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

摘 要： 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展现的是主人公对理想的不寻常的追寻，小说中故事主人公的这种追寻正是穆勒思想影响的积极体现。穆勒的思想，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对哈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哈代从其思想中吸取精华，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洞悉，对现状的反思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关键词： 哈代小说 《无名的裘德》 穆勒 论自由 功利主义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英国小说史上的一位领军人物，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就像一座桥梁沟通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无名的裘德》（此后简称《裘》）作为哈代的最后一部威塞克斯小说，被公认为哈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哈代本人广泛吸收哲人的思想丰富自己，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这充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本文以《裘》为文本，从中展现穆勒的思想对哈代的影响和哈代本人的创作思想﹑人生观念。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大师，也是最早影响哈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哈代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信徒，几乎都能把穆勒的《论自由》背下来。”[1]285作为一名坚定热爱公平公正，拒绝任何压制的哲学家，穆勒无疑对包括哈代在内的力求祛恶布善﹑摆脱陈规旧制的自由探路人产生了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的功利主义原则蕴含于哈代的伦理道德观，哈代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挑战权威、追求《论自由》中所说的精神尊严和个性独立。

穆勒的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幸福主义快乐论，它以感觉的苦乐作为评判一切行为的标准，坚持旨在促进幸福的行为的信条就是接受了功利原理。功利主义者们认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是个人为整体共同利益服务的最佳方式。苏的自私在哈代的《裘》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她与三位男性在交往过程中，都始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别人，很少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当裘德说苏谁都不爱时，她说：“我可不想再进一步，为了叫欢乐更强烈，就去冒失掉欢乐的危险……我能信赖你，你能把我的愿望置于你自我满足之上。”[2]287从自己的利益得失出发，苏是依循“最大幸福原理”的，难怪裘德抱怨自己件件事儿都让着苏，但苏对他却寸土不让。这些行为本身都可以用功利主义原则解释。

穆勒认为快乐与幸福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在《裘》中男主人公被阿拉贝拉引诱与她结婚后，如果就在马利格林过着安安稳稳的小农生活以养猪卖猪为生是不是就没有后面一路碰壁，满是坎坷地生活呢？穆勒看到严格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并不利于人性的全面发展，而将精神愉悦置于肉体愉悦之上，他说，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小说中阿拉贝拉的出现总是伴着“猪”这个意象，这正象征着她是生理愉悦或感觉快乐的代表，女主人公苏被认为是“空灵有如幻影，飘渺若无肉身”[2]194的精灵，乏有动物本能的情欲，前者代表精神或智性之爱，后者代表普通的性爱，裘德在面对这两者时自然选择追求更有内在价值的幸福。弃习俗礼法于不顾，承受周围的种种非议责难，裘德与苏选择在一起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心灵契合所带来的愉快尚能超越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屈从世俗，随波逐流，会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痛苦。

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上，穆勒的理论有着两重标准，有时难以自圆其说，是有局限性和狭隘性的，但可以一分为二地辩证运用。哈代在运用功利主义原则安排注解他笔下人物的同时，也不是全盘接受那种损人利己的功利效益，作为自称的“社会向善论者”。哈代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充满人道主义情怀，故事中的人物丰满立体，拥有人性的复杂面就像世间的芸芸众生，这是哈代小说贴近生活的魅力。

穆勒的《论自由》是在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论述，他认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前提，社会对个人生活和思想过多的干预是比政治压迫还可怕的一种暴虐而且让人无法逃避，“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3]5。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把婚姻和家庭视为社会的基础，费乐生的朋友季令安象征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举止的规范作用。尽管苏和裘德是彼此真正的另一半，但社会舆论只承认古老习俗所允许的婚姻形式，把所有其他结合形式都看做是不道德的。费乐生本不拘礼教，他以慈悲宽容之心允许苏离开他寻求幸福，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重新与不爱他的苏举行了婚礼，成了一位守经卫道的法利赛伪君子。

