三位区队长指挥二年级学员将吉川、安藤和另两名日本参谋全部击毙。鄂秀峰队长告诉你们抓紧动手，以防不测。

王海山连长接到消息后，下令将大谷少校以下的所有日本军官全部击毙，接着马上派人到尚未动手的梯队，协助将剩余的日本人全部打死。

七

葛根庙武装起义成功了。“葛根”在蒙古语和达斡尔语里都是智慧的意思。或许是葛根庙这个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为拯救多灾多难的蒙古民族而显灵了。

王海山站到一个高处，他首先命令全体学员，把身上的伪满领章、肩章、帽徽扯下全部扔掉，然后大声地说：我们已经起义了，已经与奴役、压迫、驯服我们的日本侵略者彻底地决裂了。现在我们已不是日伪的军队，而应该是一支民族革命武装了。我们现在就要认清我们今后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以后还会打仗，是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直到把他们打出草原，打出全中国！

这支起义队伍按计划向扎赉特旗宝格达乌拉尔山进发。这时一轮红日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给一望无际的科尔沁草原的山川、丘陵、河流披上了金色的光芒，不远处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布谷鸟欢快的叫声。起义队伍中的每个人都仿佛卸掉了长期压在身上的无形枷锁，脚下的步伐轻快了许多，心情更是轻松了许多。他们迎着初升的朝霞，踏着绿荫的草地，精神抖擞地向着乌拉尔山走去……

这支于葛根庙北山起义的队伍一路逶迤行进，于8月13日到达了扎赉特旗东南部的四村。为了缓解一下疲劳，决定在这里宿营，并按照部队惯例，四处派出了警戒哨。时间不长，一个哨兵回来报告，说是抓到了两个可疑的喇嘛，问王海山连长审不审。王海山思忖了一下，眼下的战事还不甚明了，这两个喇嘛也许会知道一些情况，就对哨兵说：带进来吧。只见哨兵领着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衣着不甚得体，大约四五十岁的两个喇嘛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人似乎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王海山刚要细问，只见前面的喇嘛两掌一拍，趋前几步，拉长了声调，用蒙古语说：哎呀呀……我的王连长啊，你可让我们好找哇。王海山有些意外地看着他：你是……那位喇嘛将戴在头上的喇嘛帽摘下往桌子上狠狠地一扔，你认不出我了。王海山再看之后感到十分意外，嘴上脱口而出：哈……丰……阿。不是我是谁呀，说罢两人紧紧地握起手来。哈丰阿抽出手来说：这一位你不认识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满洲国兴安局参事官博彦满都哇。王海山双手急忙握住了博彦满都的手说：三拜诺，三拜诺（你好），真是幸会，幸会。

王海山疑惑地说：你们怎么是这身打扮？哈丰阿有些窘迫地说：日本人都逃跑了，省公署遭到轰炸，我们还能在那里呆下去吗？听说你们和日本人一道南撤了，我们就尾随你们一路跟过来了。那也用不着这身打扮呀？哈丰阿接着说：路上逃难的人遍地都是，我们怕被认出来给抓回去，就从两个喇嘛那里花了两块大洋买了这两件衣服穿在身上，避避耳目。多亏你们的哨兵发现，不然我们险些成为孤魂野鬼了。王海山听完哈哈大笑说：幸会，幸会。

博彦满都说：听说你们打死了日本人，与日本人彻底决裂了。这是你们的幸事，也是我们蒙古民族的幸事。日本人跑了，满洲国也就完蛋了，这也是一件好事，起码我们摆脱了日本人，我们也能过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日子了。但这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改朝换代了。我们之所以千辛万苦地找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蒙古民族当今唯有的一支民族武装，你们身上肩负着艰巨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你们的发展走向应该是与我们蒙古民族的发展和未来相一致的，其他别无选择。任何一个武装，只有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民族土壤之中，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哈丰阿接过话题说：这也是我的想法。博彦满都说得很深刻，你们能否理解我们的意思？王海山看了看他，沉默了片刻说：听两位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还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你跟我们说的：要想求得民族的生存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将一事无成，而这只军队必须是为本民族服务的。我虽然是一介武夫，大的、深的道理懂得不多，但我懂得为民族利益服务、为国家解放奋斗是我的最大愿望。

第二天，博彦满都、哈丰阿召集起义部队排以上军官召开会议，研究商讨建立“内蒙古解放委员会”的事宜。

8月14日，起义队伍听到其他梯队的学员都在科右后旗的好屯扎拉嘎村，所以也赶到了该村。到该村后才知道，不仅是起义队伍，还有伪兴安学院、伪女子国高、伪育成学院、伪警察学校中逃出来的学生也都赶到了这里。小小的村落没有多少住户，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顿时变得拥挤不堪，热闹非凡，穿军服的、穿学生服的、还有逃散的平民充斥着乡村的胡同和街道，熙熙攘攘，沸沸扬扬。

正在起义队伍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时候，起义队伍之前派去王爷庙与苏军打探消息的郝永芳回来了。他带回的消息是：苏军允许起义队伍整队进入王爷庙。应该说，这是一个特好的消息，起义队伍、离散学生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由于起义队伍收编了王爷庙其他学校逃散的学生，人数多了许多，队伍也庞大了许多。当他们列队进入王爷庙以后，看到原伪满的军政统治中心，省公署、伪省警务厅、日本特务机关等被苏联空军炸成一片瓦砾，伪满皇帝溥仪从日本捧回供奉的“天照大神”庙被市民拆毁当做公共厕所。

