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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上

2014-09-29王手

长江文艺·好小说 2014年10期
关键词:老师

王手

1

我今年45岁,到了突然明白该赚点外快的时候,但我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我的一技之长只是能画点小画。当然也不能过于谦逊,许多人觉得我还是很有能耐的,有许多资源,特别是在画画方面,有点石成金的窍门。这样说吧,我是E市少美校的校长,我们是一所以美术教育为主的全日制小学。在我们学校念书的小孩,也许文化课不怎么样,但画画这一点上都会有几手。我的能耐就是,让这些文化课不好的学生上个美院附中,再鲤鱼跳龙门一样跳上美院,也算是另辟蹊径地上大学了。

现在回到正题,我的外快就是在一些美术培训班里兼个课,说白了,他们请我去不是意味着我的画有多么的好,而是我身后这些附中和美院的资源。我辅导的这些班,不管小孩的技能怎么样,实际上,无形中,都已经和美院挂上钩了。就看这一篓的田鸡里,哪只田鸡的眼睛最亮。所以,我的外快生意还很不错。

每个双休日,我都会坐车到B县去。E市到B县要走两个小时的高速,路虽然有点远,但到了那里,待你就像待恩人一样。我一般是星期五下午去,星期天晚上回来,在那里两天,稿费4000块,还变着法儿请你吃好的。B县的车是那种叫作“城乡快线”的,比中巴大一点点,比大客又小一点点,每30分钟一趟,坐满坐不满都走。因为去B县的人不多,座位一般都没有按照规定的坐,大家很随意,按上车的顺序和各人的喜好。我每次都喜欢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自由,有时候一人占两个位,还可以看各色人等的风景。有一次,我就看到了一道“风景”。我看见了一个也是画画的老师,他以前是文化局下面的创作员,成绩不一定怎么样,但属于老资格了。这类人在我们这行里很多,他们的存在,不是靠展览的入选和获奖,而就是因了时间和人脉。老师我很熟,印象里他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明显的特点是窝囊和邋遢,也就是说,时尚和风光和他没有关系。但今天的老师完全是一副焕然一新的模样,西装、领带、革履,看上去是套装,但感觉就是平时不怎么穿的,也不是十分合身,像初次出国的蹩脚的艺术家。关键是他手里还捧了一蓬鲜花,还有一袋散装水果,无论他是去B县做什么,从E城就开始带上这些,也足以证明了他的背时。他上了车,一边找位子,一边张望车里的状况,很快就看到了坐在后排的我。他和我点了点头,犹豫着坐下来。我想,这时候的他还只是觉得我有些面熟,还不明确我具体是姓啥名谁。

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继续想我的,想我是什么人,想我怎么也在这辆车上,想我去B县干什么,想要不要和我搭讪接话,要不要说说他的B县之行。同样,我也一直在想,想他一定是有故事的,你看他这样隆重地出行,而且是远赴B县,他平时肯定不常出来,那么,他这样难得地出来是不是和情爱有关?不但是想,我还一直在观察他,他正襟危坐,那样子好像生怕把西装坐皱了;他拘谨地捧着鲜花,小心地护着水果,这也喻示着这些东西于这趟远行的重要性。有几次,我觉得他很想回头来招呼我,但还没等完全地回过头,他又犹豫着忍住了。

窗外是接近黄昏的暖色,是欢闹的油菜花,是一晃而过的广告,是静止不动的牛羊,是嗡嗡呜呜的隧道。快要到的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你知道雅阳这个地方吗?我说,知道啊。他又问,那你知道鲤鱼浃中学吗?我说,知道啊,小时候我还在那里呆过。

2

老师说,我是去雅阳看个人,是个女的,我们约好在鲤鱼浃中学见。这就把这趟B县之行的胃口吊了起来。其实,老师后来还是忍不住找我说话了。毕竟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也许是这件事让他为之激动,老师矜持不住,要找人倾诉,想与人分享。抑或是,他担心我走漏了口风,曲解了他的心事,毕竟他已经过了对绯闻无所谓的年龄。他回头朝我笑了笑,他的脸上是那种红扑扑又有点羞涩的笑容。我招呼他,他就慢慢地移到后面来了。后面的一排等于是四个座位,他让水果袋占着一个位子,自己也坐了一个位子,但鲜花依然捧着。我们就这样坐着,小声地说着话,恍惚间,我们好像身处在久远的以前。

老师说的雅阳我是熟悉的,这个地名也让人感受到某种神秘莫测的底蕴。这个地方靠海,产盐,我父亲早年在这里做过盐工,我们等于是眷带的家属,在那里生活读书。雅阳的底蕴体现在布袋戏上,还有就是药发木偶。我虽然在那里年头不多,但这些符合儿童兴趣的形式,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布袋戏是只许一人独立完成的艺术,一个不大不小的台阁,人就坐在里面,双手掌控着布袋木偶,嘴和脚头便是伴奏的“乐器”,唱的是《南游大传》和《薛仁贵征西》。我记得当年,鲤鱼浃中学对面的人家里,就有一台。没头没尾地看一出,三分钱;完整地看到底,五分钱。药发木偶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都是晚上的项目。白天,一切早早地准备停当,把木偶扎在转轮上,把火药一节节地安装好,只等天色暗下。华灯初上,装有木偶和火药的幡竿升了起来,火药点着了,焰火四溅,火药又推动着转轮,让矗立在上面的木偶蹁跹起来,在焰火的映照下,《西厢》和《红楼》都有了别样的风情。