小说中人们被硬塞进“设定的社会模子”，这个模子就是当时社会的宗教﹑礼法﹑习俗和传统，它将人们包装成生产流水线上一个个由模子制成的成品，按统一的标准活动，照一样的原则处事，一旦谁逾越了准线或与众不同，不管是对是错，是否关系本人的幸福，就会被打上伤风败俗和异类的烙印。裘德和苏未结婚还带着个孩子一起生活，在奥尔布里肯，那些旧秩序的维护者让裘德失去了在教堂的工作，就连开明平等的“工匠共进会”都排斥他，苏只得哭着说：“因为人家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就把人家糟蹋得一塌糊涂，我真受不了啊！”他们拖家带口奔波于各处被社会舆论迫害得没有容身之地。世俗礼法对自由精神的压抑与摧残如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

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主要宗教后，他们视希腊、罗马多神教为异教，其文学为异教文学，异教文学作品大都充满激情和自由的思考。哈代在《裘》中批判的对象之一就是基督教的宗教道德，《论自由》中提出基督教道德“是对异教精神的一种抗议……在它的训条里面‘你不该的字样不适当地盖过了‘你应该的字样”[3]152，基督教教义就是让人的心灵时刻被罪孽感萦绕，它的意旨就是被动服从，对于一切建立起来的权威的服从，甚至不能抗拒和反叛被加在自己身上的任何冤屈。苏在小说的前部分是一位活跃﹑自由﹑勇敢的知识女性，但在基督教文化中长大的她无形中已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买下那两尊异教神像后，“因为这事干得出格，不由得哆嗦起来”，等她把石膏像包裹严实后，“她还是哆里哆嗦，瞧那意思倒像后悔买了这两座石膏像”[2]80。基督教关于肉体的贞洁观和禁欲主义扎根在苏的思想里，她故意压制自身情欲，视肉体关系或生理欲望是“下流”“粗俗”的，她只想和裘德建立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这使得裘德处于灵与肉的挣扎之中。在“时光小老爹”杀死苏的两个孩子然后自尽的惨剧发生后，受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苏已失去和旧道德抗争的战斗力，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打垮，唯独剩下深深的罪恶感，她要向习俗屈从才能减轻负罪心理，孩子的惨剧将她骨子里的传统宗教观激起，她成了一位严格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当时僵化的传统中，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逾越这些障碍的。

《论自由》中提到人的个性自由及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其中强调了不同性格的人应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若仅因习俗而遵从习俗，则不会有任何进步和发展，当时的人们“除了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外便别无任何意向，心灵本身屈伏在枷锁之下”[3]65，没有自由生长的土壤，人性这棵树就枯萎了。裘德在“寄思日”那天，面对候等游行队伍的一群人，他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个人的奋斗史和经历的苦难波折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从结果看，裘德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但他的追寻本身不是毫无意义的，就像苏所说他们比同时期的人们稍微走在前面一点，“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他们将来看待这纷杂扰攘的人间比咱们这会儿要透彻得多啦”[2]249。他们自由勇敢抗争的精神从笼罩整个故事的悲剧阴霾中射出了一线阳光。

穆勒作为功利主义幸福论的集大成者，在为女权主义辩护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在此书中他指出：如果法律规定一种性别将压制另一种性别，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他洞察到女性的屈从地位受到传统习惯及偏见的影响，女性当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改变的必要。苏在《裘》中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女性，她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契约式婚姻的反人性和不合理性，认为婚姻契约把女性作为一种物品给予男方，使女性丧失了人的尊严而沦落到与动物同等的地位。在婚姻登记处苏发现那儿的人及场景和她所想的浪漫场景根本不一样，她叹了口气：“新娘手里那捧花的可怜样儿，真像古时候当祭品的小母牛身上装饰的花环！”[2]250她的言行反映了当时萌芽的女权运动，发出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及追求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强烈呼声。哈代塑造了苏这样不遵从社会道德常规的新女性形象，对当时的婚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评。

穆勒的思想蕴含了科学民主的精神和平等自由的主体意识，其合理性和借鉴意义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不可小觑的，哈代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自由公正的精华，给他的悲剧创作带来了清新的风和闪烁的光。小说《无名的裘德》不是浇灭了人们对知识和自由的热爱，而是加强了人类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念。作为跨世纪的“悲戚而刚毅”的文学家，哈代“执著于审议过去与现在，求索新的未来”[1]19，他本人就是具有自由精神的小说人物的代表，以犀利的眼光、前瞻性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追寻真正光明而自由的王国，任何民族都要支持和守护这些自由进步的灵魂，人性之树才会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英]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洗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3][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M].崔庆杰，陈慧颖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