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 申 畅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长期紧闭的大门，西洋文明以其先进的优势姿态，对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等形成强烈的冲击和挑战。随之而来的先进印刷出版技术和报刊传媒，促使中国古典文学在中与西、新与旧等各种势力的冲击碰撞中，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人阶层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裂变，踏上了向独立职业个体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

一、从佣书西馆到自办报刊——王韬的身份转型

在传统社会，仕进是文人甘愿穷经皓首的唯一事业目标，它驱使大量文人跻身于科举“正途”。尤其到了清末，“乾隆盛世”所积淀的人口危机反映在政治文化领域就是士夫文人集团日益庞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使得科举大军快速膨胀，在供需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行捐纳，造成大批士子壅塞于科举之途，其中那些科场蹭蹬且家境贫寒者无奈之下不得不到体制外寻求生存之计。此时的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首批开放通商的口岸之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达，为传统文人走向职业化及职业作家群体的出现提供了滋生土壤。为其先声者，则是晚清那些最早栖身报业并从事小说创作的落寞文士。而王韬就是他们中较为成功和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少年时用）、又名瀚（入县学后改），字懒今，后改名畹，又改名韬，又字紫诠。还有字号笔名弢园老民、遁窟废民、天南遁叟、淞北逸民等。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王韬在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后开始了他的仕进之路。1845年，王韬考中秀才，但却在来年的乡闱时落第，之后也是屡试不中。随着家里经济状况的日益窘迫，王韬不得不走出书斋赚些束修补贴家用。雪上加霜的是，1849年父亲的病逝使得全家的经济重担都落在了王韬身上。如其所言：“既孤，家益落，以衣食为计，不得已橐笔沪上。”①遭逢举业不顺与经济困窘的王韬，无奈之间接受了麦都思的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成为最早一批供职西人的秉笔华士。当然，能够较早的迈出这一步和王韬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所形成的较为开放的接受心态不无关系。早在1948年，第一次到上海省亲的王韬就对现代大都会的五光十色和繁华景象不由自主的讶然与向往：“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沦茫，帆枪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嫌，飘渺云外，飞薨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②同样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王韬拜访了墨海书馆并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墉，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初次接触打开了王韬的眼界，也为他日后生存方式和世界观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受雇于西人应该比传统的设馆教书的收入来得稳定，所以王韬佣书西舍的生涯长达13年之久，直到1861年因上书太平天国避祸香港才结束。可以说命运对王韬来说是残酷的但也是眷顾的，命运把他推向流亡生涯的同时也把他推向了世界，为他带来了一场柳暗花明的人生际遇。王韬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期间由于理雅各的返国，王韬受邀在欧洲度过了两年多的漫游生活，从而成为传统文人中最早走出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的幸运儿。正如王韬自称：“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④对西洋文明的实地接触和考察使王韬深刻认识到中国的不足与危机，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和变法图强的必要性。他把所见所闻所想诉诸笔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打开国人眼界。

与此同时，漫游西方的经历使王韬看到了近代出版传媒特别是报刊的社会作用，认识到报刊是一个表达自己思想见解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早在流亡海外之前，王韬就积累了一定的印刷出版经验。他曾任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协助麦都思翻译过《圣经》，还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英国传教士参与编译《格致西学提要》、《重学浅说》等书刊，1857年协助出版上海最早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月刊。⑤1872年，王韬结束旅欧行程回到香港，先是担任《华子日报》的主笔，把自撰的《普法战纪》连载于该报。1873年，和友人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并印行了自己的著述。这些都为王韬创办自己的报纸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74年，王韬终于手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完全由国人自主经营的报纸《循环日报》，陆续在该报发表上百篇评论时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文章，得到了时人的认同，“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这样，他就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吕实强所说，他表明了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⑥王韬在成功地开创报刊政论文体，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报界闻人和洋务达人的同时，也完成了从传统士人向职业报人的身份转型。

二、小说家与近代报刊联姻：王韬小说创作的嬗变及其对近代文坛的意义

近代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近代报刊繁荣所带来的小说的兴盛。对此，时人都颇有感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⑦在近代报刊营造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下，传统文学无论是从格局到观念，还是从内容到形态，抑或从创作主体到传播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平原在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时指出：这无疑是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⑧而王韬正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

