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娜

一、杨氏在西汉的兴起

（一）杨敞及其子杨恽。杨氏著藉弘农并改变其家族发展轨迹的重要人物是杨敞，史载：“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稍迁至大司农……后迁御史大夫，代王訢为丞相，封安平候。”①由此可见，杨敞在政治上的走运是因为他得到辅政大臣霍光的赏识和重用。其子杨忠继承安平侯，宣帝本始元年（前73），“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庙，益封三千五百户。”②杨忠的任官经历史书中未见记载，他于宣帝元康三年（前63）去世，其子杨谭嗣位。③

杨忠之弟杨恽是杨氏家族在西汉发展过程的重要人物。他因其兄任官，补常侍骑，他以才识闻名，显贵于朝廷，结交的都是高士名儒。杨恽因告发霍氏谋反而得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在任中郎将期间，杨恽兴利除弊，整顿吏治，荐举许多有才能之人为郡守，“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由是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④

此时，杨氏一门二侯，是其开始兴盛的阶段。正如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所说：“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⑤但是由于杨恽气量狭小的个性，又争强好胜，“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⑥所以他得罪了一些朝中同僚，终被政敌所陷害致死，妻子徙居酒泉郡，其侄安平侯杨谭亦受牵连，被贬为庶人。杨氏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杨恽之死，使得弘农杨氏在西汉时官僚化过程暂时中断。

（二）西汉时期杨氏的经济状况和学术始兴。杨恽身居高位，权势显赫，而且在宗族内部也发挥着救助贫困者的作用。史载：“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⑦由此可见杨氏家族经济实力的雄厚，甚至在杨恽失爵后，“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⑧尽管杨恽失去国家爵位所带来的租税收入，却能治产业，其产业应该是指华阴故里的祖田。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称：“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十一之利，……”⑨说明杨恽丢掉官位之后返回华阴故里，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致富。

伊沛霞在《征服者与统治者》一书中说：“一个缙绅家族通常有一个乡村家和一个城市家。乡村家即家族田产所在地。”⑩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搬到城里居住的有钱人仍然同乡下的老家保持着联系，因为那里有同宗祖祠，他们与出生的村庄保留着关系。（11）杨恽还将大量钱财分给族人，说明杨氏宗族人多势众，杨氏亦行使宗主的义务和权力。杨氏优厚的经济基础为其家族走向研习经学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代世家大族形成过程中，儒学化必不可少，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大族子弟更是由通经而入仕。在普遍重视儒学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杨氏也开始研习儒家经典。杨恽的母亲“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12）杨恽是弘农杨氏见于正史记载中最早接受儒学之人，为其家族形成世代习儒之家学传统迈出坚实的一步。有学者称杨恽是“士人、农夫、商人的混合体”（13）是有道理的。

西汉末年杨谭之子杨宝已经成为一位有名的儒者，为杨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杨宝研习欧阳一系的《尚书》，在西汉末年的乱世隐居教授，成为当时著名的儒者，他拒绝王莽的征辟而遁逃，受到东汉光武帝的赞赏。综观前文，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得杨氏具备接受教育从而走上仕途的环境。杨宝隐居授徒更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翦伯赞先生曾说：“在中国史上，所有的隐士，大半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原来都有足够衣食的田园，因而他们得以从肉体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于文化的活动。”（14）

西汉中期杨氏发展已初具规模，虽然其家族势力在宣帝后期经历重大打击，但是经济实力的雄厚和开始研习儒学都为杨氏在东汉进一步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使得他们在经济权力的基础上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在东汉时成为天下名门开辟了道路。

二、东汉时期杨氏的鼎盛

真正使弘农杨氏成为东汉时全国一流名族的是杨震，东汉时期，“儒学已从西汉时代的提倡变为笼罩于政治与社会之上的精神支柱。”（15）杨宝之子杨震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并步入仕途，他年少时跟着当时著名儒学大家桓郁研习《欧阳尚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从而被当时士人誉为“关西孔子”。杨震淡泊明志，屡次拒绝州郡官员的征用，年过五十才步入仕途。杨震受到大将军邓骘的重用，官至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杨震一生入仕二十余年，历任太仆、司徒、太尉等高官，公正廉洁的品行使他名声大增。当时的外戚与宦官以及安帝乳母王圣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杨震屡屡上书痛斥之，但安帝并未听从。最终杨震带着不能尽诛奸佞之臣的遗憾饮鸩自尽。