鲤鱼浃中学原来是郝师长的旧宅。郝师长是雅阳的大户,据说,在国民党上海税警部队当过师长。乡人都这么叫,就是后来郝师长被“文革”了,乡人还这么叫,是习惯,也是恭敬。旧宅是一个三进的大屋,不是江南传统的那种样式,而是青砖密砌的公馆样式,因此,尽管后来被改做了中学,给人的感觉还是像民国时期的党部。老师说,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支过教,那时我24岁,真正地叫作风华正茂。老师在那里教美术,教素描也教色彩关系,教静物也带学生外出写生,这是课程的安排,他自己则擅长水彩人物。那个时候,老师身穿白衬衫蓝裤子,身背画箱,走在公馆式的校园里,是极其“触目惊心”的。他在鲤鱼浃中学组织了一个兴趣班,带同学画高峡水库,画燕山古刹,画深涧廊桥,画深宅大屋,画逐渐消亡的村落。同学们走在芬芳的田埂上,笑声回荡在明媚的乡间,稚嫩的习作也许算不得什么,但他们放飞了梦想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对老师非常崇拜。乡下中学叫老师还是老叫法,他告诉同学们E市已经叫“先生”了,先生,先生,同学们兴致勃勃,老师姓林,但同学们不叫林先生,而是非常顺溜地叫“林生”,顺溜得把中间那个“先”字省略了,听起来非常舒服。老师最大的创意是给兴趣班的同学每人都画了一张头像,这不得了。这些头像他都抓准了特征,采用了减法,不画满,不画全,注重层次,注重光影。头像是在教室临窗的位置上画的,窗外有阳光,也有树影,阳光和树影交织着,叠映出许多奇妙的图案,画到了同学们喜悦的脸上。同学们很喜欢,更有对老师的羡慕和钦佩。

有一个女孩在晚上来找过老师。那时候,老师就睡在美术组的办公室里,一张行军床,要到晚上才在桌子间铺开。女孩在老师的窗外轻轻地敲窗。外面的天色是厚重的,公馆式的校园此时已经完全地静了,没有迹象和习惯表明,晚上的校园还会有同学出入,所以,当办公室里的老师抬头看着窗外时,那情境完全是童话的。女孩眼里的老师也是美妙绝伦的。昏黄的白灯从屋顶悬挂下来,灯罩划拉出一个近似三角的光区,老师坐在桌前,他的背景是层叠的作业本、石膏模型、一些静物鲜果,一幅杂乱又唯美的生动景象。老师在作画,他的左手扣着色盘,右手直握画笔,支在面前的画板上,是画了一半的山区雪景。灯光在老师身上照出忽明忽暗的层次,逆光的轮廓上像镶了一条发亮的金边,深暗的地方自然与背景融为一体,像一幅十八世纪的俄罗斯风格的油画。

女孩敲窗的声音惊动了老师,他看到了窗外的女孩,他站起身,缓慢又轻盈地把门拉开,这是他心里期待的,于是,一丝含蓄的笑意在他的嘴角泄露出来。女孩也是兴趣班的成员,她的灵性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兴趣班的焦点,因为她对自己的漂亮是自信的。今晚的自信还来自于她的穿着,她穿了一条蓝白花纹的百褶裙,一件在雅阳乃至B县都很少看到的的确良衬衫。的确良不得了,老师吃了一惊,他想,女孩一定有着一个殷实的家庭,或一个讲究又强调整洁的家境。女孩也看到了老师落在衬衫上的目光,甚至还停留在里面若隐若现的背心上,她知道,这种眼光是欢迎的,喜悦的。她缓缓地往里面走,一边走一边说,老师,你给我画张肖像吧,我要全身的,要坐姿,手里拿本书那样子。老师怂恿着说,你画肖像,背景都不用,摆件也不要。女孩走到老师的画架前,看了看,惊讶地说,怎么画的是野白菊呢?我刚才在窗外看到的是幅雪景嘛。老师说,我喜欢这种安静却不乏暗香的野白菊,咱们学校山后的北坡上就有,你没发现吗,你其实很像野白菊的……

幽雅的暗香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含蓄地涌动。这天晚上,老师让女孩坐在窗边的花架旁,她的的确良衬衫像玻璃一样透明,她的百褶裙像花一样匍匐在脚边,她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手上是一本绿皮小书。老师用淡蓝的水彩将女孩的轮廓勾勒出来,他告诉女孩,如果要按照这样的速度,这张画要持续一个月。女孩马上接口说,我每天晚上来,行吗?

