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任何一个健康、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构成体系中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其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日渐凸显，但是，无论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自身对“中产阶级”本身的认知都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之处。通过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实际调查，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中产阶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应有的价值，以推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关键词] 中国社会；中产阶级；阶级地位；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9109

[收稿日期] 2014-03-22

[作者简介] 金玉，女，朝鲜族，韩国延世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首尔120-749）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此后，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中产阶级的诸多问题，关于中产阶级的学术研究也逐渐热络起来。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之所以备受关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日渐发展与壮大，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阶层，是一个具有积极进取精神与优良道德品质的群体，可称之为当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诉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代社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确立一个衡量中产阶级的普适标准，即便是中产阶级自身也极度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这种现状，一方面不利于中产阶级自身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产阶级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笔者认为，确定中产阶级的存在意识，就必须首先明确中产阶级的划定标准；而要确立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对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阶级意识进行深入了解。

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更体现在其阶级意识的确立上。从本质上说，只有主观的阶级意识和客观的阶级地位相一致才能形成真正的阶级。本文将通过对中产阶级的规模及其构成的研究，挖掘出其应有的阶级意识，以便强化中国中产阶级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展现其社会价值。

一、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构成

探求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构成要素，首先需要确定如何区分中国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但是，国内外现在还没有一个用于区分阶级的普适标准。因此，划分阶级的标准会因研究者的理论背景与学术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生产关系、劳动分工、权力等级、分配制度作为区分阶级的四个变数。详见表1：

根据上述四项变数，参照《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简称CGSS）》1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将阶级做如下分类，如表2所示。如果把阶级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与下层五个等级，上层阶级包括高级干部、高层经理人员和大企业家等社会角色；中上层阶级包括中级干部、中级管理人员和中小企业家等社会角色；中中层阶级包括专业技术者和个体工商户等社会角色；中下层阶级包括一般公务员和一般办事人员；而服务业和产业劳动者则属于下层阶级。将专业技术者归属在中中层阶级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权力阶层的地位远高于技术人员。

各阶层的规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表3）。上层阶级所占比重为7.5%，中上层阶级为16.9%，中中层阶级为22.7%，中下层阶级为24.9%，下层阶级为28.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阶级构造呈现金字塔形状。我们认为，中上层阶级和中中层阶级就属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范畴，这两个阶层的比例合起来约占整个社会的40%。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结构，距离中产阶级占极高比重的钻石形阶级结构的标准还很遥远。

除上述标准之外，个人的收入水平也是划分阶级的重要依据。收入水平能够提供一个最直观、最客观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以收入的多少作为判定阶级的依据。对于如何设定收入标准这一问题，学界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以平均收入为基准，将整体收入水平分为五个等级。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2008年全国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处于“中间”程度，而这里所谓的“中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此，我们将年收入在1.5万元到3万元之间界定为“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将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数，那么中国的阶级分布则如表4所示。

综合起来看，同时符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要素的阶级所占的比率，要低于上文所分析的只符合职业要素的阶级所占的比率。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下层阶级所占的比率要高于同时符合两个要素的阶级所占的比率。其原因在于，在中国与职业相对应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并不一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教师、医生、律师等职业拥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和社会评价，经济收入也相应较高。但是在中国，这些职业的经济收入非常低。而在下层阶级中，职业威信高低与经济收入多少成正比。因此，如果将经济收入列为参照值，那么很多人都将被排除在中产阶级范围之外，而同时符合两个要件的中产阶级只约占整个中国社会阶层的29%。

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在各领域的分布如表5所示：中产阶级在国家行政部门中分布最广，其次是个体职业者。特别是国家行政部门中的中产阶级几乎占据了中国社会所有中产阶级的一半左右。这与中国当下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国家行政机关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国家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自然拥有更多获得物质资源的机会。但颇为讽刺的是，集体部门与国家行政部门虽都属于公有制，但是集体部门的地位却日渐弱化，甚至面临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深化。但是集体企业的改革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经济收益欠佳的集体企业纷纷转轨，甚至被转卖为个人所有。因此，城市中的集体企业大多已变成了私营企业，以至于在当前的中国城市中几乎已经看不到集体企业的身影。而我们统计材料中的集体企业大部分是乡村企业。在中国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本来属于农村的区域被归入城市，乡村企业也进而被归入城市的企业。因此，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比率在集体部门中的比率最低。