杨震有五子：长子杨牧官至富波相。牧子统、馥事迹可见于《沛相杨统碑》：“既仕州郡，会孝顺皇帝喜西巡，以掾史召见……诏拜郎中，迁常山长史，换犍为府丞。”（16）后杨统又历任五官中郎将、沛相等职。杨馥的生平大致可从《繁阳令杨君碑》中窥见一斑，“方为郡功，会召见专对，克厌帝心，擢拜郎中，除右都侯……迁繁阳令。”（17）由此可见，杨统和杨馥都是由皇帝直接从州郡功曹提拔为郎官，亦可说明弘农杨氏在朝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杨震中子杨秉一支可以说是东汉最为显赫的士族，赵翼所指的“四世三公”就是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世于政治上绂冕相继，出现了两代帝师、四世太尉的局面，成为当时一流的士族。

杨秉继承杨氏的家学，精通《京氏易》，通古博今。他四十岁被司空征辟，历任侍御史、豫、荆、徐、兖四州刺史、任城相等职，因精通《尚书》成为桓帝老师。后拜为太尉，居三公之首。杨秉子杨赐，年轻时就声名远播，后被推举为灵帝师，侍讲于华光殿。后拜为司空，封临晋侯，可谓备极荣宠。正如蔡邕所说：“三作六卿，五蹈三阶，受爵开国，应位特进，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该备宠荣，兼包令锡，如公之至者乎？”（18）杨赐之子杨彪，因为博学多闻被征用，官至京兆尹。灵帝中平六年（189），杨彪代董卓为司空。初平元年（194），汉献帝迁都长安，杨彪也追随皇帝入关。后来曹操掌控政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杨彪对汉室始终忠心耿耿，未曾改变。

与杨秉一支相比，杨奉一支在东汉时期较为默默无闻。正史中未见杨奉的记载，杨奉之子杨敷，“笃志博闻，议者以为能世其家。”（19）杨敷早卒，其子杨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累迁御史中丞。及帝东还……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20）

三、魏晋时期杨氏的衰落

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此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已，百官备员而已。”（21）杨彪作为东汉有名的士族代表，自然是对曹操专权不满的，“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22）曹操察觉到杨彪对他的敌对态度，所以对杨彪展开打击报复，几乎将杨彪置于死地，但其后却极力拉拢杨氏。曹操这么做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正如徐扬杰所说：“东汉政权是一个世系大族公卿满朝的政权，曹操夺取这个政权时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为了巩固统治，曹操也必须汲收一些强宗大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23）

建安四年（199）杨彪官拜太常，曹丕代汉后，又任其为光禄大夫。而杨彪始终坚持忠汉的气节，甚至闭门绝户达十余年。史载：

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24）

杨彪之子杨修虽效力于曹氏，但却对曹操并不恭顺，还屡屡挑战其权威。曹操平定汉中后，欲继续讨伐刘备，但又无把握取胜；想坚守汉中又难以守御。领将们不知是进还是退，曹操却以“鸡肋”传令。众将士不知所措，唯杨修分析说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表明曹公要回师了。杨修让大家整理装备准备回家，不久曹操果然班师回朝。杨修总是能看透曹操的心思，屡试不爽，遭曹操忌恨。

杨修被曹操征用，其心志和颖川荀彧一样，都是想借曹操之势匡扶汉室，所以杨修坚定地支持没有篡汉之心的曹植，周一良先生认为“曹丕曹植相争，而子建（笔者按：指曹植）失败，与二人对曹操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盖操诸子唯丕有代汉之意。”（25）柳春新在《曹操立嗣问题考辨》（26）一文中亦论证曹植没有代汉之意。

基于上述原因，杨修成为曹植的谋士之一，“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27）曹丕和曹植各树党羽，争夺太子之位，而杨修卷入其中而被曹操猜忌。前文有论，荀彧死后，其子荀恽“又与植善”，可见荀恽也怀有忠汉之心而支持曹植。也即在曹丕和曹植争位初期，许多世家大族将复兴汉室之愿寄托于曹植身上。但是随着曹操代汉之意渐趋明显，一些人转而归附曹丕，但杨修不改其志，仍与曹植交往密切。随着曹丕被立太子，曹植不再受宠，支持曹植而又锋芒毕露的杨修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所以就注定了杨修被杀的结局。史载：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28）

以上史料说明杨修被杀与他陷入夺嗣之争有关，而且他本身也料到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忠汉之心意而不肯改弦更张。杨修是杨彪唯一见于正史记载的儿子，其死必然对杨氏家族的发展造成重大打击。

四、两晋时期弘农杨氏振兴家族的努力

（一）杨奉一支的发展。河内司马氏作为士族的代表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弘农杨氏又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陈寅恪先生曾提到：“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29）杨奉一支的后人在西晋时与司马氏联姻，从而一度显赫于世，其主要人物有：杨文宗、杨骏、杨珧和杨济。杨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汉，四世为三公。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赠军骑将军。”（30）杨文宗官位较低，政治影响不是很大。