老师说得很激动,像在说一个圣洁的故事,在断断续续的过程中,他的嘴一直在微微地颤抖。在我听来,这故事就像是一个电影场面,有情节,有画面,有色彩,有光感。

3

老师毕竟不是雅阳人,他对雅阳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尽管他在那里支教了一段时间,但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也是虚幻的,像一个人匆匆地走进黄昏时分的县城。老师问,鲤鱼浃中学现在还在吗?我说,你后来都没有来过吗?老师说,没有,我后来也没有再见过她。我说,怎么会呢?B县也不算远啊,雅阳也不算偏啊,你出差都没有经过这里吗?老师说,当时断了联系后,等于后来就没有音讯了。老师说的当时是1972年,那个时候连E市都没有电话,E市到B县还没有通车,老师当时去雅阳,也是倒车着去的,先坐车到昆江,宿一夜,第二天再坐车去雅阳,车在盘山公路上蜗行,从上面看下来,狭小的公路像蚊香一样一圈圈往下盘。那个时候闭塞是有可能的。

那张肖像,老师画得很慢。每天晚上六点,女孩都会像天仙一样飘然而至。乡下的天色暗得特别早,那是因为乡下的晚上没有内容的缘故。像恋人都喜欢电影院里的昏暗,老师也希望他头顶的夜幕越暗越好,他一个人呆在校舍里,觉得这整座学校都是他的,甚至连学校外面的街道也是他的。他会把传达室那扇小门故意打开,这无疑是给女孩一个信号——里面有一个人在等她,颜料和画笔准备好了,椅子和背景也布置好了,只等她落座,只等她摆好姿势。他会焦急地一趟趟地往门口跑,他希望能在半道上碰上她,装出无意间碰上的惊讶,噢,这么早就来啦。但他又希望自己的每一趟都跑空,因为最好的感觉是在心里等待和无意发现之间——他在忙着,心却在女孩那边,他希望她这个时候进来,轻轻地,有一点捉迷藏的心理,悄没声息地潜行到他的身边,看着他旁若无人地做事。而她,也在等着他的反应,他无意间抬头,他觉得有点异常,他的眼睛在搜索,他吓了一跳,咦,你什么时候进来的?真的,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女孩就是在这个时候,敲响了嵌着玻璃花格的小门,然后她推门进来,然后像蝴蝶一样旋转到他的身边。

他们就这样画了几张肖像,他们故意画得很慢,拖延时间是他们一次次碰面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当然不是在谈恋爱,他们都没有这么想,但仰慕和欢喜肯定是有的。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仰慕和欢喜,他们觉得新鲜和趣味无穷。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画肖像,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纪念。为了延续时间,那张“的确良衬衫”画好后,老师还特地把百褶裙画得格外细致,水彩画出了工笔的功夫。后来那张“背带裤”,那都是很具年代的装束,里面也是时代的“铜盘领”,但老师更着重画了女孩的赤脚,两只脚交叉地搁着,漂亮的指甲,细微的脚底纹路,有一点点张开又萌态十足的脚趾……当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要画一张裸体的,他们想,如果当时有谁提议,不用任何理由,他们都会欣然接受。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没有性质,只有艺术和仪式。

我们可以想象,女孩把这些画带回家的情形,她把它藏在自以为非常隐蔽的地方,但很快,还是被嗅觉灵敏的父母察觉了。女孩的父母都是B县的组工干部,他们的敏锐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合理和逻辑的。他们分析画,发现了它的程度和意义,他们觉得有一些细节是完全可以省略的,比如样子、神态、光线、色彩可以认真,但的确良衬衫里面隐约的背心就应该省略,为什么画得那么细?有这个必要吗?刻意地强调了,就说明有心思在里面。还有,那双赤脚也有点过于细致了,连指甲、纹路以及脚趾的俏劲都画出来,这地方完全可以作边缘处理嘛,边缘就是含糊,点到为止就更加艺术化。而且,他们觉得这绝对有性意识,为什么要画这些难以看到的地方?身上的隐私其实是包括很多部位的,比如脚,为什么要提议画脚?怎么脱的鞋?怎么摆的脚?有没有帮着?或顺便揩揩油?像照相馆里的老司,把你的头摆一下,肩膀扳一下,衣服捉一下,都是有名堂的。女孩的父母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有不祥的苗头,他们决定要禁锢女孩了。

4

老师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条件都非常匮乏,我们的思想意识也非常保守,没有自我,也没有冲动,家里把她禁锢了,也就禁锢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老师说,开始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她晚上没有来,我也只是以为她偶尔有事,或身体不适,或功课繁忙,或家里不便出来,毕竟我们的接触是异乎寻常的。那时候,我们准备画第三张画,她说要大胆点,要躺的,要摆个姿势。办公室没有躺椅,要说床,也只有我的行军床,不能舒服地摆姿势,我怕她躺着不自在。但这个提议让我们都莫名其妙地激动了一下,我发现自己拿行军床时肩膀的肌肉都在拼命地抖动,她也是,就是在布置床上道具时,呼出的气息都很大。我在调光线,把头顶的灯用绳子拉起来,拉出自己需要的明暗。她把我的东西都搬到床上,旅行袋让她靠,书摆在身侧。我们摆了一个半卧半侧的姿势,她一手靠头,一手搁腹,腿脚是松弛的一屈一伸,眼睛嘛,含蓄地停留在一米远的地方。我用淡蓝的水彩勾了个轮廓,脸庞上也只定了个眼鼻。说好了这张画用心一点,但她后来就没有来了。