从个体领域中的中产阶级分布来看，同时符合职业要素和收入要素的中产阶级的比重远远低于只符合职业要素的中产阶级。个体领域的中产阶级即私营企业主阶层，主要都是个体工商业者。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载资料来看，这些个体工商户几乎占据了整个社会私营企业的91%，其中不雇佣员工的私营企业占71%。他们虽然被划为中产阶级阶层，但是其收入水平与下层阶级差距不大。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进以个体工商业者为主要对象的医疗保险与减税等政策，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主要基于其阶级成员对其所属阶层的强烈认同感，并将自己所处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同时，这种身份认同只有借助其行动表现出来，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换言之，阶级主体首先要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并认为其他阶级的利益追求是不正当的，为了反对其他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且实现自身利益而试图运用政治手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形成了阶级意识。[1]（324～327）吉登斯区分了“阶级认知（class awareness）”和“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两个概念，阶级认知意味着阶级成员之间保持相似或相近的态度和信念，并由此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而当认识到与自己持有不同态度、信念以及生活方式的阶级存在时，阶级意识就形成了。[2]（107～117）即使处于同一客观位置的社会成员，也可能会根据心理上等同视之的阶级范畴，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取向。因此，我们会根据客观基准去认识和把握阶级的内涵，同时也将阶级意识因素考虑在内。

通常来说，阶级意识是通过阶级归属意识而进行判断的。阶级归属意识是通过罗列各种阶级要素，并在其中选择与自己相一致的阶层的方法来判断和把握的。被调查者的阶级归属意识分布如表6所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将阶级分为下层阶级、劳动阶级、中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中上层阶级、上层阶级六个级别，其中选择“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所占比率最高，将近30%，其次为“下层阶级”。

从整体上看，大多数的被调查者把自己归属于除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之外的其它四个层级，这和韩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体现出的阶级归属意识集中到“中产阶级”的现象不同。通常，中产阶级归属意识被看作是社会稳定化的指标，中产阶级的归属意识越强，社会的稳定系数就越高。虽然在现有的阶级范畴内，选择中产阶级的人数比重确实比较高，但是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很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归属意识就已经超过了80%；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中产阶级的认同感甚至超过了90%。[3]（241～268）由此可见，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有30%的阶级归属意识离“安定社会”的距离还很遥远。

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归属意识较弱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现状息息相关。特别是我们在进行实践调查的过程中，大部分的被调查者甚至根本没有关于中产阶级的任何认知。这一现状说明，“中产阶级”这一词汇在中国还没能成为一个大众化的用语。接触过“中产阶级”这一词汇的社会成员，大多是通过商品广告获知的。但是，多数销售者将中产阶级的形象做了夸大宣传，并使得大众对中产阶级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因此，将自己判定为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绝大多数是消费水平非常高的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而这些将自己看成是中产阶级的人究竟是真正具有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意识，还是单纯地表现出了一种“中间”的意识，对此，我们很难做出判断。

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客观阶级和主观阶级之间是相互背离的。相对而言，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范畴内的社会成员有将自己判断为更低阶层的倾向，即本来应归属于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社会成员却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而大多中中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则能够将自己的阶级归属和自己的客观地位统一起来，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与此相反，下层阶级通常会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客观地位，甚至认为自己属于上层或中上层阶级。下层阶级所具有的这种阶级身份认同特点，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为接近中产阶级的经济收入，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社会客观地位。另外，上层阶级故意将自己看低的倾向与中国人“不显富，不露财”的隐秘心理有关（表7）。

中国社会各领域中产阶级的阶级归属意识如表8所示。客观上属于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中没有一个将自己视为上层阶级的。而认为自己是中上层阶级的被调查者中，在国家行政部门从业的人数最多。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分布情况来看，国家行政部门和（包括私营和个体在内的）私营企业主的比率分别为46.4%和49.2%，相对而言，私营企业主的比率略显高些。而在国家行政部门从业的政府职员中具有更多中上层阶级归属意识的现象说明，在当下的中国，与经济资本相比，组织资本的潜力更大。

