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麒霖

摘 要： 马来西亚女性作家黎紫书在小说中从男子个人、为人夫、为人父多方面地构建了一个全方位整体的卑微、猥琐、被漠视的懦弱男性世界。作者立足文本，采取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分析黎紫书小说中懦弱男子形象分类，探究黎紫书塑造懦弱男性形象的原因，主要从黎紫书个人成长环境、童年经验、游学时思想上受到的影响、国际社会男性地位的变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黎紫书在小说中以冷峻的笔调、冷静的眼光构建懦弱男子形象背后的真相，彰显当代马华文学中女性作者创作特色与小说美学。

关键词： 懦弱男子 阴森 悲剧 爆裂

黎紫书作为马华作家中的一员，她的文笔流淌出来的是马华文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但是她和一般的马华作家文有所区别。同样是在异乡的华人，黎紫书不再是单单把注意力放在思乡和乡愁之上，她用冷眼旁观这个世界，用爆裂的笔调勾画最黑暗的世界。不仅仅如此，作为一名女性作者，黎紫书在小说中缺少了女性的柔情与多姿，更多地展现的是女性强大的内心和顶天立地的能力。反观小说中的男性，更多呈现的是懦弱的形象，甚至小说中很多男性形象近乎于被漠视与被同情，他们都很难在读者心目中留下痕迹。

一、黎紫书小说中的懦弱男子

（一）懦弱男子形象的社会角色分析

1.作为个人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黎紫书小说中的男性，很容易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迷失自我。这些男子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逐渐坠入道德的深谷，反而不断用劣行掩盖自己对世界的恐惧与自卑，甚至只能依靠施虐或者丧心病狂地向无力反抗的后辈做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懑与不满，从而使内心得以解脱。

在《流年》中：“秃头的男人犹在嘀咕，像羊在反刍他昨夜的梦呓。哥哥倒是无所谓，惯常地在餐桌下踢我的脚跟。我无动于衷。这种书念不成的男生喝酒时只能这样撒野来掩饰他的自卑。别以为我不懂。可怜的哥哥。我睨他一眼。可是我不同情。”这段文字描写的是主人公“我”与秃头男子还有哥哥一起吃早餐的情境。秃头男子让人厌恶地不停歇地嘀咕，在“我”的眼里是一个若畜生一样存在的对象。曹操“对酒当歌”，感叹“人生几何”；李白“花间一壶酒”，却“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用酒寄托自己的孤寂；高适心怀“功名千万里”却将心事藏于一杯中……同样是酒，我的哥哥则是一个一事无成、读书没有成就，只能像一只鸵鸟将自己深埋在酒中，用酒精的浓度麻醉自己的神经，掩饰自己的自卑与无能。尽管是我的兄长，本应该受到晚辈的尊敬，但是他这样逃避生活与自我的行为，不但没有让我感到丝毫同情，更是打心底地鄙视与不屑。

秃头男人不停歇地呢喃、我的哥哥用酒麻痹自己的神经，他们用自身逃避与用劣行麻痹自身。如此无害大众的男性形象，尚不能满足黎紫书对懦弱男性个体形象的展现。黎紫书在《蛆魇》中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女鬼——“我”，回到那个阴森的屋子中去揭开这个看似宁静实则各怀鬼胎的家族成员的种种劣迹。“看到自己胯下那萎靡猥琐的生殖器，又如以台古钟，吊挂在那一丛寒酸败落的枯草中，轻轻摇荡。”岁数已高的爷爷看着自己的身躯，内心充斥着不满与生理诉求，为了让自己得到身体上的满足，只能找更加无力的弱者让自己得到生理问题解决与快感。“浑浊的眼泪把阿弟的轮廓糊成一团，已经辨不出悲欢了。他不由阿爷分说，忽然把脸部往阿爷的胯下窝去，动作伶俐纯熟，倒似是一尾刁钻的游鱼。我一愣，只见阿爷连打几个哆嗦，鼻息突兀粗重迫急，一张老脸同时闪过痛恨和窃喜的神色，骷髅一样的身子禁不住发生剧烈震动。”从阿弟为爷爷做的一切的熟练程度，足以看出这样的卑劣行为的产生不可能只是这一次。爷爷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仍然不放弃对性的满足，甚至不惜引诱智障孙子满足自己的欲望，让一个无辜的幼者——自己的孙子，做这样让人难以置信之事。当阿弟对这样的事情发出不满的时候，“写在阿弟脸上的哀求显然无法打动即将失明的阿爷，这年近古稀的男人突然被阿弟啜泣的声音惹得暴跳如雷。他胡乱向前踹了两脚，其中一脚就踩在阿弟的脐眼上，痛得阿弟惨叫起来，立即抱着肚腹蜷成一团”。作为一个智障的阿弟，在爷爷无耻的欲望面前，如何有能力反击？为了让自己无耻的欲望得到满足，爷爷不惜用家暴与恐吓，让阿弟做出违背常理的性行为满足自己卑劣的欲望。“我霍然觉得地动天摇，这百年的祖屋似已撑不住天空压在屋顶的重量，竟然摇摇欲坠，仿佛随时将颓然坍塌。我清楚听到千万只虫蚁在木头内钻过通道的声响，正从每一根柱子与横梁里传来，开始了他们嘉年华似的骚动。”这个百年祖屋就像是爷爷一样，有着体面的外表，但是里面却早已被蚕食，祖屋被白蚁占据，猥琐的思想占据了爷爷的内心。作为男人，爷爷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对自己老去的身躯内心的愤懑与不满之情得到了发泄，却用猥琐、低下的方式伤害无力反抗的孙子。

