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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载芟》《良耜》实为周祖在北豳开荒蠡测

2014-10-20王丽娟

文教资料 2014年16期

王丽娟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毛诗正义》曰:“《载芟》诗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王者于春时亲耕籍田,以劝农业,又祈求社稷,使获其年丰岁稔。诗人述其丰熟之事,而为此歌焉。”又云:“《良耜》诗者,秋报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年谷丰稔,以为由社稷之所佑,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报生长之功。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经之所陈,其末四句是报祭社稷之事。”认为这两首诗一首春祈,一首秋报,大约诗成于周初。《毛诗》后郑笺、集疏均持此观点,现代学者张大可、程俊英等观点无出其右。笔者根据《周颂·载芟》《周颂·良耜》描述除草伐木、开垦荒地场景,认为这两首诗实际描绘了夏末乱世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以后,在北豳大规模开荒的热烈场面,诗应作于周立国之前,与《豳风·七月》时间相当。

一、得天独厚的豳地环境

《史记·周本纪》称:“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弘化县即今甘肃庆城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之间所居之城也。”[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称:庆州为“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周本纪》曰:‘夏后氏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狄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故城是也。”同书庆州顺化县条:“不窋墓在县东二里。 ”[2]明·嘉靖《庆阳府志》,正德五年《序》曰:“庆阳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不窋所居,亦曰北豳。”其成化十七年《序》曰:“庆阳古北豳之地。 ”[3]清人赵本植《庆阳府志》曰:“不窋,后稷之后,值夏德衰乱,窜居北豳,即今庆阳也。”李学勤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值得注意者,自这一代逆经河,在循支流马莲河而上100多公里,为甘肃庆阳地区,传说周先公不宙‘奔戎狄之间’即在此。”齐社祥《公刘旧邑考》说:“豳地当在子午岭西麓南段及东南,即今甘肃省之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古北豳)及陕西省之彬县、旬邑、永寿、长武(古南豳)一带广大范围。 ”[4]张剑《〈豳风〉与北豳》一文认为,《豳风》中“豳”的地域不仅包括今旬邑县、彬县、长武县一带(即公刘以后周族创业发展的南豳),而且包括与南豳紧密相连接的地处子午岭西麓北端的 “北豳”,即今甘肃陇东之庆阳、宁县、正宁、合水一带的广大地区[5]。文献资料和今人的考证证明,不窋当时迁往之地正是戎狄杂居、牧草丰茂、荒原深广的古北豳,今天的庆阳地区。

庆阳地区的考古发现,亦有力证明了北豳的确为周先祖创业之地。1984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在合水县合水川蒿咀铺乡九站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一处寺洼文化的群落遗址,总面积达48000平方米,居民以房屋窑穴为主,在陶器底部重复出现谷物痕迹。据考古专家邹衡先生初步鉴定,该站出土的陶器,相当于商、先周、周初时期,出土陶器数量之多,在陇东还是首次。大量陶器的出土,说明在这里居住的部族绝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长期定居的并从事半农半牧农业生产的部族。九站出土的陶器除了寺洼文化的马鞍式陶罐、乳状袋足鬲外,还有少量先周文化的典型器型瘪裆鬲。据此,胡谦盈认为先周文化是从寺洼文化演变而来的。我们认为,合水九站寺洼文化中出现瘪裆鬲正反映了不窋举族迁往“戎狄之间”,与当地戎狄的融合。九站遗址处于马莲河支流地带,距庆阳县城将近百里,这里的寺洼文化受到周部族活动的影响。寺洼文化的陶器是以马鞍形双耳罐为典型器型,先周文化在使用连裆鬲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乳状袋足鬲,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有少量乳状袋足鬲,却没有发现马鞍形双耳罐[6],说明碾子坡是周先祖公刘迁豳以后的文化形态。

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处泾河上游,西接六盘山,东连子午岭,北相望宁夏,董志原横卧其中,中贯马莲河以纵穿,逶迤向南汇入泾河。域内气候温润潮湿,加之“森林深广,牧草丰茂,林果满山,兽鸟成群”[7],宜牧猎、适农耕。历史上的豳地环境比今天更加优越,据竺可桢研究,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中,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黄河流域地区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摄氏度,1月大约比现在高3~5摄氏度,气候湿润,利于农产,且少自然灾害,极适宜稳定的农业耕作。[8]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计算,不窋、公刘活动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距今约3000余年。此时期,豳地森林茂密,植被广被,河流密布,最宜农业耕作。

