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雨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重庆地名的文化探究

陈诗雨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重庆地名体现了命名者的价值取向、审美倾向、宗教信仰、政治道德观念，以及命名之初巴蜀经济文化独有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重庆地名 用语特征 文化内涵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或居民点所取的名称。它是人们在广阔的大地上活动的真实见证，是文化起源、生产发展、行政沿革的可靠记录，是自然环境的素描，是历史研究的窗口，是民族语言的刻痕，是人文、民俗探讨的珍贵资料，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地名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别称山城、渝都、雾都、桥都，地名文化丰富多彩。据王连勇先生的统计，重庆有都市地名2337个［1］；周文德（2010）统计，重庆乡镇及以上地名有1048个［2］。重庆地名，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思维特点和思想观念，又体现了重庆人特有的生活经历和地域观念。

一、重庆地名命名心理的文化透视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地名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积淀了人类历史共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重庆地名正是这样一个缩影，它浓缩了重庆的历史文化心理，折射出巴蜀人的特殊心理特征。

（一）重视方位的心理

中国人对方位词有着特殊的好感，比如中国这个名词本身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中央之国”，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东、西、南、北是中国方位文化的重要内容。重庆地名中以此命名的就有：解放东/西路、建新东/西/南/北路、南坪东/西/南/北路、双龙东/西路、松石北/南路。

但是，由于重庆特殊的城市地形，房屋均依山而筑，建筑都随地形而造，不像平原地区的房屋，幢幢必讲究“坐北朝南”，因此，居民对东西南北的方位感不是特别强，更确切地说，东西南北的指向性不如平原地区那么强。于是，一组更适合山城人的方位地理名词凸现出来：上、中、下。重庆的地名中有：上/下豫丰、上/中/下街、上/下坝、上/下茅坪、上/下新街、上/下坝子、上/下十字街、上/下房、上/下弯、上/下院子。

（二）重视宗族的心理

中华民族历史上把宗族看成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因为重庆地区长期的农村建制的影响，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姓同族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在重庆，渝中区有王家坡，渝北区有王家镇，巴南区有李家沱、马王屏，北碚区有蔡家岗、童家溪、施家梁，九龙坡区有杨家坪、谢家湾、陶家镇、杨家坪，沙坪坝区有童家桥、詹家溪、曾家镇，江北区有郭家沱，巫溪县有徐家镇，垫江县有严家镇、沈家镇，丰都县有董家镇、高家镇，黔江地区有冯家坝镇，开县有赵家镇、郭家镇，忠县有任家镇，万县市有周家坝、熊家镇、李家河、余家镇、陈家坝、赵家镇、郭家镇，璧山县有丁家镇、吴家镇，大足县有季家镇，长寿县有朱家镇、晏家镇，合川市有肖家镇，江津市有蔡家镇，等等。在我们统计到的876个城镇地名与重要街道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格式为“某家+通名”的地名有39个，所占比例为4.45%。

重视宗族的心理还表现在许多不带“家”字的地名中。比如万县市就有个叫康胜的地名。这个地名是怎么来得呢？可以推想一个区域内居民往往不止一个姓氏，在家族意识较重的封建社会，小姓居民能忍受住在以别姓命名的村落，但是大姓居民就不能忍受，于是便容易因姓氏地名的“冠姓权”分歧而导致争吵甚至打斗，这回“康”姓的居民得了胜，于是该地就命名为“康胜”。江津县有个杜市区，原来叫杜氏区。当时杜姓人多，倒也不可厚非，但是，后来异姓人多了，反对的人也多了，众意难敌，就改成现在的名字。

（三）追求平安、吉祥、兴盛的心理

把语言当做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符号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普遍心理。古人认为，把平安、吉祥、兴盛的字眼挂在嘴边，便能逢凶化吉，地名的命名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心理特征与美好愿望。上文所列举的使用反语修辞格造词的地名，如重庆潼南县的“永安乡”、合川县的“清平乡”、永川县的“吉安乡”，就十分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还有如保和乡、安兴乡、太安乡、康乐乡、永康乡、万寿乡、福禄乡、和平乡、永兴乡区、永丰乡、嘉平乡、荣昌县、人和街、长寿县等亦属此类。