2.作为人父

父亲，是文学书写中经久不衰的主题。父亲，在马华文学中经常承担着历史开创者的重任，成为叙述的中心，他们高大威严，在华族人的眼里父亲是神圣、高大、威严的代表。但是在黎紫书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父亲与传统思想中对父亲的尊重意识断裂。黎紫书习惯性采用旁观者、第二人称的叙述，冷眼旁观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娓娓道来，让读者感受父辈与儿女之间的陌生，鸿沟在文章的进一步叙述中被不断扩大。

在《国北边陲》一文中：“你掰开父亲的手掌，归还钥匙和一箱子沉重的秘密。那一刻起，你开始丢弃许多记忆，关于图像的、光影的、动态的，直至你再也记不起父亲那彩绘着各式南洋符咒和丛林蛊惑的容貌。”

被病痛折磨下的父亲，在儿子的眼里只是一个可悲的载体，“南阳符咒”和“丛林蛊惑”这些充满了魔幻色彩的词语，凸显父亲在死亡面前的无力反抗、虚弱与别无选择的哀伤，父亲在儿子的脑海里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有的只是那些光鲜魔幻烘托之下模糊不可辨别的容颜。小说中描述父亲发病的一段“头发不及花白便已脱落，胃中总是无端涌起一股植物夭折后腐坏酸臭的气体；寝中汗下如雨，手脚长做间歇性抽搐……你趴在地上猛啃乱咬，像被捕鼠胶黏在模板山的一只老鼠，一夜啃噬，终于门牙松落，留了满口鲜血。”整个发病过程的重现，没有对病重父亲丝毫同情之心，冷静的叙述，就像一个旁观者冷眼观望病重患者。“涌起一股植物夭折后腐坏酸臭的气体”这样的描述从将孩子对重病的父亲发出的浓烈的味道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用“一只老鼠”形容病重的父亲，将父亲发病时的样子以最丑陋的动物形象描述，加剧了父子之间的陌生与漠然。同样是写病重的父亲，鲁迅先生的《父亲的病》，写父亲在生命垂垂之际的那一分安详，文笔之间呈现自己对庸医的不满、对父亲的留恋与不舍之情。在黎紫书的笔下，这个生病的父亲似乎不是“我”的父亲，没有亲情，我们会诧异这对父子是怎样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对父子之间没有亲情，甚至感受出来的是没有人情味儿的冷漠。

黎紫书笔下的父亲，没有像作为一家之主的许三观那样，为了家庭的生存十二次卖血的那份对苦难生活的顽强抵抗的精神；没有朱自清笔下，因为担忧儿子而在火车站蹒跚前行，微胖的身躯用极其笨拙的方式翻过栅栏，只是为了给儿子买橘子的父亲；也没有贾平凹笔下，那个可以与儿子饮酒、畅抒人生的父亲。黎紫书的小说中，父亲就只像是一个符号性、概念性的物品，在儿子意识中的模糊性，如果存在那么只是一个“父亲”的名号与概念，而“父亲”一词的解释内容或许只能是卑微猥琐或者是懦弱无能，现实中的父亲让孩子们难以将他们与传统意识中高大威武威严的“父亲”联系起来。在孩子们眼里，这些猥琐、卑微的男人无力承担“父亲”这一伟大的称呼。

在《某个平常的四月天》中：“肖瑾并不理解父亲与书记小姐在办公桌上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她缄默地目睹老李一下又一下的耕耘，女人双掌抓住桌子边缘压抑她的呻吟。肖瑾嗅到了干辣椒的气味，还有工厂里某种特有的工业气息，它们又结合了，肖瑾怪喊一声，回头就跑。”