于俊德认为:“周族到庆城县时,处于夏朝末年,正好是考古学上的寺洼文化。寺洼文化在经济上是半农半牧兼及采猎。庆城县周边的地理环境黄土沟壑和黄土残塬,仅有少量川台地,是适宜半农半采猎经济发展的。”“黄土高原残存最大的董志原,处于13条原面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无论站在那条原上都无视野阻挡之困。……非常适合农耕经济发展,对周族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中国·庆阳历史大观》)先周居民迁豳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要寻找一块更适宜发展自己农业特长的土地,而优越的自然环境、适宜的农耕气候则使豳地俨然成为独立于中原文明之外的世外桃源,周人迁豳成为必然。再者,“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当时是戎狄居住的区域,但他们分散、落后,在彼时尚未形成核心势力,周人的迁徙对他们无所损害,甚至或有裨益,而使周人能够顺利占取豳地。

不窋带领族人“窜于戎狄”后,首要解决的是靠什么生活,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史记》云:“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为求生存发展,不窋三代“不敢怠业,时序其德”,(《史记》)他们创业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利用还处于荒置原始状态的豳地自然条件,伐木除草,开荒垦田,发展农业生产。“是以起于陇亩之中,蔚开邦家之基;以一隅而取天下,其本固也,此之谓农战。”(朱守亮《诗经评释》引)《载芟》、《良耜》恰恰艺术地呈现了周人基业于此的重要而成功的第一步。

二、《载芟》、《良耜》中周人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历代很多经学家都把《载芟》、《良耜》归入祭祀诗,主要依据是两首诗最后皆以祭祀先祖作结。《良耜》末四句曰:“杀时犉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载芟》其末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毛诗正义》、《郑笺》、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法虽大同小异,但均肯定《良耜》、《载芟》是祭祀诗。

然而,《良耜》、《载芟》为祭祀诗观点,随着汉以后《诗经》教化功能的减弱和前人对诗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断提出质疑。

《良耜》诗在宋代已有异议,苏辙《诗经传》率先指出:“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耨播种之勤,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实,妇人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夫诗之可以兴者,所以感发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劳,后言逸乐,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劳,怠者亦知以自奋。则天下之人,趋事赴功,而其心未尝惰于三农之务也。”显然,认为《良耜》诗旨在于耕种务农,而非祭祀。朱熹《诗集传》对于诗旨没有提出新的解说,但也不信《毛序》,据此可知《毛序》所谓“秋报社稷”当为后世用诗情形。王质《诗集闻》亦曰:“实函斯活此非习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语。”[9]直接以诗“实函斯活”为证,说明诗意为耕田稼穑。邓元锡在《五经绎》中评论:“《良耜》言质淳于《周颂》殊音。”也认为其有别于周颂中其他祭祀诗。《载芟》清代以降,姚际恒《诗经通论》、魏源《诗古微》、牟应震《毛诗质疑》均认为诗中无描述籍田之辞。这种认识得到今人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等的支持,几成定说。

《良耜》、《载芟》中虽有祭祀内容,但就其诗旨、成诗时间、成诗地域还有待进一步廓清、研究。现录二诗于下: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翼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载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良耜》)

从诗本文来看,《载芟》、《良耜》都首叙垦田播种,中接夏收秋获,末道丰年庆祀。具体而言,《载芟》侧重展现周先民大规模开荒运动的场景,《良耜》则更注重赞美开荒工具的锋利。

《载芟》前十句主要叙述了男女老少、举家齐上,除草伐木、垦田开荒的宏大场面。笔者认为这是全诗的重点所在。“载芟载柞,其耕泽泽。”两句直接铺叙周人初到豳地继承后稷,发展农业的第一步——大举伐木开荒。“载芟载柞”《郑箋》释“载,始也。”《正义》曰:“此本其开地之初,故载为始。《传》语“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正义》曰:“隐六年〈左传〉云:‘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作:“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释文》云:“柞,側伯反,除木也。 ”《释文》“泽泽音释释”,《释訓》云:“释释,耕也。”舍人曰:“释释猶藿藿,解散之意。””郭云:“言士解也。”由典籍中的释义可见,两句中出现的实词意义相近,都含开荒之意,显然写诗之人并非简单重复,而旨在渲染强调,又将其置于首句,足见周人历史中此举非常重要。最艰难的一步走出后,紧接着便是在新开发的田地中辛勤的耕耘“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正义》曰: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田形而言,则是未尝垦发,故知谓新发田也。)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场面宏大热烈,表现出周人在新的环境中的昂扬斗志。

《良耜》一诗从开始到“黍稷茂止”主要描写周先民全族齐动拓荒耕种的热烈场景,但更侧重于赞美开荒的工具,不仅有“良耜”还有“赵镈”。诗题为《良耜》,开篇亦以“畟畟良耜”极力强调开荒垦田农具的锋锐、严利。毛传:“畟畟,犹测测也。”孔颖达疏:“以畟畟文连良耜,则是利刃之状,故犹测测以为利之意也。”朱熹集传:“畟畟,严利也。”镈,一种松土的农具。赵,锋利的意思。可见,周人在创业中,对耜、镈等一类掘土、开荒器具的重视,不遗余力地赞美其在伐木除草、开荒拓田中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先周居民于戎狄之间发展农业的伟大壮举。

