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是一位从鸦片战争至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前最典型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他对中国早期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并未拘泥于书斋，而是热衷实践，在探索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基础上理解教育，形成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被誉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从时间界说看，张謇职业教育思想属于传统教育思想的范畴，但就其内容而言，有与现代教育思想相一致的成分，具有极其显著的现代特征。

一、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特征

张謇大胆地借鉴了传统教育思想中许多优秀的、合理的因素，有选择地性吸收中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有价值的“进步”或“现代”成分，构建起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职教思想体系。

（一）教育愿景的前瞻性。

张謇认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国力孱弱，国力孱弱正是由于缺乏人才，而人才则出于学校教育，“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1］。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大声疾呼：“忧国者以为，救国之策莫急于教育。”［2］“欲图自存……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3］难能可贵的是，“比张謇晚生28年并且也曾旅日求学的鲁迅，也得出了与张謇相似的结论”［4］。

张謇很注意职业教育，让人们切切实实地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从而成为地方上的有用人才。他认为：“拿这些有用的人才来治地方，地方哪有不发达的道理？地方发达了，适如你们自身发达。”［5］一个人受教育的期望，应该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并根据人生阅历的不断变化加以适时调整。张謇主张社会所需即为己所学，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也”［6］。同时力劝学生要专心于学业，培养“气欲其沉而蕴于中，不欲其浮而张于外”［7］的人生境界。

（二）价值取向的现实性。

一种教育思想如能反映人们受教育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利益，它就会有价值并产生实际效果。张謇的职教思想是特定时期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凝结着他的艰辛探索，体现了其现实性的特点。

1.对谋生教育取向的偏爱。谋生教育是指为了下层阶级谋求生计而进行的教育，它使教育的机会平等成为一种可能。张謇十分关注民生，为民众谋生服务。他说：“鄙人之以农工业与学，谋吾南通一般妇女之生计，既有纺织，复有火柴，足容数千人矣。”［8］“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9］他强调，谋生要凭自己劳动所得，“习一艺而专之，各本识所明，力所胜，习一事而勤之”［10］。张謇重视开启民智，他指出：“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 ”［11］旨在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提高民众的生存能力。

2.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厚望。张謇指出：“教育期人人知行艺，知邦法。知行艺则国多可信可用之人，知邦法则里无或暴或慢之俗。”［12］他在为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制订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13］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毕业后满足社会就业的实际需要。张謇竭力倡导“勤苦纯朴之校风”［14］，他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提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15］的精辟论断。

3.对独立人格塑造的期盼。科举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以培养少数当官的人为目标，科举制度下的学生最缺乏独立人格。张謇指出：“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16］而且“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17］。张謇既是科举的幸运儿，更是科举制度的最勇敢的叛逆者。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他并未置身事外，而是坚守着心中的理想，果断做出“弃官”的决定，毅然回到家乡南通兴实业、办教育。在他看来，独立人格是学生救国图强的必备素质，强调 “须是人人成一种有人格人”［18］，“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19］。

（三）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性。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张謇就大力举办“西学”特点浓厚的“现代教育”［20］，他既重视对学生进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又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技能训练，使学生成为德艺双馨的有用之才。他的这一思想在有的学者看来，具有“西学之形表，儒学之内核”［21］的特点。在对西方知识和外来经验的选择上，张謇主张吸收西方先进理念，对西方知识进行消化性吸收乃至创新，对外来经验进行本地化的适应性改造，指出“如果专门模仿人家的方法，是不对的。……就是照西人的做法，心中也要有个斟酌”［22］。在课程建设上，张謇指出：“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必须顾及本国之情势。”［23］他的这一理念面向世界、顾及本国，“不仅本国人士，外人亦翩然继至”［24］。他在交通警察养成所开学演说里强调，诸生“须极端注意英语一科，因所办交通警察，强半为外人来通参观而设。英语在世界上最为普及”［25］。张謇还提出“军国民之人格”［26］教育的独具命题，并热心付诸实践，以期孩童成人后平时能建设、战时能卫国。

（四）教育思维的创新性。

张謇一贯重视对人的教育培养规律的认识，他在几经东渡日本考察学习后，深知中国人最缺少什么，那就是一种对事物的质疑精神与发问品质，以及改造世界的意志力。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处处表现出思维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1.变革思维定式。张謇注重随时调用和丰富贮藏的思维定式，有效提高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他一改传统单一的办学模式，倡导师生参与生产、企业参与教育、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创设了厂办学校、校办工厂的崭新模式，认为其具有“工场机械之富，江海交通之利，教员易致，学生易于参观之便”［27］的优势，有利于实行开放式、多样化的教育，培养时代和社会需要的职业人。

2.注重知行并进。张謇指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28］他重视理论与实践、课堂与工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密切结合，认为“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29］。如伶工学社的学生边学边演，将所学的戏剧知识应用到戏剧舞台；农校、纺校的学生主动参与生产性实训，把知识转化为智力与能力。

3.强调技能型人才培养。张謇要求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30］，认为“科学者，艺之事。 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31］。他特别重视学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行为参与，为师范、纺校、医校、农校都设立了操作教室、实习工场、实习医院、实习农场等实习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形成“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勤苦俭朴”的美德，让积极的进取精神和潜在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五）教育行为的开放性。