（四）以“双”为美的审美心理

《仪礼·聘礼》有云：“凡献，执一双。”可见崇尚对称、讲究和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审美心理特征，于是“双必喜，孤便愁”。“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3］。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地名便呈现出这样的两大特征：专名选词多为双音节词；地名词中的“双”字情结。

重庆地名的双音节化就十分明显，在我们所统计到的城镇地名与重要街道地名中，专名为双音节的有749个，占876个总地名的85.5%，其他127个地名中“专名＋通名+通名”型的有92个，附加型的有34个，纯粹的三字专名只有一个——大竹林镇。根据上文分析，“专名＋通名＋通名”型是“专名＋通名”的辐射型。举例而言，沙坪坝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专名＋通名＋通名”型，它是由“沙坪＋坝＋区”构成的，它的完整的专名部分是沙坪坝，由于“坝”字本身带有通名的性质，有时又被称为通名语素。如果抛弃所有的通名语素，只考虑专名语素，那么双音节的概率将高达95.78%。

地名中冠以“双”的亦很多,如：双鹤寺、双河口/乡/区、双溪铺/乡、双槐乡、双江乡/区、双土镇、双龙乡、双塔区、双桥区、双竹乡/区、双凤乡、双山乡、双胜乡、双钢路、双石镇、双路铺/区/乡、双碾乡、双碑街、双牌坊、双新乡、双巷子街，等等。

（五）直观的思维方式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们在为地名命名时凭着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识，摄取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特征而为之命名，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命名的地名，寓意明朗，形象鲜明。上文用修辞方法分析的重庆地名中的借代地名，就有不少来源于直观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以地理实体的形貌、色彩命名的地名，直观色彩更加浓郁。如偏岩乡有一块高30米的偏斜悬岩；曲水乡境内有两条小河迂回曲折的穿留而过，黄泥乡的土壤偏黄色；石鼓乡境内一块巨石，形状如鼓。

二、重庆地名中的图腾崇拜

远古时代，人类的力量在巨大的自然社会与神秘的命运支配下往往十分的渺小，人们常常生活在恐惧与敬畏之中，大自然的各种自然现象和强大凶猛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人们崇敬的对象，于是，便出现了原始神与图腾的崇拜。

最早的地名不是随意取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的产生主要根据在该地上居住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以表示该地是属于某氏族或某部落的地方。原始部落名多是该部落的图腾，所以地名也多渊源于图腾。

潘光旦教授认为，现在的土家族为古代巴人的后裔，均以虎为图腾，其所居之地多带虎字［4］。奉节县的专名正是土家语“比兹”的音译，意为“虎”。再说到巴南区的“巴”字，《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说文解字》解释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这种动物凶猛无此，足令原始居民心生敬畏，这就是原始地名的由来。”［5］

中国的千年历史悠悠而下，现在重庆所辖地区曾几经移民迁徙，几经文化融合。有些地方的原始图腾被人遗忘，有些地方图腾却跨出了一地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的图腾崇拜。在我们所统计的876个城镇地名与重要街道地名中，带“龙”字的地名有44个，占5.0%。比如望龙门、小龙坎、九龙坡区、迎龙镇、龙门浩、龙滩子，等等。带“凤”字的相对较少，有10个，占1.14%。比如文凤镇、凤鸣镇、金凤镇、凤凰区、来凤镇，等等。

三、重庆地名中的神话与宗教色彩

神话是一种观念的表达方式，它反映在地理实体上的外在形式就是神话地名。

比如重庆南岸区的涂山乡。《华阳县志》记载：“禹娶妻于涂山。”据说，大禹的妻子就叫“涂山氏”。人们为了纪念大禹的治水功绩，在山上修建了“涂山寺”，山腰上刻有“涂山”二字。长寿县城还有一条禹王街,正是因为当地在建街时有座禹王宫得名的。