在那个充斥着橡胶味道与霉湿气味浓厚的四月天的中午，一直被父亲忽略的肖瑾目睹了父亲与胶厂书记小姐在无人的办公室赤裸裸的苟合场景。父亲在外与秘书苟合的猥琐行径，这一切正好发生在肖瑾被父亲遗忘了自己的生日当天，这更加凸显出父亲的猥琐与卑微，肖瑾的孤僻，是因为感受不到父亲的爱，手足的疏离，使她的童年世界里缺少父亲的关爱。父亲在肖瑾生活中长期的缺失，让父亲在肖瑾的脑中一直处于缺陷，理应需要父亲的疼爱与关怀填补的状态，而父亲午后与秘书的苟合，却在本来对父亲的印象少之甚少一直被忽略的肖瑾的脑海中，添上浓重的猥琐、卑微的一笔，懦弱的父亲在孩子的脑海中无法承担“父亲”这个有威严性、充满力量与神圣性的词。

“我想起我的父亲。午夜，一个披着雨衣的男人冲进屋子里，手上抓住一把斧头。我惊醒，看见他像狂风那样席卷前来，把躺在沙发上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一手揪起。那男人满脸留着水痕，而且变成一团烂糊。雨水混杂泪水的效果如同硫酸溶解了他的五官轮廓。我失神地凝视男人那胀满血丝的眼球，迟迟仍唤不出一声阿爸。”

雨夜，冲进家中，面对妻子与其他男人苟合的场景，这个披着雨衣、拿着斧头的男人，我所谓的“父亲”却只是揪起“我”发泄内心的愤怒之情，脸上充斥着雨水与泪水的“父亲”在我视野中迷糊，“父亲”二字在我的脑海中也随着父亲的轮廓被硫酸溶解。这个懦弱的父亲受到羞辱，最后，只能用最无奈、最懦弱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服毒自杀，解决这一切。“最后一次瞻仰父亲的遗容时，发掘他黧黑的脸上透着浅淡的紫色，紧抿的双唇完成扭曲的弧形，倨傲而痛苦。”父亲的模样在那个雨夜，已经在“我”的脑海中被抹去，最后的见面却是父亲自杀之后脸部歪曲丑陋的模样，父亲传达出来的是受到耻辱之后只能选择逃避的懦弱无能和无力解决困难之后的痛苦。

黎紫书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不断被消融、在记忆中不断被抹去的对象，他们的存在让传统观念中被瞻仰、尊敬与敬畏的“父亲”形象被颠覆，父亲的背离、父亲的懦弱无能、父亲的缺席、父亲的逃离……这一切让读者对懦弱无能的父亲心中产生一股怜悯之情的同时也不禁低声叹气，向卑微猥琐无能的父亲投以鄙夷的目光。

3.作为人夫

丈夫，是顶梁柱与责任的代表词。对于许多女性，丈夫是她们在外受伤之后抚慰心灵的良药，是为她们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是让她们勇往直前的最坚强的支撑。但是，同样在黎紫书的笔下，丈夫丧失了这些特性，在小说中黎紫书选择更多地塑造出在家中没有话语权、地位低下、给家人带来痛苦的源头、无责任感的丈夫形象。

在小说《告别的年代》中，主人公刚波在家中的地位一直被杜丽安压制着，没有发言权，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降低，他在家中愈加没有话语权。刚波一直就像杜丽安手中的棋子，任由杜丽安摆布，在家中没有话语权的刚波没有放抗的能力与欲望，他能做的只能一味地接受。即使最后沦落到没有落脚之地的悲楚之境，他也只是默然接受。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第一是思考，第二是语言。但是刚波却像是动物一般苟存于人世，没有基本的辩驳和表达自己不满的行为，就算是内心有着不满，但在家里极其低下的地位，让他失去为人夫的尊严、丧失男人的尊严，更是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能力。

丈夫懦弱无能，只有妇孺有家庭存在感的家庭，那么家庭就像是一群没有领军的狮子群一样，而丈夫就是家庭成员痛苦的源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要记起父亲的形象。母亲的眼内犹似串串雨珠，坠下她敞开的衣襟。‘不要提他，那对你不重要。我嗅到她怀中传来淡隐的咸味，顺着脖子的线条看上去，是她紧绷的嘴唇。什么时候我开始不再提起父亲，生怕触发母亲苦苦压抑的往事，瀑布般倾泻的哀伤。”父亲在外的不检点行为，作为人夫不懂自己的妻子，不能给自己的妻子希望与快乐，反而成了妻子内心痛苦的源泉，这无疑给妻子的精神与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痛楚，“母亲”不愿提及父亲，不愿让孩子回忆起有关父亲的一切。