在教育实践中，张謇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32］1903。年他为通州师范规定的课目，推行高年级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工学交替教学实习制度，已经构成开放的、前沿性的课程体系。他重视阅历教育，强调发挥多维型社会课堂的作用，认为“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33］，将学习的组织从课堂、学校扩大到工厂、社会，比如规定纺校学生必须利用假期参观先进的实业、旅游名胜古迹，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习、领悟，既增长才识又增强体魄。

张謇提倡教学要服从服务于社会和学生的需要，“教聋不可以管龠，教瞽不可以文章，教童子不可以乌获，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34］。他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使学生迅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与能力。“胥一国之人于一途，势有所不能；别一途以养性之相近者而成其材，宁有不可？ ”［35］教师要“因材易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36］，对学生要有爱心与耐心，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能耐心地解答直至学生弄懂为止，否则“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37］。当然，这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诸如 “启发式”、“学导式”、“研讨式”等教学方法作保证。

（六）教育的可选择和成果的可分享性。

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教育过程的不可重复的特点，人们对教育作出的选择会慎重考虑，其选择动力源于对教育的预期和向往。张謇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38］他认为，在与外洋交涉的危急时刻，“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39］。因此，张謇十分重视国民教育，使普通市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学习能力，对教育服务的需求自主地做出有价值的机会选择，以期获得较适宜的职业、适当的收入及其非经济回报等。

既然“人民以实业辛苦所得之资间接供教育之用，将以成其子弟也”［40］，子弟就要勤苦奋发、立志有所作为。张謇认为：“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然果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无论成就大小，断不能毫无所成！”［41］他要求学生不要讲求享受，“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42］。对于教师，张謇主张教师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提出：“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也。”［43］通过制定授予学位官衔、给教师评定职称等鼓励措施，让教师分享教育成果，从而激发其从教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二、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就教育与实业而言，张謇“应当更多地属于教育家，或者说，他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然后才是企业家”［44］。他凭着一股坚定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坚持精神，形成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和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辉煌成果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45］。也只有这种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优秀教育思想，才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强化创新思维，构建高职多元办学新的体制机制。

张謇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 “父教育而母实业”［46］、“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47］的思想家，强调“教育必须与时势相消息”［48］。 否则，“虽有成效，何补于国？ 何补于民？ ”［49］在当代高职教育中要进行积极、大胆、灵活的创新改革，打破高职教育“官本位”、“行政化”格局，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为高职教育的权力和资源松绑，真正实现大学自治。准许融入民间资本或股份制资金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形成各有千秋的发展态势。坚持育人为本、校企合作的主体性原则，推行知行并进、学做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中厂”、“厂中校”、“教学做合一”的工学结合形式，依托优势专业群，与企业在合作办学与发展、合作育人与就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具体实践，促进多种形式办学，实现企业与学校的双赢，从而形成高职人才培养和学校自身发展的特色。

（二）打造高职教育联合体，优化高职院校治理结构。

张謇指出：“实业教育， 富强之大本也”［50］，“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51］为更好地满足高职教育的社会需要，应建立学校董事会，更多地获取政府及行业的科研项目资助和政策性支持，有效规避教授治校的单一狭隘的独断专行。组建行业高职教育集团，获取行业内多方面的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推进工学结合模式的有效实施。建立校友基金会，筹集校友及企业对学校的捐赠基金，增强学校的办学实力。建立政府、行业与高校之间的各种协会类民间非官方组织，如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教育质量监督认证委员会、法律顾问校外委员会，依托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聘请同行、专家或专业人士，充分发挥专业指导、同行评价、矛盾缓冲、关系协调和纠纷仲裁等作用。这些经纬网状式的组织形成的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相结合且丰富多样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为高职院校提供内涵建设指导性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既实现了利用外部资源的多样化，又保证了内部质量控制的高效性，还有利于展现高职院校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效益。

（三）注重多维型人文教育，培育高素质人才。

张謇主张学生要全面发展，成为“明公理、修公德之人”，“有理法、不苟简之人”，“能成一业之人”［52］，做德艺兼备的社会人才，努力“为我国家争体统，为我自身争人格”［53］。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很大一部分学生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一定的智慧与思想、理想与教育、品行与激情。因此，呈现隐性特征的精神效应理应成为当前以就业为导向的我国高职教育的主题，也使得树立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要重视对高职生既进行人文知识的灌输又进行人文精神的提升，达到内心人文情感的共鸣。教育学生提高人格修养，培养高尚人格，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任。唤起人们高度的文化自觉，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特色大学文化，开展时事热点、先进典型的宣传教育，推进高职校本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促进高职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植根传统文化土壤，打造高职特色文化品牌。

［1］［38］［39］［53］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35-36，35，3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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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6］［37］［40］［41］［42］［43］［46］［50］［51］［52］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91，174，157，201，177，90，157，29，219，123，127，103，81，21，190，201，208，148，148，426，225，52，57，157，191，192，111，101，150，99，89，105，113，114，12，74，22，2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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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2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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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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