再如忠县有名的石宝寨。根据当地居民的口述，该地名来自于一个与女娲神有关的故事。传说，女娲当年补天之后，剩下了一块石头，该石通着灵性，如女娲心想般变成了一块玉印大小的模样，女娲便把它随身带着，一起降妖除魔。在一次与毒龙的恶斗中，女娲以石击龙，轰隆声后，玉石成山，恶龙被降，该山后来被命名为“玉印山”，又称“石宝山”。

在重庆地名中，还有不少来自于地方神崇拜。比如江北区有一个三圣乡，取名来自境内的三圣庙，庙中供奉的是三国时的刘备、关羽、张飞的塑像。巴县城西北某乡，明末曾有土地庙、川主庙各一座，该乡遂名“土主乡”。

佛教自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不但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而且被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视为精神寄托。史有为先生说：“中国文化在古代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外来冲击就是梵印的佛教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像佛教文化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与这种新意识，新文化伴随而来的则是一大批新词语……它们在2000年内所起的作用却是磨灭不掉的。”［6］佛教文化传入对中华大地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建造了一大批的佛教寺庙。重庆有罗汉寺、大佛寺、华岩寺、石窟寺、北塔寺、慈云寺、二佛寺，等等。许多寺庙以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地名。比如萱花寺——萱花路（永川县），普佛寺——普福乡（江北区），明通寺——明通乡（江北区），宝峰寺——宝峰乡（永川县），金刚寺——金刚乡（江津县），千佛寺——金佛乡（荣昌县），等等。有的地名与佛教的其他建筑有关，比如潼南县的一个地方，境内有一条长36米的大型释迦涅槃的卧佛造像，该地因而得名“卧佛区”，合川县一地，曾建回龙寺，此为佛门名寺，由于地居高台，有如阶梯，习称佛门槛，该地因而得名“佛门乡”。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末。道教的信仰之一就是得道成仙，“仙”字地名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重庆有仙龙乡/区、仙鱼乡、仙桃乡等。道教的仙人有玉皇大帝，有老君，永川有个玉皇观，由于地处全乡最高峰，该乡得名玉峰乡；南岸区有个老君洞，原名广化寺，初建于唐，明代改为道观。相传，此地一度曾为天师道道场之一，后人为纪念太上老君李耳，故名“老君洞”。道教承袭了中国古代的各种神灵思想，于是产生了以星宿之神命名的地名。比如文曲乡，文曲路，文昌街，文星乡，文星支路，文星阁，文星湾，文星路，等等，这里的“文曲”、“文昌”与“文星”实际上是指的同一种星名，在民间信仰中，文昌是专司科名、官位、禄籍之神，以之为名不仅代表了民间的道教信仰，还反映了这些地方的重文风气。

四、重庆地名反映的社会政治观念

我们说地名是历史地理的“活化石”，就是因为它忠实记载了命名之初的时代特征与地物风貌，政治地名正是社会思想的晴雨表，它忠实记录了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从中可以触摸到社会思想的脉动。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思想占统治地位，因而形成了一批以仁、义、忠、孝、礼、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命名的地名。比方说重庆的忠县地名，渝中区的信义街，綦江区的适中乡，江北的义学路、仁睦乡、礼嘉乡，荣昌县的德和乡、仁义乡（区）、仁北乡，江津县的仁沱区（乡）、德感乡（区），南岸区的仁济路，巴县仁流乡、忠兴乡，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合川县城有条杨柳街，别看它名字一般，却蕴涵着一个彰德显仁的历史故事。明末张献忠进驻合川，一日，微服出巡，见一妇，背一孩大而壮，手牵一孩幼而弱。异而问之，曰：背者其侄，叔死媳孀，故重侄轻子。张感其德行，赠柳枝置门前，戒部署勿犯，故名。