除了软弱、任由人摆布、给家人带来痛苦外，黎紫书笔下的丈夫还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心的懦弱男性。在《州府纪略》中，“我”在与两位女子发生关系，引发两位女子吵闹不休，鸡犬不宁之后，“我”丝毫没有承担的意愿，而是望向队长“你说我该怎么办，队长摇摇头，说由他来收拾烂摊子……大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我狠起心肠，索性不理，晚上睡到别的谁的营里，被子盖过头，任自己，也任他们自生自灭。”最后，其中一个女子为我挡了枪弹，留下她生下来的孩子，另外一个女子承担起为抚养丧失母亲的孩子并成为“我”的妻子。这一切看起来极具戏剧性，作者以黑色幽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具有责任心、敢做不敢当的懦弱丈夫的丑恶嘴脸。

（二）懦弱男子形象的生命特征和心理分析

不管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在家里充当一个没有威严没有存在感的父亲，还是在家里没有发言权、丧失为夫权利、给自己的妻子带来痛楚的丈夫，在黎紫书小说中这些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暴露出猥琐、懦弱、无责任感、自私、虚伪和背信弃义等顽疾与劣根性。

《流年》中看似正直、温文尔雅的庄望老师，却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庄老师，四十多岁的男人，却不断地走进女生的彩色岁月中，以其儒雅的外表吸引着花季少女，在学校学习的神圣纯洁的地方上演一幕幕背离伦理的师生恋。“那女孩，她吞下一大把止痛药，现在躺在医院里，也许在喊着我的名字……可是我却坐在这里，像是眼睁睁看着她沉入湖底。”庄望老师看上去为人师表，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伤害其他女学生的同时，却经受不住“我”情窦初开对她的爱慕之情，他每次都以老师教书法为名为自己的猥琐和丑陋洗去罪名。

在小说《夜行》中，“男人现在想起阿佐一日里总要讲十多次的口头禅‘你没种。是的我没种。男人苦笑。他花了很多年去挖掘记忆里的地雷，现在他终于记起自己多有的怯懦和畏缩。他不过是一只对自己愚忠的畜生，宁愿躲在灌木丛中自渎也不敢拥抱自己心爱的女人……那只狗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自慰的过程，他憎恨这双眼睛，害怕这双轻蔑的眼睛会泄露他的卑微与无耻。”作为一个男人，连拥抱自己心爱女人的勇气也没有，甚至选择自渎解决自己内心的空虚与需求。纵使他人公然嘲笑戏谑他，他却坦然承认自己没有种，承认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小说后面写“狗”，充满了讽刺意味，畜生怜悯这个可悲的男人，更加凸显了小说中男人懦弱无能的特性。小说中“他无法理清那缠成一团的思绪，出生入死的队友们要吃掉跟他同生共死的老狗，男人觉得这多荒谬，他用眼神向怀抱婴儿的女人求助，但那女人目光呆滞，仿佛除了怀旧的女婴以外，她对一切生命都已熟视无睹。想到这里，男人悲痛得真想狠狠剁自己一刀。老狗像洞悉了他的心事，明明走远了又回来舔他的手腕。男人浑身一颤，霍然扔下洗得发亮的刀子，迅即掏出短枪对准老狗的脑袋，亲手扣下扳机。”男人在面对困境与选择的时候，毫无主见，只能无助地看向女人寻求帮助。柔弱的女人在经历战争之后，更加以怀中的女婴为重，不能给男人意见的时候，丧失主见的男人，尽管不能理解自己队友的荒谬行为，但是还是没有理智直接向一直与自己同生共死的狗下了毒手。

在小说《州府纪略》中，作者将笔触投向构成历史的男人，通过寻觅个体在特定历史境遇中被颠覆和剥夺的踪迹重新书写历史。女主人公谭燕梅在少女时代偶遇负伤的刘远闻，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暗生情愫，爱情的盲从使她追随刘远闻进入雨林参与武装斗争。在刘远闻身上，革命与爱情呈现出分裂的状态，与在革命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不同，他在面对爱情的抉择似乎呈现出犹豫与怯懦的一面，并让深爱自己的谭燕梅和黄彩莲自生自灭。光复后，刘远闻几次经过水月宫过门而不入，后到马泰边境娶泰国妹落地生根。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与老战友一起搞马共村，带游客参观他们以前活动的基地，以此谋生。在感情上面，刘远闻呈现的是懦弱、犹豫、怯懦的一面，缺乏责任心、背信弃义在他的生命活动中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因为懦弱的男人，他们一开始选择做一个懦弱的男人，只有卑微、猥琐才能契合他们懦弱、苟且生存的状态。他们没有能力给自己支撑起一片天空，看到生活中的苦难只能选择仓皇而逃。