杨骏则是西晋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史载：“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31）

杨骏弟杨珧“字文琚，历位尚书令、卫将军。”（32）杨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33）咸宁二年（276）杨骏之女杨芷被立为皇后，杨氏三兄弟随之亦升官晋爵，权势显赫，史称“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34）杨氏凭借与皇室联姻，重振家族势力，但是他们走上专权之路，最终失败。

杨骏兄弟为了把持朝政，嫉贤妒能，排斥朝中重臣。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为保持自身利益，离间齐王司马攸，致使其离开中央政权而出任藩镇，这引起许多正直之臣的不满。当时朝中元老卫瓘颇有声望，官至尚书令、侍中、领太子少傅，他也成为杨骏打击的对象。卫瓘之子卫宣娶公主，杨骏等人在皇帝面前诋毁卫宣，卫瓘害怕致祸，于是上书请求辞官。

杨氏兄弟排挤迫害朝廷重臣而逐渐走向专权之路。晋武帝临终之前，诏令杨骏与汝南王亮共同辅政。但是杨骏通过其女武悼杨皇后趁武帝神志不清之际，奏请获得军政大权。随后杨骏又排斥、逼迫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杨骏之弟杨济对此颇为担心，他对傅咸说：“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尔。不尔，行当赤族。”（35）傅咸也认同此看法，认为杨骏应该调回司马亮，与他共同辅政。杨骏的朋友冯翊太守孙楚也建议道：“未有庶姓专朝，而克终庆祚者也。今宗室亲重，藩王方壮，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36）但是杨骏没有听从众人的建议，从而与宗室势力结怨。

晋惠帝即位后，杨骏又被提升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已。”（37）杨骏可谓是位极人臣，太子太傅张华与大臣王戎、裴楷、和峤等因迫于杨骏的压力而不参与朝政。杨骏既打压司马宗室，又排斥有名望的大臣，致使“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38）

西晋政权是在各个大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相较而言，外戚势力在西晋朝中力量较为薄弱，但是杨骏肆无忌惮地独揽朝政。他的做法显然破坏了“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士族共治天下”（39）的局面，也因此得罪了宗室和士族两大势力。杨骏之弟杨济平时因多次规劝杨骏而被疏远，但也被牵连致死，“难发之夕，东宫召济。济谓裴楷曰：‘吾将何之？’楷曰：‘子为保傅，当至东宫。’济好施，久典兵马，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皆欲救济。济已入宫，莫不叹恨。”（40）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杨骏借以联姻皇室重振家族势力，但是他擅权专政得不到司马宗室和士族的支持。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杨军必须联合宗室或者士族势力才能巩固自身的力量。但他未能认清时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被诛。

（二）两晋时期杨秉一支的发展

西晋时期，杨秉一支的后人继承良好的家风，在学术上趋于由儒入玄。杨修之子杨嚣西晋初年崭露头角，“修子嚣，嚣子准，皆知名于晋世。嚣，泰始初为典军将军，受心膂之任，早卒。”（41）杨嚣为官清廉，史载：“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42）

杨嚣之子杨准在当时享有盛誉。后因赵王司马伦掌控朝政，可能杨准仍心怀匡复社稷，所以被外放，“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转准、逵为外官。”（43）从此以后，杨准便开始消沉，“准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为意，逍遥卒岁而已。”（44）后来，杨准又被成都王颖所辟，史载：“成都王知准不治，犹以其为名士，惜而不责，召以为军谋祭酒。府散停家，关东诸侯议欲以准补三事，以示怀贤尚德之举。事未施行而卒。”（45）可见杨准因高名而被宗王所重视，正如田宇庆先生所说；“西晋末年，士族名士一般都是求仕于并且受制于宗室诸王。”（46）

虽然受到“八王之乱”而影响到仕途，但是杨准秉承其家族学风，并实现由儒到玄的转化，与玄学名士交往密切。史载：

（广）少与弘农杨准相善。准之二子曰乔曰髦，皆知名于世。准使先诣裴危页，危页性弘方，爱乔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少减也。”又使诣广，广性清淳，爱髦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47）

由上述材料可知，杨准之子杨乔、杨髦亦为玄学名士。《世说新语·赞誉》“世目杨朗”条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曰：“杨准有六子，曰：乔、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论者以谓悉有台辅之望。”（48）可见杨准六子为世瞩目，但时局动荡不安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史载：“世目杨朗‘沈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49）西晋末年政局混乱，杨氏子弟颠沛流离，其家族势力未能得到发展。

直到东晋初年，杨朗随晋王室南迁，受到大将军王敦的重用，“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准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50）王敦叛乱时，杨朗依然效力于他。史载：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效力……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署。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51）

