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盛

摘 要：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刻画了三个不同的母亲形象，分别代表了受压迫的女性、反抗的女勇士及双性同体的理想女性，表达了对受压迫女性的同情、对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向往和对父权制度的控诉。本试从母亲形象分析汤亭亭的女性主义写作。

关键词： 汤亭亭 《女勇士》 母亲 女性主义

一、《女勇士》

汤亭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成名作《女勇士》以来，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中最受关注且争议颇多的人物。褒奖她作品的学者以女性主义者居多，而批判她的声音则多来自于华裔男性作家阵营，其中当以赵健秀（Frank Chin）为代表。赵健秀亦是著名华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甘加丁之路》、《龙年》等，曾是汤亭亭的同窗，不过他对汤的批评一点都不留情面。赵建秀在1989年加州演讲时称汤亭亭为“（种族）偏见的黄种代言人”[1]P76；在其主编的《大哎咿！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序文《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们，大家一起来》中痛批汤亭亭篡改亚裔美国历史和文学[2]P3；还写了一篇戏仿《女勇士》的作品Unmanly Warrior[3]P24。归根到底，以赵建秀为代表的华裔男性作家普遍认为《女勇士》中的女性故事迎合了白人对东方女性的幻想和对华人男性的贬低。本文将梳理《女勇士》中的几位母亲形象，分析汤亭亭对性别与种族的双重反抗。

《女勇士》中出现的母亲形象主要有三位，分别是无名姑妈、叙述者的母亲勇兰和花木兰。这三位母亲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

二、受压迫的女性——无名姑妈

全书以叙述者的母亲讲述无名姑妈的故事开篇。无名姑妈因为通奸罪遭受乡邻的唾弃迫害，最后走投无路，和刚刚出生的孩子一起投井自杀。自十九世纪淘金热开始，许多华人劳工开始踏上美洲土地，把妻小留在家乡。无名姑妈的丈夫无疑是淘金热中的一员，而大多数华工自此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因此，不难想象无名姑妈在精神上无依无靠，在生活上没有着落。

通奸在封建社会对家族和个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但承担罪责的总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旧中国社会的女性受到的压迫尤其严重。在旧中国，男性拥有特权，女性需遵从三从四德、恪守妇道。叙事者在文中暗示姑妈的通奸可能是被迫的，而姑妈没有反抗，因为她是一个传统女性，受封建思想毒害严重，一直以来都屈从于男性的权威。然而不管通奸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最终倒霉的只是女性。无名姑妈不但受到了肉体上的凌辱，还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甚至都不能留下孩子。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无名姑妈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名誉奋起反抗，只能保持缄默，最后她选择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然而死亡并没有给她的悲剧画上句号。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就是家族的害群之马，她的家族和乡邻对她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认为她的曾经存在是丑事一桩。于是，叙事者的父亲压根不愿再听到有人提起姑妈的名字，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把她的名字从族谱上一笔勾销了。无名姑妈在生前受尽凌辱，死后亦不得安宁，她的男性家族成员有意将她从记忆中抹去，这就是她没有名字的原因。无名姑妈的悲惨遭遇值得同情，身处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很难摆脱这种命运，她们受到桎梏太久，已然没有反抗意识，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的命运抗争。

三、反抗的女勇士——勇兰

《女勇士》中的第二位母亲形象是叙述者的母亲勇兰，是她向叙述者讲述了无名姑妈的故事，而勇兰无疑从中吸取了教训并汲取了力量，力争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命运。勇兰在丈夫去美国淘金后，便只身一人进城学医。在助产士学校，勇兰和五名女学生同住一间宿舍，学习异常发奋，很快便成为“看一眼书就能学会的天生学者”[4]P63。叙述者暗示勇兰成功的秘诀在于她偷偷在一个闹鬼的房间里自习。勇兰不怕鬼怪，尝试进入那间传说中闹鬼的房间，为自己赢得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表面上她是在和鬼怪作战，实际上是在和父权制作斗争，因为她必须得到文凭，使自己有一技之长才能去美国和丈夫团聚。女性想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愿望由来已久，勇兰勇闯鬼屋的行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达的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最终，勇兰凭借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学业，成了一名医生，并打破了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学者的封建惯例。毕业之后，勇兰开始了行医生涯。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保留了“勇兰”这一少女时代的名字，而没有冠以丈夫的姓氏，以免沦为丈夫的附属品。