二、黎紫书塑造懦弱男子形象的原因

（一）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

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彩色的，骑在爸爸的肩上看世界，在妈妈的怀里撒娇，许多人的童年都有着这些温暖甜蜜的元素。但是这一切对于当时家庭温饱不可确保、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长时间缺席的黎紫书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

黎紫书共有四姊妹，她排行老二，大姐年轻时已经外出工作，跟家人分离，故她自小就担起了大姐的责任。她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位太太——妾侍。自小，父亲间或看望他们，但对家庭照顾不周，给母亲和她们姊妹带来极大困扰，母亲却从没有在她面前流泪，复杂的成长环境，令她很早意识到大人世界的残酷：没钱交电费，母亲要向亲友筹钱，后来甚至得跳飞机，拿着旅游签证到外地非法工作，帮补家计。几个小女孩儿在家里叫救命，邻人却假装没听见。种种经历，对父亲的怨恨，令黎紫书对人性完全失去信心，成为悲观主义者。

“一般而言，小女孩皆比较缺少攻击性、反抗性，也较不会自我满足；她似乎是先天对更多的情感的需要，并且在这方面更加依赖并柔顺驯服。”女孩需要更多的情感呵护，但是从小黎紫书就丧失了作为女孩享受父亲呵护的权利。一般来说，女孩接受的第一个异性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孩对于异性的基本看法。“有些事情是无法忘怀的”，黎紫书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父母经常不在家，一晚家里只有姊妹，有个变态爬到树上，从窗外往她家中窥视，家中的小女孩们度过了恐怖的一夜。“孤弱在幸福的环境中长大，我就不是现在的黎紫书”。正是因为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脱离，父亲对母亲极大的伤害，让家庭成员没有办法在家中享受宁静的生活而不得不外出奔波，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父亲无力担当家庭的责任与“父亲”一职，让黎紫书早就离开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幻想阶段，直面生活中的无奈与惨淡。正是这样，在黎紫书的书中出现了在外与自己的秘书交媾回家蹲在妻子身边拔辣椒蒂儿的老李；在《天国之门》中林传道父亲的皮包里，有着一张他母亲咆哮着组织男人在他们孩子面前提起的女人的照片；也有在《无雨的乡镇·独角戏》中半夜爬上隔壁人家寡妇床上的淫虫，并且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乡镇“他一个女人接一个女人裙下去”不断背叛家庭的父亲。黎紫书甚至采用父亲去世的方式制造家中父亲的空缺，由于父亲的离世无法承担作为一个男人的基本义务而造成家中的支离破碎与对孩子极大的伤害。《蛆魇》里的女鬼、《流年》里的纪晓雅、《把她写进小说里》的江九嫂，就是被亡父抛弃留在人世。不管有没有母亲的照应，他们都一样孤独、对这个社会无法适从。

父亲，是一种伦常身份，也是一个“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童年经验理论，如果我们把父亲的男性家长的身份淡化掉，那么父亲一词也未尝不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女性眼中其他具有指向、指导作用的男性代表。又或者说，其实黎紫书在书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就是在塑造男性的形象，懦弱的父亲、无力承担家中为父为夫的角色，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受到伤害的人，长大后会很强烈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童年、少年是作家创作的摇篮。观察的起点、灵感的起源、才华的土壤，它蕴藏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氤氲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而这些将贯穿作家的一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重的影响。爱的缺失让黎紫书过早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让她的情感受到扭曲，那些童年、少年的不幸经历在她的心里永远藏下了因子。男性代表人物呈现出的懦弱与成长经历中的缺失，造就黎紫书书中懦弱无能的男性形象，外部世界经过了她那颗受伤而孤傲的心灵之后，烫出来的是带着“黎紫书式的忧郁”的文字，她一生的作品都带着深深的失落感，藏着隐隐的悲剧气息，根源恐怕就在这里。

（二）作者女权主义视角

在黎紫书的小说中女性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但是男性的身影确实那样模糊不清、晦涩不明。从或单薄、青涩或贪婪、猥琐的外表到敏感怯懦的内心，他们都明显缺少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力量和特征。