那么，中国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呢？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没有相应的问题设置，在此我们对被调查者的现场采访记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表9所示。根据可重复选择的结果显示，40人中有35人选择了收入水平，其次选择了生活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判断阶级归属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生活水平的高低，而职业和学历的重要性往往被消解了。

由上表可见，在所有选项中，家庭背景所占比重最小，这表明由于中产阶级是靠自己个人的能力维持生活的，所以世袭性因素对他们阶级地位的确立不具备决定性意义。对于采访中“你认为自己到达现在所处地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自己的努力”。但是家庭背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个人努力”居首位，其次是“个人性格”，第三位即是“家庭背景”（图1）。在阶级边界不明确的中国，讨论阶级的封闭性还为时过早，但是“家庭背景”作为重要因素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在中国，和中产阶级同样备受大众瞩目的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这两个新词语甚至已经被载入《百科辞典》。同时，与“富二代”对应的“穷二代”一词也新近登场。在这种现状下，未来中国社会能否实现“中产阶级化”，或者中产阶级是否会最终消失，从而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在上述获得阶级地位的判断因素中，“家庭背景”占据第三位，这表明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建构中，政治权力和特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持续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极大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精英仍然是最大的受益群体。引入市场机制后，虽然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市场是在既有的权力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享有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仍然能够优先获得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我们无法否认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但出身于劳动者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中国中产阶级敢于直视自己无权的社会现状，并因此更加依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是当今中国的一种良好的社会现象。

在发达的西欧社会，职业和学历被看成是区分社会阶层的核心指标，这是因为市场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也同样依赖于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价值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认可和肯定与职业和学历密切相关，人们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是通过职业获得的。除此之外，职业与社会名誉、权力等也紧密关联。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评价体系。而在中国，职业和学历虽被用作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性指标，但在中产阶级的意识中，它们绝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正处于形成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政治性因素对构建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不断被弱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型阶级结构正逐渐替代过去依靠政治身份、户籍等为参照系数的结构。虽然职业在中产阶级的认知中还不是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职业成为区分阶级的客观因素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接受我们调查的一位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自己现有的职业并不满意。外资企业是中国国内企业中年薪最高且工作环境相对优越的工作岗位，但是到45岁就必须退休，而且不能升职至高层，这样的情况，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他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听过一句话，“只是职业种类不一样而已，地位上并无差异”，当时社会贫富差异较小，生活水平也相当，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较高。但是现如今，职业的选择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生活就能够有保障，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从事公务员工作。在“单位福利”已经被逐渐消减的现今中国社会中，职业的优劣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现在人们希望从事的职业中，居首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单位，即进入到国家体制内部就业仍是大多数择业者的优先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并稳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经历中国社会体制转变后，中国社会也在重新进行职业认知。职业对生存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同时人们对学历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对子女教育的期待如图2所示。

由上图可见，约60%的被调查者都主张子女必须拥有本科学历，而期望子女拥有硕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30%，希望子女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13%。从被调查者本人的学历来看，四年制大学本科毕业者占45%，硕士学位获得者占26%，博士学位获得者占13%。被调查者学历偏高的现象说明，职业的地位和学历高低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大。因此，在中产阶级的主观认识中，即使学历不是判断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准，也无法漠视学历因素对提高阶级地位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社会中，学历因素无法在评定阶级层级中占有较高地位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阶级间的学历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如图3所示：

通过考察中国社会各阶级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可以发现，阶层越低，受教育时间越短。上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平均时间为14年。全部被调查者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9年，这相当于初中毕业。换言之，现在中国社会的个人平均学历非常低，即使被划为上层阶级，受教育程度也不过是专科毕业水平而已。从整体上看，在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难以将学历作为区分阶级的基准。不仅如此，很多人的大学学历是在成为干部或管理人员之后，通过在职教育获得的，因此难以在统计中进行明确区分。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他们在成为社会精英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社会精英的资格。

