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玲,徐 岚

(淮海工学院 国际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一、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

2004年,胡庚申提出了“译者中心”论，认为译界公认的、翻译终极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流程关系中,只有译者对于翻译过程才具有主导作用,是中心[1]。此论一出,经常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有人指出,译者不应作为“中心”出现,而应成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成员[2]。还有人认为,“译者中心”论这种提法过于简单,容易引发误读[3]。还有人提出:“过于强调译者在翻译适应选择行为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不但否决了文本的生命权,忽略了其他主体的权力,还忽略了翻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与生态伦理相悖。”[4]

对于各种争议,胡庚申及时做出回应,他指出译者只是在翻译过程中、即“译事中”的中心,并非“翻译生态”的中心。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尽管译者是“翻译群落”中的一员,与“翻译群落”中的其他成员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但其他成员都不直接参与翻译过程,都不具体实施翻译行为。因此,只有译者,才能够通过具体的翻译实践实现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译者中心”论的目的是把译者推向前台,从而更加自重自律,译有所为[5]。胡庚申强调,译者主导翻译过程、协调“三者”(作者、译者、读者)关系,践行生态理性,落实“四合”(合理、合法、合情、合意)规范,对话一切“他者”,其“中心”地位无可替代[6]。

笔者发现,学者在质疑“译者中心”论时,忽视了生态翻译学框架里对译者的诸多限定因素,而只是抓取了“译者中心”这一论点进行解读。笔者在下文将先简单梳理译者主体性的限制因素在翻译研究史上的变化,再重点论述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限制因素。

二、译者主体性的限制

我国的翻译学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模式阶段、结构主义模式阶段、后结构主义模式阶段的发展过程[7],译者主体性曾由抑制到张扬,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于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也随之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翻译研究基本处于语文学的模式下。在这一阶段,翻译学研究受古典美学及文论的影响,翻译被更多地认为是灵感和天赋的体现,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的逐步引入,翻译研究摆脱了之前的神秘感,朝着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向飞速发展,其中尤金·奈达和彼得·纽马克的翻译论在国内传播最广。到了后结构主义阶段,随着西方文论的解释主义哲学转向,翻译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此时,译者主体性得到了无限的张扬,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可能的,都是合理的。此时的翻译标准是多元的,译者的主体性是张扬的,“原文”这一限制已经瓦解,甚至有研究者直接用了“忠实”的反义词“叛逆”作为翻译标准,指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叛逆者之一就是“译者”[8]。详见表1。

表1 译者主体性限制的发展过程

三、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限制

毋庸讳言,译者主体性的无限张扬和“叛逆”是不可取的,破除原文文本中心论,并不是要破除原文文本,翻译活动是一种对话中意义生成的过程,但并非生成任何意义都可以,优秀的译文必须加以理性的控制。这个时候,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论难免让人警惕,各种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6],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译者中心”论的提法，貌似张扬译者的主体性,实际上是对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一种反拨,它在突出译者重要性的同时,提高了译者自身的素养和责任感。“译者不仅需要‘自重’,还需要‘自律’,特别需要‘他律’,可见对译者的相应的‘制约’机制也就很有必要了。”[9]事实上,在提出“译者中心”的同时,生态翻译学也包括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

胡庚申认为,翻译理论对译者的制约大体有两种:“事前预防”和“事后追惩”。简单地说,“事前预防”是指翻译理论中对翻译的种种防范的“法规”“限制”与“标准”;“事后追惩”是指译事之后对译文的评判与处理。

(一) “事前预防”与生态理性

如前文所分析,起“事前预防”作用的“法规”“限制”与“标准”都强调对原文的“忠实”或“对等”,仿佛给译者套上紧箍咒,让译者“带着镣铐舞蹈”,纠结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永恒难题中。而在生态翻译学框架内,给译者的“事前预防”不是原文,也不是读者的反应,而是翻译“生态理性”,是类比自然生态而提出的在各种因素之间追求平衡的一种理性。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由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有关联性、相似性和同构性,胡庚申类比自然生态,把翻译生态的理性特征概括为:(1) 注重整体/关联;(2) 讲求动态/平衡;(3) 体现生态美学;(4) 关照“翻译群落”;(5) 倡导多样/统一[10]。这“五大”生态理性,是建构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宏观指导理念。而在微观层面,对于译者最具有“事前预防”意义的应该是翻译伦理。

类比生态伦理,针对翻译实际,胡庚申提出了生态翻译学中翻译伦理的几个基本原则:“平衡和谐”原则、“多维整合”原则、“多元共生”原则、“译者责任”原则[9]。

所谓的“平衡和谐”原则,指的是综合因素的整体平衡和谐。翻译行为中的译者,要致力于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要和谐处理翻译生态系统诸“者”(即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等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其它人员)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考虑到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等多方因素的协调与平衡。

“多维整合”原则提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这一翻译新标准,指的是为实现译文在译语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和“长存”所追求的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多元共生”原则强调,如同自然生态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不同译本应该共生共存,不同的翻译文本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断进化发展。

“译者责任”原则是相对于“他者”的责任而言的,主要指译者要在翻译过程、翻译行为以及整个翻译活动中“负全责”,统筹协调“翻译群落”(人)、“翻译环境”(境)、“翻译文本”(文)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全责”来体现“人、境、文”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

综观这几大“翻译伦理”原则,除了平衡、和谐、多元等类同于自然生态的等关键词之外,“译者责任”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这也是“译者中心”论的核心之一。笔者认为,译者要树立起“负全责”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事前预防”,在译文定稿后,译者对其质量必须负全责,不可以推脱到原作者的表达有问题或者读者解读不够或者有其他因素干扰等,一切都是译者自己所做的“适应性选择”。

(二) “事后追惩”与适者生存

“事后追惩”是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由译者能动地去作适应性的选择。然而在译事之后,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法则,对译者的选择做出再次选择和仲裁。

可是,译文已然产生,即所谓“木已成舟”,这“事后追惩”的意义何在呢?实际上,译文产生之后,其生命才刚刚开始,要生存下去,必须被读者、译评者所认可,否则,译文的生命即会终结,译者的生存与发展也难以为继,“适者生存”是自然生态的法则,同时也是翻译生态的法则。

关于“事后追惩”“适者生存”,关于译者的生存发展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胡庚申曾做出了详尽的分析[6],详见图1。

图1 译者翻译与译者生存/发展之间关系示意图

由图1可见,译者作为“中心”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将会在“事后”再次做出选择和仲裁,这一点对实施“译者中心”翻译理念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译者,这是非常重要的限制因素。

四、结语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确实是“中心”,因为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所有的选择都是译者本人做出的。但是,译者在翻译时并不可以为所欲为,相反,译者要受到“事前预防”和“事后追惩”两种模式的限制。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起“事前预防”作用的法则是翻译生态理性中指导微观翻译实践的“翻译伦理”几大原则,尤其是“译者责任”原则,能对译者能起到很好的“事前预防”作用。“事后追惩”对译者的限制是“适者生存”,其对译者的限制作用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5):10-16.

[2] 冷育宏.生态翻译理论下译者真的是中心吗?——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上海翻译,2011(3):71-75.

[3] 王宏.生态翻译学理念考辨[J].上海翻译,2011(4):10-11.

[4] 陈水平.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中国翻译,2014(2):68-73.

[5] 胡庚申.关于“译者中心”问题的回应[J].上海翻译,2011(4):7-9.

[6]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29-35.

[7]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8] 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30-37.

[9]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0]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11):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