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利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发展令人瞩目。体系性研究范畴的逐渐成型、翻译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应用翻译研究论文、教材及专著的成倍增长、高素质应用翻译人才的强劲市场需求、应用型翻译硕士人才培养体系的设置、定期性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等极大推动了应用翻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在促进应用翻译学发展的队伍中，活跃着一位今年喜庆八十华诞的译界前辈、应用翻译学研究队伍的开拓者——《上海翻译》前主编方梦之先生，他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引领着我国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路向，为培养应用翻译研究人才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2003年，他策划并主持了我国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使该研讨会成为定期性大型学术会议，并连续参与主持了此后的四届研讨会，凝聚了大批应用翻译研究者；他锐意革新，将侧重科技翻译实践的《上海科技翻译》发展成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并举的通用性应用翻译研究学术期刊《上海翻译》（现为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大幅提升了档次与质量，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与作者，使其影响因子直线上升；他策划并主编了译学理论纵横交织、编写主题条目分类鲜明、交叉学科理论方法涵盖广泛、历时与共时性研究文献脉络清晰、词条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的大型《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使其成为深受译学研究者欢迎的文献参考工具书；他至今发表了80多篇（部）译学论文或著作及主编或参编4部译学辞典，其中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与著作30多篇（部），对应用翻译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路向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为《上海翻译》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性作者，我在自己的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深切感受到了方先生译学思想的影响。他在系统理论范畴拓展和相关学科理论交叉的转化与切合点运用的理论方面给我很大的启迪，我的一些研究心得也经常得到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今趁译界喜贺方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我结合个人的研究课题，对方先生的应用翻译研究思想与特点进行总结性阐发，以期探讨应用翻译研究体系的深化拓展维度。

2.对翻译学性质及相关学科交叉切入点的独特认识

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多年来一直占主流地位，其理论研究囿于原则和标准的争论或策略和方法论等的讨论，其特点是散论和印象式的评说。近二十年来，我国译学界倡导翻译学的建构，但如何建构及其可行性则引发学界的广泛争论。译学界引进了西方不同翻译学派的理论观，如文化学派、女权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这些理论各自为政，呈散乱状况，不具内在的逻辑联系与体系性，未能产生翻译本体及其相应的方法论术语体系，难以形成相辅相成的、科学合理的翻译学理论体系。方先生对翻译学理论系统建构具有独特的认识，他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译学新论与实践》中对翻译的定义、译学性质、对象、任务、方法论原则、具体方法及相关学科等论题作了科学合理的阐述，对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研究具有积极指导意义。方先生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研究双语间信息传递的本质、过程、方法及其规律的学科，属于思维科学体系。它以哲学、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个案分析、语言对比、描写、论证等方法和手段不断总结经验，研究作者与原作、译者与译品、内容与形式的互动关系，研究译品的社会需求、社会功能、社会效果和社会评价，提出不同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提供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从而促进翻译实践，推动翻译事业。

在论及翻译学综合特点时，他保持着理智的态度，针对不少学者例举了三四十门学科，意图“将翻译学建构成一门体系空前庞大的综合性学科”的空谈之风，指出这种外延扩张式体系建构是“无异于作茧自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他敏锐地抓住了译学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认为普通翻译学主要研究语际转换和翻译思维，并将其作为翻译学科的切入点，引出“在哲学、逻辑学的指导下，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这四门学科中的相关部分与译学本体的主干交叉起来，构成翻译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论断。对于具体翻译学分支学科而言，他认为可侧重涉及相关学科，如科技翻译学更多涉及术语学和文体学等，后来以专著形式全面论述了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的各种形式与内容（方梦之2013a，b）。也就是说，普通翻译学和具体翻译学研究主要在于解决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宜将其泛化或空化。方先生这种理论与实践问题导向研究的正确认识为应用翻译体系性研究及其拓展维度指出了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研究视角和路向，如价值哲学、逻辑范畴、本质特征、思维过程、程序描写、论证方法、个案研究方法论、主客互动、规律表征、评价机制等。

这些研究维度及核心问题观对我的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具有启迪，体现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我在探讨旅游指南、投资指南、外宣文本（白皮书）、产品说明书、广告宣传、校训英译、商务英语等应用翻译实践研究中，均上升到以上理论视角层面，如基于价值哲学观的信息性质与信息价值论（周锰珍、曾利沙2006）；基于逻辑范畴观的应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和理论范畴体系整合与拓展的逻辑基础观，提出相辅相成的“目的-需求论原则-价值论原则-策略论原则-辅助性准则-可操作性规则-翻译技法”的原则范畴体系（曾利沙2007，2008，2012）；针对《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英译个案研究提出“信息突出、经济简明”原则的评价方法论（曾利沙2005）；基于翻译思维过程的“经验模块”和“理论模块”建构论（曾利沙2009；曾利沙、李燕娜2011）；针对商务英语翻译“认知机制的程序化描写”研究（曾利沙2011）；针对校训翻译过程的“主客互动性理据”研究（曾利沙2013a），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对于旨在深入探讨应用翻译理论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专业硕博生及青年翻译教师来说，译界前辈的译学思想中有许多值得深掘的研究范畴，只要加以体系化或理论范畴化拓展则可形成相应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对应用翻译学在体系研究中合理定位的独特认识