三、结论

综上分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主观阶级归属意识和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往往相互背离。所属的层级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客观阶级地位看低；越是处于下层阶级的社会成员，却反而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层级。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约占整个中国社会的29%，且主要集中于国家行政部门。这说明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比体制内中产阶级的发展要受到更多的限制。笔者认为，为了促进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体制内人员享有的社会保障也应该分一部分供体制外人员享有，以促进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与公平。

实际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必须积极帮助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社会成员常常主要以收入多少为依据来判断中产阶级的归属，这种认识将误导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甚至导致中产阶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因为，中产阶级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富有的代表，而应该是在“先富起来”之后积极回报社会、并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阶级，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Mills， C. Wright（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Giddens， Anthony（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Row.

[3][韩]金柄助（2000）：《韩国人主观阶级意识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韩国社会学第》，34辑夏季版。

[责任编辑 郭玉玲]

在上述获得阶级地位的判断因素中，“家庭背景”占据第三位，这表明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建构中，政治权力和特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持续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极大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精英仍然是最大的受益群体。引入市场机制后，虽然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市场是在既有的权力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享有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仍然能够优先获得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我们无法否认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但出身于劳动者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中国中产阶级敢于直视自己无权的社会现状，并因此更加依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是当今中国的一种良好的社会现象。

在发达的西欧社会，职业和学历被看成是区分社会阶层的核心指标，这是因为市场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也同样依赖于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价值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认可和肯定与职业和学历密切相关，人们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是通过职业获得的。除此之外，职业与社会名誉、权力等也紧密关联。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评价体系。而在中国，职业和学历虽被用作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性指标，但在中产阶级的意识中，它们绝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正处于形成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政治性因素对构建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不断被弱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型阶级结构正逐渐替代过去依靠政治身份、户籍等为参照系数的结构。虽然职业在中产阶级的认知中还不是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职业成为区分阶级的客观因素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接受我们调查的一位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自己现有的职业并不满意。外资企业是中国国内企业中年薪最高且工作环境相对优越的工作岗位，但是到45岁就必须退休，而且不能升职至高层，这样的情况，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他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听过一句话，“只是职业种类不一样而已，地位上并无差异”，当时社会贫富差异较小，生活水平也相当，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较高。但是现如今，职业的选择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生活就能够有保障，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从事公务员工作。在“单位福利”已经被逐渐消减的现今中国社会中，职业的优劣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现在人们希望从事的职业中，居首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单位，即进入到国家体制内部就业仍是大多数择业者的优先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并稳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经历中国社会体制转变后，中国社会也在重新进行职业认知。职业对生存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同时人们对学历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对子女教育的期待如图2所示。

由上图可见，约60%的被调查者都主张子女必须拥有本科学历，而期望子女拥有硕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30%，希望子女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13%。从被调查者本人的学历来看，四年制大学本科毕业者占45%，硕士学位获得者占26%，博士学位获得者占13%。被调查者学历偏高的现象说明，职业的地位和学历高低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大。因此，在中产阶级的主观认识中，即使学历不是判断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准，也无法漠视学历因素对提高阶级地位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社会中，学历因素无法在评定阶级层级中占有较高地位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阶级间的学历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如图3所示：

通过考察中国社会各阶级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可以发现，阶层越低，受教育时间越短。上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平均时间为14年。全部被调查者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9年，这相当于初中毕业。换言之，现在中国社会的个人平均学历非常低，即使被划为上层阶级，受教育程度也不过是专科毕业水平而已。从整体上看，在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难以将学历作为区分阶级的基准。不仅如此，很多人的大学学历是在成为干部或管理人员之后，通过在职教育获得的，因此难以在统计中进行明确区分。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他们在成为社会精英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社会精英的资格。

三、结论

综上分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主观阶级归属意识和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往往相互背离。所属的层级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客观阶级地位看低；越是处于下层阶级的社会成员，却反而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层级。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约占整个中国社会的29%，且主要集中于国家行政部门。这说明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比体制内中产阶级的发展要受到更多的限制。笔者认为，为了促进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体制内人员享有的社会保障也应该分一部分供体制外人员享有，以促进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与公平。

实际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必须积极帮助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社会成员常常主要以收入多少为依据来判断中产阶级的归属，这种认识将误导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甚至导致中产阶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因为，中产阶级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富有的代表，而应该是在“先富起来”之后积极回报社会、并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阶级，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Mills， C. Wright（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Giddens， Anthony（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Row.