“女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波伏娃，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社会的整个文明塑造了女性扮演“他者”的角色。“不但社会结构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女人变成为一个女人，而且社会意识也给女人更多心理暗示让女人成长为一个女人。当接受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等思想家们武断的断言，男人们如是看女人则认为女人是没有主见的、软弱的、需要保护的、被统治的，男人们也就相应地认为作为一个男人理应替女人做决定，为女人提供保护乃至统治女人；女人们如是看女人则认为听从男性的决定、服从男性的统治、接受男性的保护是理所当然的，把服从、温顺、温柔看做女性应予以追求的美德，从而女性把自己看做女人的过程也就是努力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过程。经过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女人逐渐成为符合男权制文化定义的‘弱者、‘低贱、‘被统治者的‘他者形象”，黎紫书在小说中有意打破这种常规认识。

《把她写进小说里》，苦难来临男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妇孺、病人、白痴留在家里承受一切泰山压顶般的灾难，所有苦难都由江九嫂一人承担，江九嫂用自己的肩膀承担起家中的重任；《推开阁楼之窗》里已有家室的小爱生父为了避免承担对其私生女的责任，于是孑然无依的小爱母亲只能依靠卖淫维持生计，她接客时更是要时刻躲着小爱，以免稚嫩的孩子心灵受到伤害；在小说《州府纪略》中，义父临终把独子托付给谭燕梅，多病的赵锡贤从此不仅是谭燕梅肩上卸不下的担子，而且是她幸福的障碍……黎紫书用男人懦弱无力承担或者面对生活的苦难时选择逃避责任，反而用一直被视为脆弱的肩膀，柔弱需要保护的女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们充满勇气，勇敢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模式体现。马来西亚，那片尚没有西方文明思想开放的地区，父权制、男权在这个国度仍然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从事记者工作十年的黎紫书，有更多的机会直面马来社会的真实面目，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提出的，父权制社会中男女性别关系同样是一种阶级对抗的关系，在这一对抗关系中男性居于统治者地位，而女性属于被统治者，男女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在马来社会凸显。黎紫书个人在家族中，与弟弟不一样的待遇也让在新闻界培养出敏锐视角的黎紫书深刻感受到男权社会以对女性的压制换取对男性的尊重和男性高傲地位崇拜的冷酷社会现实。得以出国游学，长居英国的黎紫书，有机会走出那个思想相对闭塞的国度，走向愈加推崇男女平等的国际社会，由一个男权制推崇的国度走进绅士气息浓厚、绅士对淑女尊敬的国度，对女性的尊重意识、女权主义思想的耳濡目染无疑为黎紫书打开了思想的另外一道门。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黎紫书自述自己的写作是“从内在不断地挖掘自己，把血淋淋的心肺脾都掏了出来祭祀文学”。这种“快乐而疯狂”的自剖对她而言“何其残忍，却又有着自虐的快感”。小说是个人心灵与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那些主角其实就是她极力压抑的激愤之自我意象。被父权意识粗暴对待的女性企图对父亲还以颜色，她要以暴制暴。幼时被父亲抛弃，没有得到疼爱；懦弱的父亲无力支撑整个家庭，母亲只有不断以泪洗面，以泪水筑成生命的坚强；长大了看到马来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与压迫，黎紫书对男权社会的厌恶之感油然而生，男性低俗、懦弱、猥琐、卑微这样的形象在黎紫书的眼里就像是玻璃，一眼清澈透底，而他们又像是黎紫书眼睛中的沙粒，不能被黎紫书所容。父亲是黎紫书接触的第一个异性，父亲在幼年的缺席，让黎紫书对男性的懦弱无能有了初次认识，如果说幼时对于传统意识中对“父亲”的尊重与畏惧的话，那么后来人生的际遇、对马来社会中男权制更深刻的认识以及逐渐被启发的女权主义思想，让她由幼时对男性的代表人物——父亲的畏惧之心慢慢变成了对男性的厌恶之情，她不惜用更加夸张、爆裂、冷漠的方式呈现、展现男性的懦弱。黎紫书的小说写的是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在这种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女性对命运的反抗，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表达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和对男权社会体制的不满与反抗。

（三）男性社会地位的日益下降

父亲，在男性形象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儒教氛围下，不少马来西亚人接受了华人的思想中父亲正面形象的概念。父亲一贯被传统观念的定位为伟岸、威严、高大、魁梧等形象。但是随着历史变迁、环境的变异和华人在不同现实下的境遇，很多父亲的形象和男性的刻画也在呈现变化。

