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冬萍

摘 要： 在当代文坛中，沈从文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独树一帜。沈从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既有清纯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少妇、妓女。这些女性形象用特有的生活经历诠释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本文从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分类、特点及作者所采取的塑造方法等方面入手，论述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女性形象 人性美

沈从文被称为湘西的歌者，他用笔描绘了一个恬淡、和谐、回归自然的湘西。沈从文的小说像一泓清泉，朴实却又不失诗意。清泉之下他努力构造一个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在那里有跃动着原始生命力的哑女，有淳朴而又真挚的萧萧，有活泼善良的翠翠，有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

一、率性、纯净、土气的湘西少女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别样风景。

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塑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读者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像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渡工的孙女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像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独具个性。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在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优美的成分。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这些女性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她们不像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船总顺顺的儿子，在老大老二中选择老二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湘西女性用她们执著的任性诠释着她们独特的生活风情。

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她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唯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翠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

三、湘西女性的不幸遭遇寄托着作者的深切同情。

畸形女性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有产物，她们在人格上不独立，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惨遭蹂躏。许多作家都曾以妓女为题材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如曹禺的《日出》就是写妓女（包括高级交际花、低级妓女）的作品，很具时代特色，也将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她们那种生活中或灵或肉的苦痛揭示得淋漓尽致。而同时代的沈从文则从人性的角度赋予了畸形女性另外的色彩。

吊脚楼妓女是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她们缺乏生活自卫与自理的能力，生活赋予她们的只有受蹂躏、受侮辱，唯一将她们当人看的是沅水上的船工水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被抛弃的人，即便是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并产生一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沈从文着力发掘这些人生活与情感撞击而闪现出的火花；并从火花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柏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妓女生活在这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是具有沉重生活色彩的事实。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将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的婚娶权利剥夺，其爱情天地缩小到了为卖淫而设的吊脚楼上，他们的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痴情的妓女对柏子竟是那样信誓旦旦、感情专一，而诚实的柏子对这位妓女也是那样情投意合、忠贞不贰。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金钱和肉体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是一种不受道德羁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这可以从柏子的感觉中看到这位妓女在非人生活中的一点慰藉：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地象蚂蟥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它的所得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地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这种爱虽是畸形的处于人生夹缝中的苦涩的爱，但是他在诚实柏子心头唤起的感受确实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不合理制度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正是这种非人生活中的温情支撑着妓女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有了一份隐隐的牵挂，体现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如果说《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还有自身爱情追求的话，那么，《丈夫》里的乡下妇人则完全适应了那种卖淫的生活。《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

应该看到女主人公老七的卖淫行为尽管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因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由于她所居的妓船是在“城里”，而是“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精神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待尽。《丈夫》不仅是男性尊严的复归，而且是女性精神的蜕变。“从《柏子》到《丈夫》清晰地留下了在社会大力挤压下，乡村灵魂的演变轨迹”。

这是许多论者已经论及的问题。沈从文让老七回家，意在告诉我们纯洁依然应该在农村，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未了的理想人生的梦。

四、描写手法的多样性，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更具风情。

沈从文充分发挥自己写乡土人民的优势，在乡土王国里，大胆开拓，独辟蹊径，建造了一个最富民族特色的艺术世界。

湘西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一些特色，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的风俗人情，与他的创作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民间流行的未经加工的一些习惯性的文化形态，经过沈从文典型化后，成为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沈从文用怎样的手段塑造女性形象呢？还要从《边城》说开去。

《边城》把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巧妙编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展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边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别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小溪边上的一条渡船上，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更具典型意义。翠翠一出场，作品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系，凭着双手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养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文章首先写翠翠常年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以“黄麂”喻人，新鲜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质性。这样，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地方风俗的描写，是沈从文塑造女性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虽然是在原始、半原始的背景下完成的，但在沈从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场景。《月下小景》的爱情被置于一种野蛮的风俗之下：“女人只许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则常常把女子同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入窟窿里，导致“爱情与死亡为邻”。

其间的女孩却情愿与爱人一同死去也不向习俗低头，用生命给爱情作了诠释。童养媳制度窒息着少女的青春，最终将她们同化为习俗的奴隶，像萧萧，在自己痛苦的经历后，还照样给十岁的儿子娶大五岁的姑娘，使第二代萧萧出现。这种习俗的描写在人们慨叹萧萧开始的自在形态的顽强生命力之后，不由得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使萧萧有了悲剧美的成分。在《丈夫》中我们可以看到乡下妇人外出到船上靠“一技之长”谋生，出卖肉体乃至灵魂，这是乡下人维持生计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更是对女性的摧残，是陋习压抑女性的极致，女性由此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如果说环境描写、风俗描写还属于外部影响的话，那么，沈从文含蓄的心理描写则揭开了女性心灵的秘密。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其令人百味不厌的是对情人心理的细腻描写。中国现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学传统，创作“人的文学”，在爱情描写上体现着人的个性解放这一时代精神。沈从文小说的爱情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传神含蓄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之页既有“放肆”之迹，又有含蓄之笔，根据不同的对象材料、要求变换笔墨。

在描写少女爱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热烈，令人回味无穷。翠翠、夭夭、三三、萧萧、阿黑、四姐等无一不是“活”起来的人物。沈从文描写翠翠这个人物，是从心理描写入手的，把这个小女孩从情窦初开这一页慢慢翻开，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诱发她心事多变、情绪恍惚的原因是看划船比赛时因语误而骂了傩送，而傩送非但不生气，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用特有的含蓄之笔只写了一句，说翠翠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引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无穷的心理空间。沈从文对少女的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纯朴的纯情少女心态，人物的一笑一颦，一喜一忧，都含有独特的心理基础。翠翠爱着老二傩送，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只有傩送的船才在那儿。一句无意的问话，袒露了一个少女的情怀，一位娇羞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她明明在想着属于个人的故事，但当祖父问她时，她却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证明着恋爱少女的娇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来，不愿意倾诉。

沈从文在写到少女们被爱情唤醒的心灵时，用了写梦的手法。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是人的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告白”。沈从文写梦，但他笔下少女翠翠的梦境描写完全在于表达一种诗意的情绪，是比喻，更是象征。老二月夜里唱的缠绵歌声催动了一颗少女的心，在梦中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飘然而飞，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爱的虎耳草：

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这个梦境一方面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相通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翠翠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这样就为爱情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样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青年为买不买鸡蛋而争吵，其实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恼怒的表现表达自己无所适从的感觉。梦带给我们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

沈从文以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女性形象各具情态，都有独有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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