[3][韩]金柄助（2000）：《韩国人主观阶级意识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韩国社会学第》，34辑夏季版。

[责任编辑 郭玉玲]

在上述获得阶级地位的判断因素中，“家庭背景”占据第三位，这表明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建构中，政治权力和特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持续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极大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精英仍然是最大的受益群体。引入市场机制后，虽然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市场是在既有的权力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享有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仍然能够优先获得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我们无法否认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但出身于劳动者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中国中产阶级敢于直视自己无权的社会现状，并因此更加依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是当今中国的一种良好的社会现象。

在发达的西欧社会，职业和学历被看成是区分社会阶层的核心指标，这是因为市场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也同样依赖于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价值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认可和肯定与职业和学历密切相关，人们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是通过职业获得的。除此之外，职业与社会名誉、权力等也紧密关联。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评价体系。而在中国，职业和学历虽被用作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性指标，但在中产阶级的意识中，它们绝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正处于形成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政治性因素对构建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不断被弱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型阶级结构正逐渐替代过去依靠政治身份、户籍等为参照系数的结构。虽然职业在中产阶级的认知中还不是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职业成为区分阶级的客观因素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接受我们调查的一位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自己现有的职业并不满意。外资企业是中国国内企业中年薪最高且工作环境相对优越的工作岗位，但是到45岁就必须退休，而且不能升职至高层，这样的情况，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他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听过一句话，“只是职业种类不一样而已，地位上并无差异”，当时社会贫富差异较小，生活水平也相当，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较高。但是现如今，职业的选择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生活就能够有保障，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从事公务员工作。在“单位福利”已经被逐渐消减的现今中国社会中，职业的优劣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现在人们希望从事的职业中，居首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单位，即进入到国家体制内部就业仍是大多数择业者的优先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并稳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经历中国社会体制转变后，中国社会也在重新进行职业认知。职业对生存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同时人们对学历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对子女教育的期待如图2所示。

由上图可见，约60%的被调查者都主张子女必须拥有本科学历，而期望子女拥有硕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30%，希望子女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调查者约占13%。从被调查者本人的学历来看，四年制大学本科毕业者占45%，硕士学位获得者占26%，博士学位获得者占13%。被调查者学历偏高的现象说明，职业的地位和学历高低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大。因此，在中产阶级的主观认识中，即使学历不是判断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准，也无法漠视学历因素对提高阶级地位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社会中，学历因素无法在评定阶级层级中占有较高地位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阶级间的学历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如图3所示：

通过考察中国社会各阶级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可以发现，阶层越低，受教育时间越短。上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平均时间为14年。全部被调查者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9年，这相当于初中毕业。换言之，现在中国社会的个人平均学历非常低，即使被划为上层阶级，受教育程度也不过是专科毕业水平而已。从整体上看，在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难以将学历作为区分阶级的基准。不仅如此，很多人的大学学历是在成为干部或管理人员之后，通过在职教育获得的，因此难以在统计中进行明确区分。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他们在成为社会精英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社会精英的资格。

三、结论

综上分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主观阶级归属意识和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往往相互背离。所属的层级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客观阶级地位看低；越是处于下层阶级的社会成员，却反而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层级。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约占整个中国社会的29%，且主要集中于国家行政部门。这说明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比体制内中产阶级的发展要受到更多的限制。笔者认为，为了促进体制外中产阶级的发展，体制内人员享有的社会保障也应该分一部分供体制外人员享有，以促进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与公平。

实际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必须积极帮助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社会成员常常主要以收入多少为依据来判断中产阶级的归属，这种认识将误导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甚至导致中产阶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因为，中产阶级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富有的代表，而应该是在“先富起来”之后积极回报社会、并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阶级，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Mills， C. Wright（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Giddens， Anthony（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Row.

[3][韩]金柄助（2000）：《韩国人主观阶级意识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韩国社会学第》，34辑夏季版。

[责任编辑 郭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