恰如有学者断言：“在中国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发展的过程中，王韬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之一。”⑨《遁窟谰言》是王韬的第一部文言小说集，初版于1875年，其中部分为王韬的髫年之作，另一部分则写于避港期间。王韬在《弢园著述总目》中曾云：“少时即有《鸡窗琐话》一书，聊以遣兴。青萝山人许以必传。嗣后，日有所增，成《遁窟谰言》十二卷。”⑩另据该书自序中王韬的交待：“同治纪元之岁，余以避兵至粤，寄迹香海，卜居山麓，小楼一楹，仅堪容膝，榜曰‘天南遁窟’，盖纪实也。夙寡交游，闭门日多，风晨雨夕，一编自怡。时有以文字请者，诙谐诡诞，不名一体。于是窃效干宝之搜神，戏学髯苏之说鬼，灯灺更阑，濡毫暝写，久之遂如束笋。因并箧中所存髫年之作，厘为十二卷，名曰《遁窟谰言》。”（11）可见这部作品集尚属于文人案头的遣怀之作，与报刊传媒并无干系，这时的王韬虽然创办了举世瞩目的《循环日报》，但他并未意识到小说和近代报刊的联袂对于近代文坛的革命性意义，开创中国报载小说纪元的最佳机遇就这样与王韬擦身而过。而最早将王韬的小说创作与近代出版与传媒联姻的，是颇富商业眼光的申报馆主美查。当时申报馆正向社会广泛“征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拟各陆续摆印汇作丛书”（12），由王韬女婿钱昕伯牵线，申报馆以单行本方式发行了《遁窟谰言》并获得了出乎意外的畅销效果，“书出，风行海内，纸贵东邻，版本跌出，真伪杂陈”。（13）在日本更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据王韬言：“余养病日本之东京，小住十旬，日与其国之文人胜流笔谈往复，余所刻数种彼国人皆购而藏之，而深以流传未广为憾。群向余乞之。独《遁窟谰言》一书，不胫而走，早已无存。”（14）《遁窟谰言》的成功充分显现了王韬名人效应的商业价值，所以在王韬得到清廷的默许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内陆寓所上海时，很快便被聘为申报馆的编纂主任，申报馆还“出重金敦请天南遁搜据所见所闻演说”（15）创作小说，并于1884年下半年开始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连载他的《淞隐漫录》。有关于此，王韬作如是说：“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每脱稿，即令小胥缮写别纸。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16）《淞隐漫录》直至1887年连载完后才集结成单行本出版，之后的《淞滨琐话》亦是如此，后因《点石斋画报》停刊才结束连载。王韬缘此成为近代第一位在报刊上连载自创小说的报人，因酬劳而创作小说，王韬恐怕也是最早。

王韬的小说不仅在文体上“反映了文言小说从笔记的粗陈梗概，到传奇委曲细致的过程”（17），更为重要的是与近代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联袂引发了小说创作的系列变化，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变革意义。张袁月的研究就发现，为了适应报刊有限的版面、保持每期的独立性和出版周期较短这些特点，早已熟悉出版业务和报纸媒体特征的王韬，在创作上对报刊传媒的客观限制做出了种种主观适应的努力，如“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对每篇小说的字数进行控制，从而使小说篇幅整齐划……为了适应边写边刊的报载方式，他有时也不得不运用模式化的叙事策略来进行快速创作……”（18）。从文人的案头消遣到应酬而作的报载小说，王韬小说创作的嬗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近代报刊媒介为传统文人及文学的近代转型提供了诸种可能和未来走向，它同时预示着中国小说近代化与作家职业化时代的来临。

三、面对新的职业人生时的困惑与彷徨

追随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那些较早被封建体制抛弃的传统文士，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劲冲击与碰撞中，不断挣扎、矛盾，开始了向现代的蜕变。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王韬在面对新的职业人生时所表现出的彷徨与困惑，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传统士人从旧有体制依附者向独立的新式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对于那些仍困顿于旧有体制，企图靠设馆教书或者充当低级吏员继续维持科举之路的文士来说，王韬是幸运的。最早闯入现代都会上海，使他较容易寻到谋职之机。后来沪的文士就远没有他幸运，如王韬日记所载，大多投奔他而来的人皆失望而归。（19）但即便如此，“夷夏之大防”仍然是从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的王韬无法释然的情结。在来上海谋生前，王韬就曾写信劝一位到上海洋行供职的朋友辞归以全名节，但他却在不久之后步人后尘，其要承受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对自己佣书西舍的行为王韬这样解释到：“韬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舍此无可适者”，（20）显然情非得已。他常责备自己“获罪名教”是“自甘湮没”，是“倒行逆施”。（21）这种“失节”、“事夷”的负罪感，特别是置身新兴职场、疏离于入仕正途的伤怀，常常让他内心陷入矛盾之中。一面自言在西舍“谬厕讲席,雅称契合”（22），一面又觉“名为秉笔,实供指挥”，“几于桎梏同楚囚,闭置如新妇矣”。（23）认为西人不仅“待为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之如犬马，奔走困顿，毫不加以痛惜。”（24）更直言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5）。这种纠结困顿的处境让他左右为难：“寒饿所迫，燕惯依人，所以遽为幕之巢而不为荫之择也，今者已沉苦海，久困焦阽，去之愈远，反之愈难。”（26）显然，并未把上海职场当作安居之所，却时刻准备伺机而动，重返仕途。

