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栏 正在深化的亚太发展竞争

亚太地区安全争端，动力并不是主权意识突然高涨，而是国家经济贸易利益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安全话题日益突出，无论传统媒体，还是体现公众关切焦点的社交网络，各种有关安全问题的新闻和评论充斥。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中美、中日及美俄等大国关系变化而发生的态势调整，再则是亚太国家因海洋主权和权益争议而产生的对抗氛围。这些变化似乎给人们一个印象，即过去40年来亚太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为核心的国家竞争已经退居第二位，而亚太国家间政治的重点未来已转到安全方面。这是一种严重误导和错误的认识。

经历过60、70年代对外政策大转型时期的人应都记得，“准备打仗”曾是朝鲜战争以后长期的国家战略最高指导；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冷战和中苏对抗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策的根本重点是以大规模战争准备为主要基础的，一度甚至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提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很自然，一切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都深刻地打上了战争社会的烙印：资源向军事国防部门倾斜，国防力量的建设注重现有科技和财政条件下的立即的战争需求，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理念和体制呈现普遍的军事化特点，等等。然而，就在这段时期，全球经济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基于新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欧美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在二战后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错失了这种发展的历史机遇。

在很大程度上，勃兴于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对安全和发展问题作出反思后的产物，按照中国公众熟悉的传统提法，新的国家战略将“和平与发展”界定为新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发展竞争成为各国内外政策的重心，而且逐步获得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新特征，这种竞争已经发展为产业结构和社会自我完善的长期竞赛。正是由于这种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点的国家竞赛塑造了今日的亚太力量格局，也为目前的亚太国家博弈提供了真正的澎湃动力。

亚太发展竞争说到底是各国内部社会发展的全面竞赛，也是事关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竞赛。

新时期的亚太发展竞争有两个全新的时代特点。首先是，过去那种绝对零和与排他的观念不再适用。过去40年来亚太国家间强劲的经贸联系使无论像中美和中日这样的大国，还是大国与周边的中小国家之间，在事关国内稳定和国际竞争力的经贸利益方面互相嵌入，经济的全球化使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不可能再奉行以邻为壑的传统政策。这使得大国和国家间安全关系在性质上和形式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念也相应发生了连带的变化，已经没有国家可以设想一种基于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与发展战略。

今日亚太激发安全焦虑的诸多事件，比如围绕海洋主权和权益问题的争端，其背后的动力正是过去数十年发展和经贸竞争的延伸，而不是历史上安全问题的重现。目前的争端虽以海洋主权和海洋法权益为焦点，说到底还是因海洋开发而带来的国家经济贸易利益。这些争端的缘由由来已久，其在现实的环境里得以发酵，占据国家政策很优先的位置，并非因为各国主权意识突然的高涨，而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能源和资源、贸易与持续发展方面，面临产业和贸易升级的亚太各国已意识到海洋的巨大发展潜力。

就传统的国防安全本身来说，以大国全面交战和军事入侵为主要特征的安全威胁正在消退，相反，随着像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兴起，传统的安全力量建设如不能充分考虑新威胁的性质与形式，即使再加大投入的力度，也将很难适应频谱广泛的新安全需求。冷战时代强大的美军输掉了越南战争，苏军则输掉了阿富汗战争，今天美国正在努力结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则是冷战后的新反例。这些例证中，强大的传统军事安全力量打赢了每一场战斗，却由于战略认识的错误而输掉代价极为高昂的战争本身。最为严重的是，错误的安全投资使亚太大国间经济与发展竞赛的格局和比例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汲取的国家战略教训。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竞争不仅是对外经贸政策的事务，还是与内部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致命领域。产业和经贸等硬实力的成长需要以社会的革新、整合和转型为基础，所以，正在深化的亚太发展竞争说到底就是各国内部社会发展的全面竞赛，也是事关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竞赛，认识不到这一点是不可能有效参与这一塑造未来的亚太发展大竞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