我曾经悄悄地问过兴趣班的同学,他们说,她连文化课也没来上了。我暗暗吃惊,我没去问她的班主任,我懦弱地有点想回避这个问题,我不想让人觉得她的不来和我有关。我更没有盲目地去找她,我是想过的,说白了,我们算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我要是冒昧地去找她,倒真是把她给“亮相”了,那她该如何收场?当然,那时候的辍学也是挺正常的,经济不够的,家里子女多的,家里忙不开的,有人生病的,读书没前途的,或逃避上山下乡的,我想,还是让她的辍学合乎情理吧。

我很快到了支教期满的日子。我们的支教日期是半年。我们是受E市教委的指派,到B县雅阳来的。那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很多学校的师资也都是参差不齐的。我本来也是个代课的,原来在E市的第六中学代美术,但第六中学没有教水彩,而是教线描,参照的都是样板戏。六中的校长是个有水平的造反派,也就是说,他不是光靠造反起家的,本来就是个教学专家,尤其擅长政治课,据说,当年E市的政治试卷,都是他出的,所以,他是“又红又专”。他当时问我,样板戏里哪一部画起来最好看?我想了想说,从表现形式来说,《智取威虎山》最丰富。人物有解放军、群众、土匪,尤其是土匪,表现幅度大,面貌出彩;背景有林海、雪原、高山、屯屋、火车、匪窝,画面新颖,内容繁复。校长说,那就《智取威虎山》。校长的意思是,把美术班的同学组织起来,画一本样板戏的连环画。校长是搞政治的,他有这样的情结和敏感性。当时《智取威虎山》已拍过电影,也出过电影版的连环画,是一百多页的量,我稍稍把篇幅压缩了,改成了64页的线描版,分给32个同学画,每人画两幅,叫集体创作。这套连环画后来还作为教育成果,在全省汇报展览上出过风头。这算是我的功劳,我也是因为这个被派到雅阳来的。鲤鱼浃中学对我没有要求,我就教起了自己喜欢的水彩,内容也是就地取材的山区生活。

回城在即,我心里也越发地纠结起来。那些天,我拖拖拉拉地不想走,理由是东西没整理好啦,教学还没告一段落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还在等那个女孩的出现。我想,我们是应该再见一面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为了画,她也应该来送送我。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等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5

老师在车上说的就是这些,两个小时的车程,加上前面的矜持,加上回忆和支吾,老师把这段故事说得断断续续。可以看出,这段非同寻常的接触,对老师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不然他不会说得那么细致入微,那么美丽。青年时期的点点滴滴,都会让当事者添加进许多想象和神韵,更何况老师是画画的,他有创作和发挥的能力。但老师的叙述也留下了一些细微的悬念,是他来不及说呢,还是他的故事本身就留有些许空白?对于老年人,经历了岁月和生活,他们心里的热闹早已回归于平静,他们只会做减法。对于我,对于刚四十出头的人来说,我更愿意他们的故事是曲折的,凄美的。但我又不能多问,一是我们不是很熟,二是多问了没有礼貌,也有猥琐的猎奇之嫌,但事实又呈现了看得见的故事存在,它的伏笔又是那样地明显诱人,加之老师神情激动的、嘴唇颤抖的、喉咙砰砰作响的叙述,我在心里也开始为他们演绎了。比如,老师和女孩真的再没有见面?真的天各一方?他们平时有联系吗?怎样联系上的?这次相约是怎样说起的?从何说起的?

在我们下车分手的那一刻,我问老师,你还能找到鲤鱼浃中学吗?老师说,我们约了地址,说了显眼的地标,会找到的。我抱歉地说,我还要到B县的下面去,本来应该陪你走一走的。老师说,噢,不用不用,我有的是时间,我慢慢找。其实,为了不至于让老师失望,我没有跟老师说实话,那个鲤鱼浃中学早没有了,已经拆了,我知道他是找不到的。

这事在我这里本应告一段落,但实际并不是,就像尝到了一口时令美味的鲜果,老师的故事已经吊起了我的胃口。在雅阳的两天,我虽然装模作样地在给孩子们上课,但心不在焉已在所难免,学生给我看习作,我的耐性也明显地差了,都是敷衍着说,很好,不错,就这样,没有问题,其实心里已有了岔路,在偷偷地发酵老师的故事。按照逻辑和规律来说,他的故事远不是这样就结束的,而且我自己也给它下了很多设想,比如,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如果早早就联系上了,那就是平常了,就是不精彩了。如果是刚刚联系上的,那前面的空白就太多太多了。

我不是一个会编故事的人,尤其不会编离奇的故事。我想,好的故事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有可能性的,让人觉得可信的。