王韬少年时即已立志“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是一个具有强烈用世之心的人。（27）1861年，王韬回乡省亲间上书太平天国的举动，很难说不是想通过非常途径建功立业。事发避祸香港期间，他手创《循环日报》，畅言变法，声名鹊起，终获清廷默许回沪，成为社会名流。但是，作为报界闻人的王韬虽然以办报和创作得以安身扬名，在身份认同上却还是明显倾向于传统士人。流连于清廷大吏之间，希图获得赏识，幻想有朝一日归入正途，如朱维铮所言，他“每见大吏，即行献策。可说是身处洋场，目注魏阙。”（28）而且，从王韬流传于世的大量文字来看，他对自己办报生涯和应酬写作经历的记载只有只字片语，态度可谓是讳莫如深，可见其始终并不看好自己的新身份，仍然“一只脚踩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另一只脚却还未从旧理念世界中拔出来”（29）。

王韬在与传统体制渐趋背离的同时，却对自己新的职业身份心怀顾虑。这种矛盾的心态反映出刚刚挣脱了旧有体制束缚、解决了衣食之资的王韬，依然难以打破传统价值观的心灵之锁，对自己身份转变的合理认知和新社会角色的认同都还处在艰难的摸索建构中，呈现出一种中西杂糅，新旧并存的过渡性人格特征。

走入西化的大都会、游历欧洲、办书局和近代报刊、东渡扶桑，在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文化冲突中，经历着从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迈进的心理蜕变和身份转型……王韬很好地为我们印证了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著名理论：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近代报刊传媒不仅为王韬提供了生存之机，更为像王韬这种在体制外寻求权利和价值的封建文人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全新途径。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上海‘夷场’，专为西人文化机构打工的传统士人”，“成为中国文人走向城市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的先行者”。（30）

①（20）（22）（23）（24）（25）（26）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30、30、75、32、35、31、32 页。

②③王韬著，《漫游随录图记·黄埔帆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王韬著，钟书河主编《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⑤王斌、施素雯《略论王韬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舆论思想》，《东南传播》，2005年第5期。

⑥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⑦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⑧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版年，第16页。

⑨（13）林之满、廖文《遁窟谰言》，《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⑩王韬《后聊斋志异之一遁窟谰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1）王韬《后聊斋志异之一遁窟谰言·自序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访书告白》，《申报》，1874年11月13日。

（14）王韬《后聊斋志异之一遁窟谰言·重刻〈遁窟谰言〉书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文娟《申报馆与近代小说发展之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57页。

（16）王韬《淞隐漫录·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7）（18）张袁月《从报刊媒体影响看王韬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19）据王韬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1858年4月12日）日记载：吴门梁清字阆斋，工篆刻，少时曾习武，寓城中，旅食殊艰。姚江周双庚“卖文来沪，迄无所遇，乃作君平卖卜，谓撤帘沽名而亦无问津者。……予与壬叔供其旅食，为之谋安砚地，乃与慕君佣书，仅月余即分手。不得已赠以资斧，令作归计。”（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58年12月4日）日记载：“午后，许伴梅从云间来访，言前岁科试，幸得冠军。云间太守雅重其名，延课二子。今渠二子北归，馆中无事，欲另觅安研所，托予谋之。”（第51页）十一月二十日（12月24日）日记载：“许伴某复从云间来访，急谋一枝之栖。且愿贬节以求合”。二十一日日记载：“午后，许伴某又至，偕往邓士明处，令其同谒慕君，未知有所遇否也。”（第57页）咸丰九年二月六日（1859年3月10日）日记载：“雨，小异来此将十日矣，所谋安研地，无一就者。”（第92页）二月二十一日（3月25日）日记载：“张浦许小菊来访，言近时家食颇不得意，拟将往游海上，冀有所遇，并托予逢人说项，为之先声。”（第97页）。

（21）（29）邹秀娥《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第41、6页。

（27）樊亚平《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8）朱维铮《弢园文新编·导言》，钱钟书主编《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30）叶中强《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