杨朗希冀借助王敦之势获得政治上的发展，王敦失败后，杨朗仍能依靠家世声望和个人才能居于高位。但他毕竟身单力孤，没有兄弟和朋党相互援引，对其家族地位的提升无济于事。杨准之孙杨亮仕于羌人姚襄政权，“先是，弘农杨亮归襄，襄待以客礼。”（52）后桓温北伐征服姚襄政权，杨亮就投奔桓温。

杨亮曾参加孝武帝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夏五月，辅国将军杨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坚将魏光。”（53）杨亮之子杨佺期，果敢勇猛，是为东晋重要的将领，荆州刺史殷仲堪以杨佺期为司马，委以军事大权。

尽管杨氏家族显贵于东汉时期，但那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荣耀。因为杨佺期兄弟以武力受到重用，而丧失了其家学传统，所以他们不被其他的士族认可。史载：

佺期沈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54）

胡三省注曰：“（杨）亮少仕伪朝，后归晋，比王、谢诸家为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为官，又与伧荒为婚，故云失类。”（55）杨佺期因受到士族的歧视，更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故而赞成殷仲堪附和王恭起兵叛乱，以求达到更高的政治地位。

杨佺期镇守襄阳，掌握大量的流民武装势力，田宇庆先生曾说：“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56）虽然杨佺期的军事实力较为强大，但他一直受到殷仲堪的牵制。

殷仲堪虽然委以杨佺期军事，但对他仍存在疑虑，不完全信任之。史载：“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籍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于壇所袭玄。仲堪恶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后复为己害，苦禁之……玄亦知佺期有异谋，潜有吞并之计。”（57）

杨佺期和桓玄以及殷仲堪之间“毕竟存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58），桓玄常以门第轻视之，而殷仲堪也唯恐杨氏兄弟的势力尾大不掉，所以他们之间不可能长期合作。

桓玄向朝廷提出壮大自己实力的要求，而朝廷亦为了平衡杨佺期和桓玄以及殷仲堪之间势力，有意使之内讧。于是下诏将杨佺期所辖四郡分与桓玄；以桓玄兄桓伟代替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桓玄袭击杨佺期从弟江夏相杨孜敬，使得杨佺期颇为愤恨。但殷仲堪却阻止他出兵反击，史载：

“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落，密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从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59）隆安三年（399 年）桓玄骑兵袭击殷仲堪，杨佺期及其兄杨广被殷仲堪所骗，兵败被杀，其弟杨思平及从弟杨尚保和杨孜敬“俱逃于蛮”（60），刘裕建国后，他们回到南方，“历位州郡”。但三人后都因罪被诛杀，杨氏一族势力被消灭。

纵观弘农杨氏在汉晋时期的发展历程，其特点是明显的由盛而衰。西汉中期，杨氏开始研习儒学，并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东汉时期，杨氏形成世代习儒的家学传统，子弟通经入仕而达到四世三公的显赫地位，为天下一等名门。西晋时期，弘农杨氏则主要是凭借与皇室缔结婚姻（在西晋出了两位皇后），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显赫一时。但是杨氏专政仅仅一年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诛三族。东晋以后，杨氏因渡江较晚而受到其他士族的排挤。虽然杨氏子弟如杨骏和杨佺期均作了重大努力以期重振家威，但无力回天，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在杨氏的兴衰变化中，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文化因素即学术成就对杨氏家族影响较大。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12）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88、2889、2890、2895、2890-2891、2890、2894、2895、2889页。

③参见《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

⑩ Wo lfram Eberhand 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 l Forces in Medieva lChina.P44.1965年修订版。转引自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篇《中古家族之变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1）[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3）马亮宽《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70页。

（14）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5页。

（15）马力群《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9页。

（16）王昶《金石萃编》卷12《沛相杨统碑》，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页。

（17）《金石萃编》卷15《繁阳令杨君碑》，第2页。

（1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78《太尉杨赐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94页。

（19）（20）（21）（22）《后汉书》卷 54《杨震传》，第 1769、1769、2343、1788页。

（23）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3页。

（24）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注引《续汉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页。

（2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

（26）柳春新《曹操立嗣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7）（28）（41）（44）（45）《三国志》卷 19《陈思王植传》，第 557、558、561、561、561页。

（29）《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30）（31）（32）（33）（34）（35）（36）（37）（38）（40）（42）（43）（47）（52）（53）（54）（57）（59）（60）《晋书》，第1177、1180、1181、1177、1181、1178、1178、1178、1181、2412、1255、1600、1244、2964、232、2200、2588、2588、2202页。

（3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0页。

（46）（56）（5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192、279、310 页。

（48）（49）（50）（5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 8《赏誉》，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542、542、539-540、470-471 页。

（5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