女孩把画拿回家贴在自己的闺房里。她的家境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能封闭。样板戏《红灯记》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一个共产党人藏起来的秘密,就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但女孩要藏起自己的秘密还是困难的。于是,她把那张画贴在闺房的墙壁上,外面遮了一层报纸,再挂书包衣服,这种“装置”一般家庭里都有,但女孩的秘密很快被父母发现了。这要怪女孩常常沉思一样的神情和晚上外出的行迹,也取决于父母组工职业的精明。这个时候的父母,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本来,两张画也没什么,但女孩这么一藏一贴,父母就窥见她潜藏的心思了。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早恋概念,也没有视师生恋为洪水猛兽。乡下人对这个问题本来也没有上纲上线,父母只是觉得,女孩接触的是个画画的老师,还是个临时代课的,不大靠谱。父母想,若是个正经老师还差不多。

父母的规劝当然不会直截了当地贬低画画,他们的高明就在这里,他们冠冕堂皇地强调了家事,哥哥本来是要上山下乡的,后来利用关系去了浙江兵团,兵团算半个上山下乡,难道你还想去大兴安岭?几年前的上山下乡,满载的汽车从人民广场出发,长辈们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子女们被发配到边塞充军,好像这辈子再也无法团聚,你想让父母也这样吗?哥哥在外面,父母隔一月都要邮寄吃用的,女孩很容易就想起了哥哥的难处。女孩不响了。父母说,你要是也远去他乡,你娇生惯养的,父母看不到你,心里怎么能舍得下?女孩低下了头。父母说,辍学,不要等学业结束,你不在学校,就没人能管得着你。辍学女孩不肯。女孩想起欢闹的校园,想起生机勃勃的美术班,想起春光里的写生,想起办公室里老师画她的肖像,还有那么多同学,那些未完的课程,都让女孩留恋,女孩歇斯底里地说,你们为我的前途想过吗?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女孩任性地摔门跑出,才跑了几步,父母的斥责就在她身后炸响,看你有胆往哪里跑!冰冷,不响,但威严,父母的话如泰山压顶,女孩被镇住了,她收住脚,钉在那里。那些天,女孩被父母禁锢起来,加上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慢慢地,女孩的慵懒占据了上风,意志被矫情打得一败涂地,她无奈地忘却掉之前的故事,她愿意听随父母爱她的安排了……

老师回到E市以后就不在第六中学了,学校没再留他,老师还以为是自己工作不力,实际是B县回到E市的鉴定在作怪,鉴定说,在支教期间老师和女生有暧昧关系。在那个讲究政治表现的年代,老师的留校和转正也就拜拜了。老师当然是蒙在鼓里,好在那时候大家都临时惯了,退就退了呗,退了再找呗。后来的一段时间,老师又做了几个临时,在电影公司里画海报,在新华书店里画橱窗,在文化宫里教美术字,在文化局里为征文插图。这个工作他是喜欢的,似乎契合了他的兴趣点,他既可以阅读,又可以画画,说起来也好听体面。人家问,在哪里工作啊?他说,在文化局。人家说,在文化局一定很有文化噢。他说,我只是给小说插插图噢。人家说,那也是很不错很时髦噢。的确,这工作给人一种优雅潇洒的感觉,比起画海报、画橱窗、教美术字,斯文多了。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讨了老婆的。

老师后来就留在了文化局,那已经是1982年了,文学的兴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E市这个小地方也不甘寂寞,也办起了文学期刊,取名叫《春草》,出处是当地古人的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期刊稿源很多,老师有插不完的图。文化局的人想利用这个时机再赚些钱,又办起了写作函授,一时间,汇款单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闷声发财的同时,老师也慢慢地被转正了。

我想,这样的演绎还算是合乎情理的。

6

星期天晚上,我从雅阳坐车回E市,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能在车上再次碰到这位老师,我想看看他的表情,是那种满足的甜美的,还是那种失落的灰心的,这关系到我这个想象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还是冰脊冷心的?我也是有趣,老师怎么会再和我同车呢?他的结局不管是喜是悲,昨天都已经画上句号了,不会再熬到今天了。回家的车在慢慢地滑动,窗外是毛毛细雨,一会儿,车窗被雾蒙起来,让人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唯有对向过来的强光灯,才会将人从沉闷中激灵起来。

让我们继续来想象女孩的故事吧。女孩的父母把女孩嫁给了一个军人,女孩才16岁,小了点,但许给军人似乎没什么关系。军人是当年来E市“支左”的,官至团长,部队的番号是七六五四。七六五四进入E市的时候仪式感是很强的,不是像电影《战上海》那样悄没声息地进来,或露宿街头,而是借助了一个隆重热烈的形式——护送毛主席赐予的“芒果”。据说,芒果是菲律宾那个眼睛忽闪忽闪的阿基诺夫人送的,直接从云南那边过来,一路游行到E市。部队在E市抓革命促生产,平息了武斗,斡旋了两派,团长也因此立了功。这个当年32岁的团长正好还没有结婚,这会儿,他就有条件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也不知是什么机缘的巧合,让女孩与这段姻缘提前牵了手。于是,女孩的前景像拨开了云雾的天日,亮丽了起来。