自五四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思想传入我国，因而出现了以民主、民权、民生等资产阶级思想命名的地名。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有四条民主路，三条民生路，八条纪念资产阶级先驱的中山路（包括中山一/二/三/四路），其他还有民主乡、民兴乡、民权乡、民族路、中山西街、中山乡、共和路；渝中区有纪念资产阶级烈士的邹容路，铜梁县有纪念百日维新的维新乡。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大批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反映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审美习惯的地名应运而生，比如新华、解放、人民、建国、光明、团结、红星等。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共有5个以“人民”命名的街道路名，8个以“新华”命名的地名，16个以“解放”二字命名的街道路名。其他的地名有，渝中区的江北区有华新街、建新街、工农路，垫江有新民镇，璧山县和九龙坡都有团结路，沙坪坝区有个自由村（取“人民翻身得自由”之意），永川县有光明路，大足县有工农街、团结乡，等等。

五、重庆地名与社会经济文明

以经济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又称为“经济地名”，经济地名记录了该地域在命名之初的经济特征，突破了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直观模式，从而带有更多的社会意义。由于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各地之间农业文明的差异性很小，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商业、手工业和工业渐渐发展，以商业、手工业、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地区特征逐渐突出，因此，反映手工业、工业文明的地名明显多于农业文明的地名。

1.反映农业文明的地名

渝中区一地，居民以种植蔬菜为业，形成街道后取名“菜园坝”。大足县某乡盛产水稻、杂粮，于是得名“米粮乡”。巴县某地因盛产竹子，得名“竹林乡”。荣昌县某乡在建乡时，因境内有一大片油菜长势喜人，故名“油菜乡”。

2.反映商业文明的地名

渝中区的棉花街，自清代以来，此处是棉花、棉纱的交易市场，故名；瓷器街，历来为瓷器商店集中地；木货街，旧时为木货商品集中地；棉絮街，旧时为出售棉絮的街市；竹木街，原是竹木商人交易地；羊子坝，当年以山货发展，因常在此晒羊皮得名。大足县的米市街，旧时为米粮交易地，故名；花市街，明清时，为棉花、棉纱的销售场所，故名。合川县的草花街，原为制作绢花、通草花、纸花的小街，故名；靛市街，旧为染料（靛）市场；药市街，原为中药行栈，药材交易市场；鱼市街，旧为鱼市场；菜市街，现在是蔬菜、副食品市场。江津县的布市街，历来为布匹市场；菜市街，现为农贸物资及蔬菜销售市场；店子乡，当年垭口上有一小街，过路人在街口店里歇脚，人称店子口。

3.反映手工业、工业文明的地名

大足县，五金街，此地小五金厂、社集中。铜梁县，打铁街，此地古代的打铁铺较多。渝中区，打铜街，历史上此地是经营铜器商店的集中地。合川县，打铜街，旧时打铜的手工作坊集中；打铁街，以前打铁的手工作坊多集中于此。江北区，洗布塘街，清道光年间，有织布坊在此水塘洗涤色布；撑花街，此街多数居民以制伞（重庆方言中称伞为“撑花”）为业。大渡口区，钢花（支）路，钢铁（支）路，都与当地的重庆钢铁公司有关。沙坪坝区，红糟坊正街，早年，此地糟坊生意兴隆，人称其“交红运”，由此得名。

4.反映交通文明的地名

潼南县某乡，境内有一小溪由北而南穿过，实为水运交通枢纽，米粮的吞吐量很大，小溪由此得名“米心溪”，该乡也由此得名“米心乡”。合川县某乡，乡以场名，该场面临一溪河渡口，遂取名“临渡”；另有一乡，驻地濒临渠江北岸，为水运码头，故名“码头乡”。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重庆地名命名者在价值取向上偏向于宗族观念、方位观念，在审美上，倾向于使用表示吉祥、平安、兴盛的字眼，并且以“双”为美。在重庆地名中，我们还能看到神话与宗教的痕迹，各个不同年代的政治道德观念的痕迹等。重庆地名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记录了经过千年积淀而形成的丰富色彩、深沉厚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的重庆社会经济文化特征。重庆地名作为地名中的一小部分，对其分析和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对区域文化的深入了解。

［1］王连勇.论重庆都市地名的文化特色与城市形象［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2）.

［2］周文德.重庆市政区地名用字考察［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6）.

［3］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J］.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

［5］史为乐.谈地名与历史研究［A］.北京：中国地名委员会.地名学文集［C］.测绘出版社,1985：67.

［6］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