马华文学早期作品中的“英雄化”“硬汉”父亲形象是中华传统文化意识的展现，体现弘扬华人传统文化。在早期历史小说中，例如：方北方的《头家门下》、孟沙的《种》。这些小说中的“父亲”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以聪明能干与吃苦耐劳赢得殖民者的厚爱和垂青。马华人相对成为殖民者防范的对象，并且在“父亲”的身上都体现出在不利的环境下对母体文化强烈的维护意识，尽管身处清贫但仍然坚守母体文化的传承，在主流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保持对母体文化的信心与热爱。马来建国以后，华人地位的急剧下降，直至90年代，“衰老”父亲都是小说中追溯的对象。从1967年的《愁雨》到1991年的《村之毁》，可见“父亲”不断以弱者、老者的形象出现，既不能承担开创历史的重任，又未能拥有一家之长的威望和凝聚力，他们举步维艰，食古不化，华人传统的弊端和陋习触目惊心地暴露在父亲身上。小说《崩》、《人鼠》、《刺痛》等都体现出失父的残缺家庭和随之而来的阴郁气息。相比原来“英雄”父亲形象，“父亲”缺失对应的是现实中华人受限制的文化环境，传统文化转为族群的内部文化，文化空间萎缩，华人文化权利受限导致“失父”。以李永平为代表的小说家将“父亲”空缺，制造“无父世界”。

“父亲”由原来的英雄逐渐走向在家庭与社会中失去了中心、显要的位置，衰微和懦弱男子形象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华人文化空间被压缩与排挤的社会现实。人类史与宗教史告诉我们，父亲是一种传统、权利与秩序的象征。马华文学中逐渐出现父亲缺席的场景，其实是在展示马华现实环境中华人主体文化意识的压抑，压抑的背后是华人对权利、秩序和公正公平社会环境的强烈呼唤。黎紫书的小说《某个平常的四月天》以一个长时间被父亲忽略的小女孩的视角见证父亲与人偷情的丑态，以女孩的震惊与绝望控诉父亲的无耻；《蛆魇》中的父亲懦弱无能，因为无法忍受妻子的偷情愤而自尽，爷爷却让小孙儿为其满足一己私欲。一个是丧失了对自己妻子约束力的父亲，一个是丧失了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这些都令人发指都是父辈为男性的堕落，男性家庭与社会地位的逐渐丧失带来男性本身的懦弱。

文学是社会的写照。在马来西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作为传统中华儒家思想中的正面“父亲”形象在逐渐改变，黎紫书用消解的方式逐渐降低“父亲”威严的形象，换成一个没法承担“父亲”之称的懦弱男子。与此同时，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男女地位追求平等的过程中，男性地位必然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而降低。“父亲”只是男性形象的冰山一角，却是展示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随着国际社会对女性尊重意识的不断增强，女性地位不断提高，与之相反，男性社会地位在降低。顺应国际社会男性地位的降低趋势，黎紫书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以懦弱、无能、猥琐、卑微的形象呈现。

三、作家塑造懦弱男子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1991年，黎紫书进入报界，从事新闻工作超过十年，曾担任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专题作者，还曾担任过《亚洲眼》杂志主编。报刊编辑的身份至少给黎紫书的创作带来两个特点：第一，她的微型小说创作就是肇始于报刊文章，长期的报刊编辑职业，让黎紫书对社会问题有着一种直觉感受，除了给予她高度的敏锐和想象外，还练就了她惊人的描绘能力；第二，除在做编辑时看到众多社会的黑暗现实、不愉快的回忆、不安分的想望、人性的阴暗与命运的嘲弄，交织成瑰丽但难以直视的色彩之外，也锻炼了黎紫书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自己身边事物的关注。

黎紫书的小说，在“喜、怒、哀、乐”中，黎紫书无疑对“哀”情情有独钟，很多悲剧在她的笔下诞生，她绝大部分小说都没有马来西亚那份热带的光鲜与亮丽。相反，她的那些小说人物经历的都是无边之情的温柔折磨，尤其是那些处在一个变迁的时代，经历着爱和婚姻的男男女女。尘世有多么繁华热闹，但经黎紫书随手轻轻一揭，却让我们看见繁花似锦的幕布背后哀凉的人生荒漠。在她的笔下，凄凉的月色，迷蒙的细雨，无果的恋爱，冷色的人生，无意义的眼泪，兵荒马乱的世界，还有乱糟糟的现实，这些总会揉在一起，泻在你的心头。