后来,女孩随军人迁往了省城,这时候,女孩已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和军人也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暂且把这个孩子设计为女儿。军人到省城是因为形势的需要要结合到地方去,他结合的单位是省农科院,虽然他是个门外汉,但级别上能套个半级,他还是觉得合算的。

就像所有的好事不能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军人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农科院有一片自己的实验田,每个周末,军人都会在那里体验生活。他不是搞科研的,不懂植物的改善和发展,但他是农村出身啊,喜欢在田里摸摸索索,在部队的那几年,他差不多把旧时的特长荒疏了,到了农科院,他喜欢摆弄作物的心虫,又从心底爬了出来。他在实验田里辟出了一块自留地,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这当然是利用职务之便,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遗憾的是,他的事就坏在这片没有任何征兆的田里。有一天,他不知怎么地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也许是玻璃,也许是碗砾,也许是竹签,也许是动物的腐骨,他的脚立刻就肿了。他原来以为只是一般的感染,他相信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弱不禁风”,觉得只要碘酒涂一涂,吃点消其龙,明后天就会好的。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嘴巴就不会咬了,面部表情也没有了,接着,身体也弓了起来,四肢也弯曲或僵直了,声音光线都会冷不丁地引起他的痉挛。送到医院,就心力衰竭,胸肺并发症死了,叫什么“破伤风引起的肌痉挛”,说起来有点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子。

省城的生活确实比B县富裕、丰厚,尽管雅阳也算是一个物产不错的小镇,又靠近海边,依山而建的石头房和湿漉漉的石板路都独具情调,但省城的文化氛围却是下面那些地方无可比拟的。这时候,女人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考在宣传部门的文艺处工作。女人陪在女儿身边也是安逸和满足的。如果丈夫没死,女人也许再也不会想起鲤鱼浃中学的那个美术老师,不会回忆起那些夜晚的约会,不会去重温昏黄的灯光下,充满温暖情调的、肆意而为的肖像了。这样一想不得了,无数的猜测和设计就铺天盖地地抖落下来,洒满了她的全身。噢,那个老师后来怎么样啦?他是什么时候结束支教的?没有告别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记恨她呢?至少他会责怪她言而无信。还有,他们最后的那张画他会继续画下去吗?没有了参照他会画成什么样?如果画了,他会怎样地对待它?是和其他的练习一样,还是刻意地珍藏?如果他有了家室,他会怎样诉说这张画的故事?抑或,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像平常细微的琐事,平淡无奇地就过去了?

不是谁都有一段值得记忆的往事的,总有一天女人会把它捡起来,抿一下的,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有限,几乎音讯全无,但要是有心,找出点蛛丝马迹还是有载体的,老师不是画画的吗,他的画就是找出他的载体。她当然不知道他在画海报,画橱窗,写美术字,他应该参加画展,甚至搞个展,或在一些顶级的画展中巡回出现。所以,那段时间,女人突然对画展有了兴趣。省城的各式各样的画展还是很多的,他只要有作品,就肯定会在哪个画展中出现。在女人眼里,老师的画是那么的好,他的准确性,对色彩的运用,对情调的把握,对光影和布局的处理,以及色彩关系,都是独具匠心的。女人甚至想,他的画是怎么署名的,一定是别具意味的,她觉得他不会署真名,如果他有心,他应该署“林生”,这就像一个暗号,会引起人注意,会留下很多余味。但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女人几乎看过在省城布置的所有画展,她都没有发现什么叫林生的画家,有时候,她讨来画册细看,也都没有发现她熟悉的类似风格的画作,水彩的,不画满的,擅长光影的,都没有。静下心来的女人最后想,老师的品位,哪看得上这些呀,他是个有个性有追求的画家,那些世俗的、随大流的,甚至媚上的画展,他才不屑呢,难怪自己都找不到他。

我设想的老师倒是中规中矩的,甚至是平庸的。以他现在的样子,可以类推出他的“前身”,一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他所谓的“辉煌”,也只是年轻时的冲劲和灵光一现,很快他就“昙花”一样了。随着年岁增大,生活无奈,委琐缠身,激情和灵气早掉得一塌糊涂。他后来插图搞得乐此不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画画的人都知道,插图搞不得,插图一搞,想象力全无,插图一搞,创造力打折扣。再后来,杂志在经营中绊了几个趔趄,最后黄掉了。再再后来,文化局转向群文,原来当编辑的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老师还热衷于辅导,放不下,就留下来办培训班了。培训班一办,不是临摹就是写生,这个画画的就算完了。再说了,搞画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画出点什么名堂,那也是需要超好的脑子的。其实任何艺术门类都是这样,都是金字塔模式,真正冒出来的都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准备给岁月大浪淘沙的。有些人就是这样,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基本功也好,时间也混得老,也经久恒心,但就是非创作型的,也没有什么想法,自然,好的东西也画不出来,好的展览也上不去。老师就属于这类,所以,女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到他。

