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美林

摘 要： 学术界关于学术与思想之间的争论颇为激烈，而罗志田这篇《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就这种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意图在学术与思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而，学术与思想之间是否可以找到平衡点？作者就这篇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学术 思想 学问家 思想家

面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区别问题，罗志田将自己的独见写入了《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这篇文章中，并力图寻找另一种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然而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历史呢？

文章开头提及到了199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会，从而让我们对什么是学术史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接着作者阐述了学术史与其他概念间的混淆。如学术史与政治间的特殊关系，让很多学者想走出政治的氛围的影响，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学术史，并试图区别于“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却又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学术史”。不过作者认为与“学术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的还是“思想史”学术史与思想史间微妙的关系让作者费尽脑筋，即使这样，在文章中作者还是试图将两者间的关系阐释清楚。总体上作者一方面认为学术与思想见常常出现混淆，分野不够清晰，思想史常常取代学术史，让人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间应该有更好的沟通。

然而笔者在通读完这篇文章后，对学术史与思想史种种纠缠却有着与著者不一样的想法，下面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学术史与思想史之争，首先存在着概念的不明确。葛兆光对学术史的定义是：“研究知识在历史变化中的变化与增长。”[1]在这个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知识”，也就是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不过要将这些知识串联起来，观察知识的变化与增长，从而形成动态的学术史，单独的、零散的知识显然不能称之为学术，学术是知识的系统化与逻辑化。学术史是将这些各个时代系统化、逻辑化的知识用时间连接起来。

对于思想史，葛兆光在《七世纪前的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一书中这样讲道：“‘思想史顾名思义要说的就是思想的历史。在汉字里面，‘思和‘想这两个字都从‘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那么，‘思想的历史要讨论的就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谈论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怎么想。”[2]从这个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重点词是“思”，“思”到一定程度必然有所“想”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和主导的“思想”，如学术史一样，将这些不同时代的思想按时间串联起来就是一部思想史了。

在分别阐述完学术史与思想史各自的概念之后，似乎仍然很困惑，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区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学术史重在知识的积累，思想史重在思考，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人们之所以容易混淆，是因为知识的积累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思考，而思想的产生又往往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之上，这就造成了学术史中常常有思想史的影子，而思想史中又有学术史的影子。其实，这并不等于学术史与思想史就混为一体了，只要学术史仍以知识的积累为主，思想史仍以思想为主，学术史便还是学术史，思想史便还是思想史。学术史与思想史应该是两条相交的直线，虽有着共同的相交点，却有着不同的方向与发展趋势。

在文章中作者对于“学术”与“思想”的混为一谈表现出很大的气愤，并认为梁启超是这一行为的始作俑者，“梁启超1902年那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即广为传播，后来更有持续的影响。他较晚写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题目改变，仍继承了清季那种容思想学术于一炉的取向。”[3]这一段话中，我们首先辨析一下“学术思想史”这个概念，其实笔者并不认为梁启超因此词而将学术和思想混为一谈，相反地笔者认为这个词用得挺好。“思想史”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凡人类所思，大概皆能称为“思想”，所以“思想史”是一个大的概念，下面应该包括学术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科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子项目。简言之，学术是思想的定语，也就是表明作者想讲的是学术思想史而不是科学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从而将所讲的内容划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概念“思想学术史”，这与前面的“学术思想史”相比较而言看似只是位置的对调，含义却完全不同。“学术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里面照样可以包括科技学术史、文化学术史等等，所以“思想学术史”可以说是学术史中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学术都是以思想为主的，比如历史当中的史地考证就更偏重于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对比，而史学理论因其特殊的学科属性则更注重于思考历史怎么写而有其思想性。所以“思想学术史”的重点在于以思想为脉络，考察各个时代的思想变化，从而形成一种学术。很显然，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着重想阐释的是学术思想的变化，这与他后来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后者着重想阐释的是学术的发展历史。对于学术思想的重要性，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这样说道：“学术思想，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行质也。故欲佔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4]并担忧道：“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我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5]在这种对本国学术思想深深地担忧之下，梁启超开始着手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并将千年学术思想分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明、元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是也。”[6]

除了对梁启超的批判表示不同意外，笔者也想就文中“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混淆谈谈看法。笔者认为“哲学”比“思想”的境界更高。“哲学”是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并接近客观真理的知识，而“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哲学”里有“思想”性的东西，但“思想”性的知识想变成哲学还必须经过进一步的升华。其次“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区别，笔者认为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够产生“思想”，思想比文化更抽象，也更高一层次，文化比思想更容易形成。

二、感想的延伸——学问家与思想家

读完这篇文章，笔者不禁想到了李泽厚在《思想学术答问》中说的：“90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人抬上了天。而从一些刊物的自我标榜看，仿佛有人硬想回到乾嘉时代去。”[7]联系前面，我们不难理解思想家即研究思想史的，而学问家即研究学术史的。但为什么90年代会出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社会想象呢？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就不难理解此中的原因。鲁迅、胡适、陈独秀身处的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此时各种思潮涌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遭到冲击，西方思想又未能完全在中国站稳脚跟。在这种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一方面解放了人们原来固有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需寻找新的思想。于是，一批优秀的人物迎难而上，他们试图在纷纷扰扰的思想中找到适合自己，适合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而一旦国家稳定，社会安定了，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踏踏实实做学问之中。思想是流动的，这种流动给予了思想史丰富的生命力，同时这种流动又使得思想变化无端，我们以有限的精力追逐这种变化无端的思想将是不可取的。所以踏踏实实做学问是社会安定后的一大趋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大抵说来，动荡不安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思想引导学术的发展，而思想也大都产生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当社会进入稳定期之后，则需要加强知识的积累，即学问的重新重视。

思想家与学问家是应运而生的两个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意义正如李泽厚在《思想学术答问》里那样反问道：“设想一下本世纪如果没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呢，情况又是怎样的？”[8]我想答案是可想而知的。而对于学问家与思想家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李泽厚的分析很到位：“再其次，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这就是说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专业学术领域内的价值，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具有某种更广泛的思想意义。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陈寅恪之所以能够‘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自己的文化感受思索与判断。我尝以为陈著是以‘思想而非以‘材料取胜。”[9]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认为学问家也需要思想的指导才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我们讲学术史与思想史并不是想将这两者分开，学术要想更好地发展，必然需要好的思想作为指导，而思想史要想有深度，必须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即学术史之上。所以无论是学问家还是思想家都必须相互学习，而不能仅仅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狭小的范围之类。

以上是笔者读《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的感想。笔者对著者题目中的“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表示很疑惑，试问：这种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历史？笔者明白作者是想将学术与思想沟通起来，其目的无可厚非，可这样的表达似乎欠妥。其实学术与思想之间本就存在着交集，无需“探索”，同时我们要明白即使它们存在交集，各自的侧重点也不同。

参考文献：

[1][2]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5-26：68.

[3]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5][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1，3.

[7]李泽厚.思想学术答问.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北京：北京青年出版社，1998，270.

[8][9]李泽厚.思想学术答问.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北京：北京青年出版社，199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