多年来，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大多囿于经验层面的技法总结和一般原则性认识，如“译前处理”、“适当删减、调整、编辑、加工”（张佩基2001；李欣2001）、“双向理解、把握内涵、不拘泥原文”（徐梅江2000）、“壮词淡化”（周领顺2003）等，在系统地的理论阐发和基础研究范畴拓展及其关系研究方面则仍有不足。方先生针对应用翻译研究在翻译学体系中的定位，指出了霍尔姆斯翻译学路线图在范畴分类概念内涵与外延逻辑的不足，对其作了合理的层级修订和范畴拓展。他建议取消霍氏的“纯理论”，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列，理论研究之下衍生普通理论、描写研究、专门理论三大子系统，在专门理论研究之下将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并列，将其定位在翻译学研究总系统的第三层次，与文学翻译研究次级系统相对。在应用文体翻译理论次级系统下，他拓展了六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研究范畴：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分类研究、术语研究、翻译的本地化与全球化（方梦之2011）。这种脉络清晰的层级体系结构奠定了应用翻译在翻译学大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基本理论研究范畴的拓展既在结构层次上理顺了其范畴体系，又使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与之相适应。

在国外翻译理论研究中，德国功能-目的论学派的相关理论比较适合应用文本翻译研究（包括政府文件、科技文献、金融财经及管理营销时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会展、技术文本、科普读物、旅游或投资指南等），这些文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从方先生所论的译学理论体系和理论研究范畴角度看，目的论属于宏观理论范畴，侧重于对翻译活动主体行为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文本类型及其功能定性属于文体或语体功能分类研究范畴，如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寒暄功能、祈使功能等的分类，侧重于对文本翻译客体属性特征及其社会交际功能的概括，与目的论范畴具有互补性。功能-目的论引进国内后，研究者们将其作为一种自足的宏观理论框架去套用符合自己选取的有关实例，然后凭主观认识分别将自己或他人的译文划分为信息类、表情类、寒暄类等，以此说明该译文表达了相同的功能。功能-目的论虽对应用翻译具有一定的宏观指导作用，但将应用翻译问题简单化了，难以指导各类复杂的应用翻译实践问题，如应用文本具有语义不定性、模糊性、语义缺省、结构空白、信息冗余、隐喻性、连贯性、衔接性、语境嬗变性、地域时空差异性、认知图式制约性、审美差异性、语言个性化等文体特征（曾利沙2013b）构成英汉互译的难点问题，需要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指导。考察下面三类语篇的文体特征：

例1：Mogul Euel（食品广告）：

No one’s cheering now.No TV cameras，no crowds.Alone at 3pm.Cold.Tired.Light，sgettingflat，but I've gottonailthistrick.Eat a PowerBaronliftandvisualize...”Setup，compress，pop，extend...Nailed thetriple.No one saw，butIknow.PowerBar.Euel for Optimum Performance.（*语义隐晦性与模糊性、语篇不连贯[语义空白]与结构不完整、时空地域差异等特征）

例2：a.In order to perform an effective audit，auditor（s）must be familiar with all aspects of afacilityoperation.

b.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handling of hazardous wastes have become more stringent and complex.Facilitiescan no longer ignore their wastes.

c.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any reactive and ignitable waste be stored at least 50ft.from thefacility，sproperty line.

d.The site ideally should have sufficient lands to provide a buffer zone between thefacilityand the public surrounding it.（*概念多义性及其语境嬗变性特征，引自方梦之2013：53）

例3：【普洱攻略】清饮见修养：谈笑自若，挥洒自如，胸有奔雷，面如平湖，把盏笑纳天下，一抿品尽人生。此时，茶道最深。浓香显性惰：不争不燥，亦庄亦谐，举止有度，收发随心，于品茗之间，收获一份生命的恬淡、悠远和静美。此时，茶味最足。事业有成，功名看淡，红尘抽身，闹市潜隐—这一杯茶，喝得气定神闲。撮尔小民，不求显达，但得温饱，儿孝父慈。其乐融融——这一口茶，喝得平和踏实。三两好友，相约无时，聚散有缘，无功利之心，纯君子之交——这一桌茶，喝得满室清香！（*审美与思维、语言与文化习惯差异性、语言个性等特征）