八

都固尔扎布8月10日下午，目送生徒队分批撤退之后，已是日落时分。他想到日本人已对他起了疑心，如果这时候回去等于自投罗网。为了安全，他躲在了其部下田仑上士家的粮仓里，等待时机。晚上约9点钟，田仑领来十几个决心暴动的士兵。他看到他们决心都很大，强纳道尔基准尉还领着他们向他起誓要跟定他绝没有二心。于是都固尔扎布说：你们去分头准备马和车，先跑出王爷庙再作打算。大家分头作准备去了。endprint

晚十点多钟他们分乘几匹马和一辆大车奔出王爷庙。来到东大桥头被警察拦住，大声质问：你们出去干什么？日本人有令，任何人都不准出去。都固尔扎布示意，几个伪大兵顷刻间就把几个伪警察给制服并缴了械。末了还扔下一句话：回去告诉你们的日本爷爷，老子们不再伺候他们了。拔掉拦路虎，他们像脱缰的野马直奔白音套海而去。不大工夫进了村子。这里已聚集不少由于王爷庙遭轰炸而逃避出来的学生和一些军政官员的家属。小小的村子，一下来了这么多人，秩序混乱，况且这里离王爷庙很近，倘若不安顿好大家，一旦出现情况，难以应付。

11日黎明时分突然听到几声枪响，见一队队骑兵从王庙方向赶来，口中还喊着日本人的口令，村子里一下紧张起来。都固尔扎布赶忙将有战斗力的几个人组织起来，并派人和他们的前卫取得联系，探他们的来路。这一探，探出了原委，原来他们是教导团的人，是尾随他们来的。都固尔扎布大喜过望，忙问：你们不是北上阻击苏蒙军队了吗？一个叫巴图的不知什么军衔的人说：我们不愿意与苏蒙军队交战，所以就开小差溜出来了。那你们怎么打算？我们想跟你们走。都固尔扎布当即跟他们商量，撕掉伪肩章、领章、帽徽，然后说：那我们就是东蒙古人民解放军的一支了。

之后，这个刚刚拼凑起来的队伍在都固尔扎布的带领下继续北进，以便与兴安军官学校生徒队会合。日落前到了科右后旗的好屯扎拉嘎村，把全村的老乡召集到村外。都固尔扎布站在一个土坡上高声地说：我们已不是日伪的军队，是民族革命武装了。他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掏出印象里的那一点革命词句说：今后，大家再也不用交苛粮了，不抓劳工，不抓国兵了。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一群众高兴地跳了起来。

经过初步改编的这支队伍，准备取道白音套海返回王爷庙。但有消息说，8月13日傍晚苏军占领了王爷庙，王爷庙一片混乱。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一时不知所措，对王爷庙的情况不清楚不敢贸然进去，只好就地宿营。都固尔扎布已经四五天没合眼了，躺下便进入了梦乡。

后半夜，因病退职的科右前旗前旗长哈木扎布推醒了他说：苏军刚来，不了解情况，当然不容许任何武装的存在，我们应该和他们联络。都固尔扎布想，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于是决定由都固尔扎布、阿云巴图、那森陶克陶和翻译青巴图（半懂不懂）为谈判代表，带四名警卫员去王爷庙同苏军谈判，部队原地待命。

刚到王爷庙东大桥，一排荷枪实弹的苏军挡住去路，命令他们举起手来，不容分说便是一番搜查。好在他们没带任何武器，但还是被收容了，被送到苏军司令部看管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离了。他们虽然着急但也毫无办法。

后来他们被送到了王爷庙北大营，集中看管。在这里与兴安军官学校师生以及教导团的官兵重逢了。这时都固尔扎布才知道哈丰阿、博彦满都等人在组织内蒙古解放委员会；王海山，鄂秀峰、郝永芳等人按计划在葛根庙北山杀死日本军官举行了起义，摆脱了日军的控制。都固尔扎布所在的生徒队少年科三年级学员由敖荣祥中尉和拉布哈中尉秘密串联布置，参与了起义。

8月底的一天，苏军一名少校向他们传达了重庆举行的中（国民党政府）、苏、蒙外长参加的三国会议情况：苏联承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都固尔扎布和一些人感到这表明苏军迟早要撤走。都固尔扎布疑虑地问：难道要把我们交给国民党吗？少校说：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延安的边区政府。很明显，这是让他们自己选择。

苏军作战部队分批撤离，国民党特务则暗地里乘虚而入，密发委任状，组织“光复军”、“先遣军”。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在王爷庙城里，惯匪、日本特务闫振山利用各种手段，蒙骗了苏军，建立了王爷庙“民警队”。他们无恶不作，残害蒙古族群众，直接影响了社会治安。以玛尼巴达拉为首的亲蒋分子与国民党特务秘密勾结，把闫振山的民警队作为支柱，耀武扬威，欺压百姓，胡作非为。

面对这种情况，9月2日由哈丰阿和留学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联共党员特木尔巴根两人出面，经苏军同意，在王爷庙贾家店成立了由起义军校学员组成的“民警中队”，配合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10月2日，在民警中队的基础上吸收了起义军校的第9期、第13期、第14期、第15期学员，加上他们的连长王海山、都固尔扎布扩编成了兴安中部地区“民警大队”，后改称“警备大队”。

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后，警备大队改称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其所属二、二、三、四队分别扩编成二、二、三、四团。师长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3日承德会议后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都固尔扎布。

1948年1月改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在解放战争后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

自此，由葛根庙起义逐渐发展壮大的这支人民武装终于汇入了解放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