几年之后，勇兰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却遇到了种族主义的压迫。自淘金热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他们吃苦耐劳，威胁到了白人的就业，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华裔地位一下子变得比非裔还要不堪，虽然不是奴隶，境遇却不比奴隶强。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除，而华人仍然处于劣势地位。华人在美国从事的一般是洗衣或餐饮类等传统意义上女性从事的行业，绝少能够进入学术界或者政界。勇兰在中国以为取得学位便能够在美国安身立命，然而现实却是不得不和丈夫一起经营洗衣作坊。勇兰不怕吃苦的乐观精神继续在美国延续，夏天洗衣作坊酷暑难耐，她便讲鬼故事给孩子们听，“让他们背脊发凉”[4]P87。在双重压迫下，勇兰像男人一样努力干活，为生存而奋斗，实现了女性从受压迫者到学者到勇士的转变。

四、双性同体的理想女性——木兰

如果说勇兰的蜕变仍然受到了现实的阻挠的话，那么在《白虎》中，汤亭亭则塑造了一位理想的母亲形象——木兰。这个木兰的故事不同于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汤亭亭基于母亲的叙述和自己的想象，重新诠释了花木兰的故事。木兰隐瞒身份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形象之所以能被传统社会接受并流芳百世，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孝道。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则不再是替父从军的尽孝女儿。木兰想要摆脱为人妇、为人奴的命运，在一只鸟的引领下进白虎山拜师学艺。学成之后，木兰返回家乡，代替老父为村民报仇，穿上了男人的盔甲，像男人一样打仗，摆脱了传统女性的地位。诚然，她学习武术是为了抗击匈奴、保家卫国，让自己名垂青史，但同时也是为了逃避田间劳作、挖红薯的命运。所以，木兰进山学艺是一种自我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为了摆脱家务琐事，而非出于对长辈的孝顺。此外，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没有对统治者尽忠，反而在最后砍掉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最高象征，所以木兰的举动是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的无情鞭笞。相比之下，花木兰的丈夫则显得面目模糊，全然没有男子汉气概。正是这种对男性的弱化描写引起华裔男作家们对汤亭亭的不满并讨伐之。

不过，这种女强男弱的模式并不是汤亭亭写作的目的。要解构父权制，并不是让女性凌驾于男性，而是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消除性别间的不平等。受到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汤亭亭试图用“双性同体”思想攻破旧中国千百年来的父权制问题。

“双性同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后伊莲娜·肖瓦尔特这样概括道：“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是一种让两种对抗的力量保持平衡、而不互为屈服的斗争。”[5]P266在汤亭亭的叙述中，花木兰在白虎山中遇到一对老夫妻并拜师学艺。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尊卑、对立关系，只有和谐。老夫妻的关系似情侣、似朋友、又似兄妹，是汤亭亭心目中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此外，花木兰本人也是双性同体的典型。她原本是女儿身，在学武之后具备了阳刚之气。她承担起男性的传统角色保护村民、抗击匈奴。在行军途中，木兰同时担负传统女性角色——孕育新生命。因此，她同时承担起两种性别模式的社会角色，打破了原本的既定规则。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花木兰的丈夫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丈夫，是一个“玩伴，从小就很亲密”[4]P31，他们在结合时“终于找到了”[4]P39童年时的玩伴。这意味着他俩原本是被分开的一体，经过多年的找寻，最后终于变成一体，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在汤亭亭眼中，两种性别的对抗是对人性的异化，而“双性同体”才是男女和谐共处的典范。

参考文献：

[1]Kim，Elaine H.“‘Such Opposite Creatures：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Vol29，No.1（Winter，1990）：68-93.

[2]Chin，Frank.“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Jefery Paul Chan，et al.New York：Meridian，1991.3-29.

[3]Chin，Frank.“The Most Popular Book in China.”The Chinamen Pacific and Fisco R.R.Co.：Eight Stories.Minneapolis：Coffee House Press，1988.Reprinted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a Casebook.Ed.Sau-ling Cynthia Wo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3-28.

[4]Kingston，Maxine Hong.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

[5]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