与上述斜体和划线部分所示的文体特征一样，复杂的应用文本翻译过程并非目的-功能论或有限的“等值/效”或“功能对等”等原则概念所能解决的。双语语言文化、思维习惯、审美差异、语言变异、陌生化和个性化等特征对翻译理解与选择表达具有制约性，远非功能-目的和文本类型的定性划分就能解决，需要结合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对其作出普遍原理性认识或给予规律性表征。针对应用文体特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方先生提出“体中有体”和“分而治之”观。在微观研究层面，方先生（1992a，b，1999，2002a，b，c，2013a，b）着重对科技文体翻译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为了达到科技英语信息内容的传达要求“准确性、客观性、逻辑性、严密性、连贯性、简明性”，他提倡科技英语翻译要建立一整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用有限的规则作为出发点，演绎产生许许多多合乎语法规则的结构模式；对模式认识得越深刻，发掘得越多，就越需要我们去找到更多的相应的翻译模式。方先生有关形式化演绎系统的“结构模式”观对应用文本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目前许多经验性翻译实践研究论文正好缺乏这种归纳与演绎并举的结构模式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上，他提出基于策略论的中观理论范畴的认识。从理论发生论看，策略的形成是针对特定类型的文体特征或实践问题衍生出来的具有一定普遍原则性的规约性表述，不同的文体特征所形成的翻译实践问题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策略，策略是由特定客体价值属性决定的主观原则规约，从属于目的论原则。方先生在中观理论范畴认识中专文论述了策略的理据、要素、特征、构成与分类。

4.对应用翻译理论苑畴体系内在逻辑关系的独特认识

在中西翻译理论研究中，研究者们倾向于将“原则”概念与具体实践直接对应起来，如奈达的“功能/动态对等”及我国传统理论原则“信、达、雅”等。不管是自己的翻译实践，还是评价他人的译文，不少人都根据这些原则直接对译文作出主观印象性评说。这一倾向使得懂外语的人都可以用这些概念写上一两篇有感而发的文章。翻译文章汗牛充栋，其原因在于相当多的作者并非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长期深入的研究者，而是来自其他研究领域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士”。翻译学科领域需要一批长期坚守阵地的理论研究者和方向导引者才能将译学体系研究推向纵深发展，解决不同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科学系统地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区间性规律。

方先生（2002b，2011，2013a，b）在翻译学体系研究中坚持了辩证逻辑观，创新性地阐释了中观理论范畴。他认为应用翻译研究可在相互联系的宏-中-微观理论范畴层次上展开，并作了上下贯通的详细阐释：宏观理论研究翻译的本质问题，包括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宏观理论催生中观理论，即新的策略、模式、方案、框架，而新的策略、模式、方案、框架反过来又丰富宏观理论认识；中观理论在体系中承上启下，上有宏观理论为依据，下有微观理论为支撑，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具体技法加以实施；中观理论由下层理论的翻译技法的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形成，中观理论的策略和模式的运用和实现要求有适当的翻译技法即微观理论的支持，技法又是中观理论作用于实践的桥梁；技法植根于翻译实践，可根据一定的学理总结经验而得。他进而指出，“宏观理论需要中观理论的过度才能向实践靠近，中观理论又是下层理论的媒介，微观理论对上层理论有反馈作用。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方先生（2013a，b）对翻译策略构成要素的认识是独到的，具有重要的体系建构与应用指导意义。他指出，翻译策略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的集成，四者相辅相成，互有影响；思路与某种宏观理论一脉相承或由翻译经验引发，途径是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方式是达到目标的具体手段，程序是达到目标的先后次序。从功能特点看，他认为策略具有衔接性、实践性、开放性、可复制性。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理论推导而出，也可由微观技巧的综合与归纳，加以范畴化、概念化。经过范畴化和概念化之后的翻译策略是可复制的、可传授的，成为翻译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方先生从学理上强调任何翻译策略都有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他将翻译策略分为条件型、选择型和组合型三大类，并结合中外翻译研究者提出的相关理论概念进行了概说。这种理论创新认识既有系统思想的思辨性特点，又有范畴化的方法论特点，因为任何一个理论若呈孤立的理论形态，而无上下贯通的辅助性理论范畴的支撑，就是不完备和不足的。

方先生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上下贯通的理论范畴体系观对深化和拓展应用翻译体系研究以及对特定文本理论范畴的体系性建构都具有指导意义，和我的相关研究具有共同的学理性。我在旅游指南英译研究中提出在目的-需求论宏观原则之下突出中观的“主题信息”的策略原则范畴，包括“特色性信息突出、观赏性信息突出、怡情性信息突出、知识性信息突出”4个次则（曾利沙2005，2006）；在微观实践研究层次对文字进行属性界定和性质概括，区分8种文本信息性质：事实信息（包括历时与共时性信息）、描述信息、评价信息、风格信息、文化信息、美学信息、召唤信息、提示性信息；其后，又辅以10条准则和相应的方法论规则（曾利沙2007）。这样，对任何多样性和复杂性文本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可以在宏-中-微观层次上展开，使其具有可阐释性、可描述性、可推论性、可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至此，我们可将方先生有关应用翻译体系研究的系统思想和特点总结概括并加以阐发如下：

图1 方梦之应用翻译体系研究的系统思想与特点

5.结语

方先生在他有关普通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性发展的回顾和述评中（方梦之1988，1991，1992，1996，1997，1999，2002a，b，c，2006，2012），体现出深邃的系统性认识与辩证逻辑范畴观以及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问题-解决导向的多维视角，对翻译学理论的科学系统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进一步深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