光阴就这样无奈无聊地流逝了。

7

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老师的故事,把我自己也弄得痒痒的。我决定去一下老师的单位,去看看他。我没有等到与他一个车回来,不知道他的B县之行结局如何,如果能在他单位碰到他,哪怕不见面,哪怕就远远地看他一眼,看他的精神面貌,大致上也就知道他的一二了。老师的单位我是熟悉的,我们虽属于两个系统,但还是有点交流的。他单位的布局我也是烂熟于心,传达室在哪,展厅在哪,创作室在哪,培训部在哪,我都一清二楚,就像那句废话,闭着眼睛也能摸得进来。

噢噢,不对不对,逻辑上有点问题。按照故事的发展,应该是女人先找到了老师。女人是怎么找到老师的呢?前面说过,女人的女儿在宣传部门工作,女儿虽然不知道母亲心底的故事,但母亲对画展的热衷,女儿还是有感觉的,就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画展的迷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画展里面有玄机,画展里面有隐情,女儿心里留意了。有一天,女儿在单位整理东西,在一堆废纸里发现了一本花名册——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这些废弃的东西,在机关是很多的,请柬、贺卡、通讯录、作品集、宣传资料,不留意,这些就是垃圾,留意了,也许都是资源。女儿想,也许,这里面就有母亲的“秘密”呢?

我们可以想象女人在拿到这本名册时的一些表现,她也许会不动声色,好像一点也没有关系;也许会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自己以前有个画画的熟人,很多年没有音讯,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但回到房间就不好说了,独自面对这样一本名册,她还是会抑制不住地激动,手也会不听使唤地乱抖,她迫不及待地翻找那个“林生”,又生怕自己隔了眼看丢了什么,当然,她还是在E市会员的范围里找到了这个人。

女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了一下,决定打这个电话。名册里有手机也有座机,她考虑再三,选择了座机。座机可以清晰地听到内容,可以不受“信号不好”的打岔,如果不是他接,她也可以打听一些事情,她可以有余地地作出一些判断,毕竟是几十年之后的一个电话,她得慎重,并且一个当一百个用。女人开始拨电话,她的手情不自禁地有点发飘,怎么摁出去的数字有点虚幻,她定了定神,又看了一下名册,然后配合嘴巴数数把这个号码摁了出来。E市的电话响了半天才有人接了起来。她问,林老师在不在?回答说,林老师不在。说我们这里上班是很有弹性的,有时候人一晃又不见了。她问,这个林老师是不是以前在什么学校教书的?回答说,噢,这个不是很清楚,好像他是这里的老人儿了。她说,林老师是不是画水彩的?回答说,这个难说了,林老师可是什么都画,他现在在老年大学教画画,画竹子,画雄鹰,画鲶鱼,画牡丹。正说着,女人这边听见那边说,哎,林老师,看这个电话是不是你的?林老师接过电话喂喂了几声,说怎么没声音呢?其实,女人这边第一下就听出来了,潜藏着的意识,能分辨和过滤一切,女人知道这就是林老师,她没有马上接应,只是想再证实一下。她说,老师,我是鲤鱼浃中学的。老师噢噢了几下,好像有点莫名其妙,这信息实在来得太遥远了,他在勉强地捕捉它。女人又说,鲤鱼浃中学的美术班,你当年带过吧?老师这才有点明朗起来,说,嗯,是带过,那都是好多年以前了。女人准确地说,四十年。又说,你还给我画过肖像呢,在你的办公室。老师说,是吗,有吗,那时肯定画不好。女人还想说什么,但心底有一种难受已弥漫了出来,她难受的是老师怎么这么懵懂啊,怎么对过去一点也没有感觉啊,或者至少没有像她那样在意。她接着说,老师,我们也好多年没见面了,我想去看看你,你明天在单位吗?我现在还在省城,等会儿收拾一下,下午迟一点出发,你看行吗?老师似乎还停留在对这个女人的判断中,他觉得这只是几句客套话,不当真,他说,噢,这样啊,方便吗,我单位地点你知道吗?知道是吧,好的好的。他把电话挂断了。

女人打完电话先是坐了一下,她似乎在想自己的下一步,但她很快就起身整理自己的东西,她的方向和目的是明确的,她想证实老师的懵懂,证实老师的感觉,抑或是,证实自己这段故事的由来和道理?她打电话告诉女儿,她要回一趟老家,去处理一些事情。

省城和E市相距五百公里,高速上也有四百多,要是坐长途快客,顺利也要四五个小时。女人是几点上的车,在车里想些什么,情绪好坏,晚饭在服务区吃吗,到了E市是不是夜里了,住的是什么旅店,睡得好不好等等,我们暂且不去管她,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想象,这里忽略一下,不要紧。

老师早已退休,按照时间的推算,他今年应该有六十多了,他还到单位里来,就是因为还在培训班兼事的缘故。他来的时间有早有晚,忙时多呆一下,闲时就偷个懒。昨天的电话,并没有给他的心里投下多大的石子,也许,他压根儿还在恍惚中,还没有找到头绪。他就是这样慢吞吞地来到单位,都已经快十点了,这是他往常的习惯,晃晃悠悠的,根本没有心事的那种样子。但是,传达室的保安叫住了他,他定了一下,马上发现传达室里坐着一个女人。女人是一大早踩着上班的点儿来的,她等了有好长一会儿了。