两首诗,一前一后相映成趣,用史诗般恢弘的笔调浓墨重彩地再现了不窋北上,自窜于戎,以期发挥农业特长,谋求新发展的热烈场面。至于周人初据豳地,首战告捷,告天祭祖等诸项事宜,则顺理成章,直叙而下,其间流露着毫无掩饰的自信与喜悦之情。

三、《载芟》、《良耜》创作时间及意义

诗中展现的这种实录式超大规模的开山垦荒运动,放在周族发展史上来看,只能是“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奔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时。在此之前的夏商时代,甚至于更早,人们对农业已相当重视,《礼记·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10]《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11]《管子·轻重戊》篇说:“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12]可见,先周民迁豳之前,居于夏朝统治的中原地区,拥有早已开垦并且肥沃、充足的良田不足为奇,这里仰韶文化遗址密集,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得到开垦,根本用不着周人举全族之力伐木开荒;在此之后,周人迁岐建国,诗歌记载的重点会随着其历史使命、战略重点的转变而转变,会把更多目光移向如何建都定国上。诗中描写的不分老幼、全民开荒的劳动情景最有可能出现在不窋三代迁豳之时。至于列其于周颂,应为后世用诗之故。

而且两首诗中除了有些语句完全相同(厥百谷,实函斯活)外,还有很多语句内容相近或相同的(“有略其耜,俶载南亩与畟畟良耜”,“俶载南亩;载芟载柞,其耕泽泽”与“其镈斯赵,以薅荼蓼”;“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与“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等),可以推知《良耜》、《载芟》其诗旨、作时、产地都应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豳风·七月》一诗同样描述了农事开垦、播种收获、敬祭先祖的经过,反映了劳动生产的艰苦和共力合作获取丰收的喜悦,很多语句内容与《载芟》、《良耜》惊人相似。从《豳风》现存诗篇来看,《七月》的产生时代很早,可能在周人迁豳之后不久即作,“应是夏代以后不久之作品”[13]。 这可以说为 《载芟》、《良耜》的创作时间、创作地域提供了佐证。

明何楷在《诗经世本古义》中指出《周颂》之《丰年》、《载芟》、《良耜》,《大雅》之《公刘》、《行苇》,《小雅》之《甫田》、《大田》等诗作于夏代少康之世,属少康三年“复田稷”的产物[14],夏少康之诗8首以今本《竹书纪年》“三年复田稷”为孤证,难以取信于人,但其牵合史传,大胆地将《载芟》、《良耜》等8诗提前至西周建国之前,值得关注。《载芟》、《良耜》列于周颂,本身说明诗中所叙应与周族有密切联系,夏少康三年复田稷,周人却大举赞颂,似于情理不合。若把这些诗加以对照,则会发现诗中用语重复率极高,极有可能作于一时一地,而如前所论,在周人的发展史上,亟须出现且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正在迁豳之后,“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不窋三代在豳地大力推行农业生产,周人举家力田,开春垦荒,秋来收获,祭祈丰年之事极为寻常,《诗》便以最简便、最真实的笔力记录下来,也说明开荒豳地、发展农业在周族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才会集中出现大量与此有关的诗作。

为生计所迫,更重要的是不窋等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周人迁豳伊始,就把农业生产上升到全族大事、全民政治的高度,“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上至族长下至庶民,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全族上下感受到建设家园的希望,建好家园的信心和共创家园的温暖。正是周先祖继承后稷、以农为本的智慧,转化成为周族强大的精神动力,成就了周人的强大。

周人立国之后,不仅沿袭了这种政治语言,而且将其仪式化,《郑笺》曰:“成王……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为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15]周王承载某种历史责任的籍田礼,应该是对“肇周圣祖”精神的传承,《良耜》、《载芟》等诗篇更被“广泛用于国家宗教大典,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16]。

后世学者研究 《载芟》、《良耜》没有廓清其产生时代和背景,因此一说为它们是祭祀诗,和西周天子每年带领臣子、庶民在天子籍日里躬亲耕作的籍田礼关系密切,一说为它们是农事诗,“非习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语”的争论和矛盾。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3.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庆州条.[M].中华书局,1983.

[3]傅学礼.嘉靖庆阳府志[M].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本.

[4]齐社祥.公刘旧邑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3,(3).

[5][7]张剑.豳风·七月与北豳先周农耕文化[J].庆阳: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6]胡谦盈.南邠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存的性质分析[J].考古,2005,(6).

[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

[9][宋]王质.诗总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2.

[10][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694.

[11][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25.

[1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07.

[13]赵连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5.

[14][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8.

[15][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42.

[16]张应斌.周代的农业文学[M].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