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凤琴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王阳明心学视阈中的理想人格

任凤琴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民族备受推崇的人格典范，它反映出社会的、伦理的、人生的基本价值标准。因而理想人格的养成一直是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运用逻辑考察的方法，对理想人格的基础、理想人格的体现和由狂入圣诸方面诠释了王阳明心学视阈中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 圣人 狂者

综观中国思想史，不难发现，人格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西方，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persona”，即面具的意思，是舞台上扮演角色时所戴的面具，用来帮助体现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指对理想人格的设计。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中备受推崇的人格典范，它反映出社会的、伦理的、人生的理想和基本的价值标准。王阳明的《传习录》无疑是一本专门讲述如何成就“圣人”理想人格的典范，事实上王阳明的一生都为实现“圣人”的理想人格而努力。

一、理想人格的基础

早在少年时代，王阳明就以成圣为“第一等事”。此后漫长的人生之旅，虽遭遇种种困厄却未尝放弃此志。“聖”，《说文》中曰：“聖，通也，从耳，呈声。”圣最初的含义为听觉官能之敏锐的人，后引申为常识渊博、才智过人而无事不通者。《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春秋时代不同学派把自己推崇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圣人”或“圣”。到汉代儒学取得独尊以后，圣人具有了最高道德品质和最高人格的意义。宋明时期也不例外，王阳明直接沿袭孟子的思想，提出了“良知”说解释道德的本源或根据问题。不同于孟子的是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融合了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构建了一个首尾一致、体系严密的道德思想体系。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唯是致此良知而已。”意思是说学做圣人，不必屈己外求，舍本求末，只由自己内心良知上用功做去即可。并进一步指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就是说，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言听视动，学问思辨以至于孝悌、忠君、爱民、恻隐都是由“心”所生。所以举凡调解社会关系的一切原则、规范都来源于良知。因而王阳明不是从外在的客体中，而是从内在的主体中寻找道德的根据或本源。因此，他坚信：良知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为圣之本，一个永恒的实在。他说：“自圣人以至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是良知也者，是所谓 ‘天下之大本’也。”依此，王阳明由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引申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胸中有圣人”、“个个心中有仲尼”等等，表现出平等的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圣人观，成为儒家人性论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理想人格的体现

“圣人”一直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也是儒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的最高境界。在王阳明看来，要想成就圣人应具备以下特征。

（一）万物一体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可以远溯到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孟子提出“仁民爱物”思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王阳明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孟这一思想，但他是从心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我的灵明”的产物出发，提出“天地万物一体”论的。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意思是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普天之下的人都看成是一家人，把全体中国人看做一个人。大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当做一个整体，并不是他们有意去那么做，而是他们心中的“仁德”本来就是这样，人心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没有隔阂的。天地对人和万物是仁慈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遵循天理，而现实中人们没有做到天地万物为一体。原因在于人世间的功利权术和记诵训诂之学阻碍了人们恢复自己的心体。在《拔本塞源论》中，王阳明详尽地论述了这个思想。他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在这里，王阳明实际上已经用人们的内在“良知”消除了“天理”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矛盾，使人与天地万物统一起来。因此“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可具体化为以仁德的原则对待一切社会成员，并真诚地关心、爱护他人，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境界。

（二）心之良知是谓圣

“致知”的概念源于《大学》，“良知”的概念出自《孟子》。王阳明晚年曰：“吾平生所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这可谓阳明心学的最后归宿，致良知说的提出，表现出他的思想心学方向上的发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致知和致良知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与佛教智慧的结合更加圆融。

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为圣之资，而且这种天赋“良知”人人自有，个个圆成。即使是愚不肖者，其良知亦与圣人无异。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每个人先验的是非准则。在他看来，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体系，良知作为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具有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与 “心之良知是谓圣”相一致的还有另一观点——“尔胸中原是圣人”。《知行录之三》记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圣人作为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典范，承认人可臻于圣人的完满境界是儒家固有的性善论的必然结论。而王阳明，不仅承认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可见“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因此，“尔胸中原是圣人”更能体现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整性。后来这一说法演变为“满街都是圣人”。但事实上并不是指每个人现成的都已是圣人，而是说每个人胸中都天然赋有至善的良知本体，良知只不过是每个人成圣的内在根据。因而，准确的说法应是“满街人都是潜在的圣人”，或“满街人心中有仲尼”。

（三）存天理、去人欲

宋明理学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存养功夫，是用来修身养性的。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做到“存天理，去人欲”，能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丝毫人欲杂念。阳明也不例外，他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做人的根本，做学问的头脑。只有此心毫无人欲，纯是天理，才能成就圣贤。他以“精金说”加以论证：“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心中的圣人具有清明、精粹的气质，如同金的分量虽不同，但足色而无铜铅之杂便是精金一样。那么，如何学做圣人，使此心纯乎天理？王阳明认为必须做到：“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在王阳明看来，一方面要约礼，约礼就是要去人欲存天理，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就必须要事情上用功，要在事情上学存此天理。如在事亲上、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在贫贱的时候，在富贵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在身处夷狄的时候都要学存此天理。在行动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在沉默的时候，都要学存此天理。说到底就是要时时、处处、事事学存此天理，识得“圣人气象”，并以之为“准的”，然后再学习。“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可见，只要摆脱各种欲望的纠缠，在“天理”上下工夫，实现“天理”在主体心中的明察与自觉，就能达到实现“人人自有、个个圆成”的目的。

三、由狂入圣

圣人是王阳明最高的人格理想，而狂者则是其现实的人格。王阳明认为唯先做狂者，才有可能出入于圣域，如果连狂者都达不到，何谈成圣？狂者一般是指不畏权贵、蔑视世俗，放歌天地间的人，即放荡旷达、志意高远之士。这也是原始儒家传统的现实人格。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乎！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也。”孔子的理想目标是中行即中道的圣人，但圣人不容易做到，因而求其次追求狂士，在他眼里，狂圣只在毫厘之间。继承这一思想，王阳明以狂者为自己的现实人格。“古之狂者，嘐嘐圣人而行不掩，世所谓败窥也，而圣门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世所谓完全也，而圣门以为德之贼。某愿为狂以进取，不愿为愿以媚世。”可以看出王阳明认为的狂者应是言意高远，行不掩言。故他学狂而进取，率性而行，勇往直前，不愿为乡愿而媚俗。唯有如此才能接近于圣人之境。然而，狂者毕竟不是圣人，理想的境界必须由狂入圣，而不能“自足而终止于狂者”。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理想人格是针对当时程朱理学“圣人难做”而提出的，它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但王阳明视野中的圣人并不是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禹那样的圣人，而是说普通人通过道德的、精神的修养，能够达到圣人境界。所以，从这意义上来看，王阳明的圣人既是人生追求的理想人格，又是立身淑世的奋斗目标，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

［2］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钱明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王文亮.中国圣人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陈瑛，徐少锦，温克勤等著.中国伦理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6］韩强.重读王阳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