寒暄之后,老师把女人引到培训部,坐定。女人并没有在乎老师的样子,是老,是窝囊,是邋遢,这些,也许女人从省城出发时就想过了,所以,女人也没有惊讶。女人只是觉得委屈,她的委屈从昨天那个电话开始就压抑着,这会儿再也藏不住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她的哭是强忍的,也因此显得很难看;她的说也是强忍的,因为强忍和内容多,她的说也显得语无伦次。老师被这个样子吓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的委屈从老公的死开始,从画展的寻找中延续,从美协的名册中加深,从电话的没有感觉里逐渐严重,加上舟车劳顿,加上传达室的等,她的委屈就爆发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说的也都是怨怼,但她又似乎没有忘了证实,她心里仅存的一丝想法就是——对自己的辛苦作个了结,对“一息尚存”的茫然作个了结。她说起老师的那幅《野白菊》,她隔远以为是雪景的那幅画,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老师的画,而老师把野白菊比喻成她的解读,令她心里的那点“春芽”冒了出来。但老师忘了,连她提醒的“校园后山北坡”,他也捉摸不定。女人又说起那幅未完成的肖像,她记得老师已经勾勒了一个轮廓,甚至连胳膊和下肢都定好了位置,那是他们第一幅卧姿的肖像,是他们准备尝试的。这画后来有画下去吗?老师如果有心,凭印象他也是可以把她“复述”下来的。老师陷入了沉思,他不是在回忆,而是为女人如此“确凿”的叙述在怀疑自己。他知道不会无中生有,但他着实没有那么地强调这些,没有强调,就没有意义,没有强调,他就茫然了。那幅画,他觉得也仅仅是一张草图,他画了个轮廓,后来就没有画下去,生活中,练习时,他这样的草图是太多了,他没有意识要留下来,支教一结束,他要整理的东西很多,他觉得一些东西带不去,就丢下了。他当时也是归心似箭啊,或者,他要轻装上阵,去迎接崭新的工作。

我只能说,女人是个理想化的,严格按照书本去读的女人。

女人的全身冷下来,冷下来,像有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下。慢慢地,她也平静了,也没有叙述的欲望了。她后来跟老师说,我想回雅阳看看,你去吗?我已经好久没有去了,也不知忙些啥。这次来E市,就顺便去看一下。这时候,女人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只是随便一说。但老师似乎有了一些反应,他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渐渐地苏醒过来,有一点点回到正常思维上的样子,他似乎被一些事物牵引着,也想去求证什么,他说,嗯,去去去,我后来也一直没有去过,是要去看看呵。他们约好了时间,暂定明天下午动身,也就是我和老师在车上碰到的那个时候。

8

老师在车上和我说的,是他经过一夜的回忆梳理出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只说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包括女人的那部分是我演绎的,也许根本就不是这样。每个人的记忆功能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是照相机,经历了就像是机器摄下的;有的人则好像是淋浴器,有水进去,才会有水出来,如果掺合了太多的冷水,那出来的连一点温度也没有了。老师也许是属于后者,女人的出现,就好像开关慢慢扳到了热点,温度渐渐注入了,他也能勉强记起一些碎片了。而我,现在在一点点地拼凑他的那些碎片。

为了完整性,我们再去想象一下老师的去向。老师和女人约的是黄昏下的鲤鱼浃中学,就像俗话里说的,人约黄昏后,往往有一些别致的情境。黄昏的天色是有色彩的,黄昏下的景致也是有厚度的。老师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拎着水果,他走在黄昏的雅阳古城里,急促激动的脚步,敲打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了金属般有节奏的响声。但四十年过去了,雅阳已没有了布袋戏的唱腔和锣鼓,现在谁还会做这个呢?也没有人期待夜幕下升腾起药发木偶的焰火,甚至连手艺都鲜有人知道了,何况做?它们都躺在了非遗的典藏里,只躲在岁月的皱褶里,在尘封的泥灰下,回忆它们曾经的荣耀。鲤鱼浃中学也不在了,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但老师不知道,他在走近那个地点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废墟,是半遮半拦的围墙,一条红线画过了这片地块,也许明年,这里就会是一条八车道的马路,据说,一小时就能开到外省的Z州去。女人已经在那里等了,作为当地人,她一定知道鲤鱼浃中学的身世的,哪怕听,她也应该早早地听说过。这么说,她是有意要带老师到这里来的?也许在她来说,她是想清了自己的这段过去,她想送还到这里来,顺便将它埋葬掉?也许,她也想借此来告诉老师,不管你有没有再记起过去,我都要给你一个回复——这事再也没有了!我只能说,女人要是心大起来,那是很大的。老师看到了黄昏废墟旁的女人,这样的情形让老师有点不知所措,有点恍惚,这样的情形也让边上的女人模糊了,近乎虚幻。这是四十年前的鲤鱼浃中学吗?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他探头看了看废墟,企图想找出一丁点旧时中学的元素,但除了空气和天色还是旧的,这里真的是面目全非了……

至此,我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想象下去。

选自《作家》2014年第7期

原刊责编 王小王

本刊责编 孟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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