黎紫书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余。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黎紫书笔下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是心理、身体都有病，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她用手中的笔一笔一画地刻画出他们的嘴脸。她用笔下人物的不幸、人物的悲惨经历对社会进行了无声的抗议。看她的作品时，我们被她那练达、娴熟的文笔深深地震撼着、打动着，无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以及她留下的那些深渊的启迪和荣骨灰金的历史旧影。在黎紫书看来，一切繁华过后的苍凉才是人生的底色；恒久的人性只有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中才显现出真实。她常以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冷峭、尖刻又夹杂微苦的幽默的笔调摹写我们绝望无奈的灵魂、躁动不安的肉体。在一般的感觉里，苍凉就应该是灰蒙蒙的那种，有些恍惚，有些迷离，而她的苍凉偏不如此，五光十色的，温暖的，舒适的，但后来总归让你沉下去，沉下去。

死亡，在黎紫书小说中丝毫不缺乏出现的场景，几乎每一篇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写到死亡，《蛆魇》中女鬼的漂浮，服毒而死的父亲；《流年》中庄老师原来喜欢的女生为庄老师溺水而死；《把她写进小说里》江九嫂的妹妹惨遭杀害而死；《山瘟》里的温义被兄弟背叛而死；《州府纪略》中黄彩莲为爱挡枪弹而死……这些惊心动魄的死亡和死亡的形式，大多都是非正常死亡。死亡是人们不可抗拒的力量，似乎是一切生命的一个必然归宿。死亡意象的美学欣赏是对欣赏者主体性的呼唤，表明了对人作为艺术审美这一终极主体潜在性和可能性的肯定。艺术创作活动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创作活动激发情感，启迪心灵；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引导我们的目光穿透繁芜的外在物象真正感悟自身的存在及生命鲜活的本真状态。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给悲剧下过一个经典型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个部分使用；模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黎紫书用最黑暗的色彩描摹这个世界，小说中爆裂的场景、浓腻阴森的气氛、主人公悲惨的结局都无疑触动了读者的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冷静沉思小说中的悲剧与痛苦，最后产生怜悯之情，同时对生活产生新的希望并以温柔对待。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不论是书写略带实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书都优以为之。而营造一种浓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黎紫书的小说取材广，小说人物涉及社会各面，塑造懦弱男子形象，黎紫书不缺乏拿手好戏。如营造浓腻阴森的气氛展现男子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环境：“阴历四月天终日霉湿阴沉，天空的乌云层层叠叠，厚厚重重的，几乎要压住小镇了，不让小镇呼吸。日升日落，街上淫雨霏霏，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常常被疾驰而过的电单车轧出一道轮痕，伤口似的，慢慢复原。”情窦初开的少女为老师倾心，最后却发现原以为体面高尚的老师其实只是衣冠禽兽的代表；战场上英勇杀敌情场上懦弱无能的男子“昏蒙中听到枪声交接，四五声枪响，有女人呼叫、哭喊，有雨声，有蚯蚓在泥土里交头接耳。不知睡了多久，醒来看见乌鸦站在树梢，邪恶地注视着我。乌鸦不祥，你也知道，马上感知彩莲已死，果然尸首都凉了”；夜行火车上孤苦回忆过去林林总总的旅者；被戴绿帽子只能服毒自杀的丈夫；游走于阴间观人世的女鬼冷眼看家中丑陋的现实，看到爷爷与弟弟之间难以置信的丑恶之后，“我只觉浑身一颤，立即嗅出了满屋子的霉味。是白蚁传播在空气里的气息，又像是橡胶厂制造的烟雾，弥天盖地地覆盖了我。我奋力嘶喊，这气味竟冤冤不息，纵使我多方逃避，它却紧紧追缠我。”……这些阴森的场景就像是摆在小说男性面前的一面冷酷森严的镜子，丑陋、肮脏、懦弱的男子被毫无保留地映照在镜面，阴森的环境围绕下的男子更添了一份懦弱与丑陋，让人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

综上，父亲的缺失、家庭支离破碎的童年经历，让黎紫书心中代表男性形象的第一个男人——父亲，却是一个不能给家庭温暖，对家庭丧失责任心的男人；记者的经历让黎紫书看到社会的真实面目，赐予黎紫书直面生活的勇气；而后的游学经历，打开了黎紫书的视野，追求男女平等的国际社会环境让黎紫书勇敢地走出马来社会那有限的男权推崇的社会理念。黎紫书曾说：“写到最后，还是在写人性。人性的描写对我本身的触动是最深的，探讨人性的挣扎和无望，比较黑暗的，消极的，无奈的。”褪去社会的浮华，黎紫书冷静地用冷酷爆裂的笔调写下懦弱男子的一举一动，黑暗中投射出人性的光辉，她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消极颓丧的氛围中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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