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 王茜

亲历埃博拉

实习生 / 王茜

在遭遇埃博拉病毒袭击的疫区工作的华人，选择了离开；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医疗专家救援队则踏入了这片重灾区。

8月11日，27岁的鲁赛特登上了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返回北京的飞机。这天，该国发现了第68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于2013年夏天被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聘用，去年10月被派驻塞拉利昂财政部担任高级经济师，为期两年。埃博拉的蔓延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撤离”这块遭到致命病毒袭击的疫区。

“事实上，外籍非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非常小，风险系数也很低，这次撤离，更多是迫于部分航空公司暂停往来埃博拉感染疫区航班的压力。”停飞，对鲁赛特来说，意味着他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正逐步与外界中断往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2014年2月，位于非洲西部的几内亚首先出现以发热、严重腹泻、呕吐和高致死率为特征的流行病疫情，之后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引发的急性高致命性出血症。接下来的四个月内，疫情迅速扩散至邻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

这是一种致死率高达90%的传染性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称，截至8月19日，遭到病毒袭击的西非四国有2240人确诊或疑似感染，死亡1229人，超过了半数。

“我们大大低估了这场埃博拉疫情的量级。”世界卫生组织说。

随着世卫组织拉响埃博拉疫情的“全球警报”，阿联酋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肯尼亚航空公司等大型国际航空公司相继宣布暂停往来埃博拉疫区的航班。肯尼亚政府于当地时间8月16日宣布，“为了公众健康”，将禁止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三国的公民入境。

自获知航空公司停飞消息起，在几内亚工作了三个月的某中资企业员工黄茹（化名）一直担心无法回国。8月10日，她费尽周折抢到回国的机票，历经27小时的飞行后，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可怕的埃博拉正在让疫区变成孤岛。

3月份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大规模暴发时，已在弗里敦工作了半年的鲁赛特疟疾初愈。这一消息让他颇为担忧。前往非洲之前，他曾注射了十几种疫苗来应对可能侵袭的霍乱等病毒，但没有一种疫苗能够应付埃博拉这种凶残的病毒。

埃博拉会经血液、唾液、汗水等体液及排泄物进行传播。截至3月底，几内亚境内已有80人死于该病毒。

为了应对埃博拉，鲁赛特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每天关注官方的疫情通报。他和同事们照常上班，包里增加了洗手液和消毒酒精。

“埃博拉袭击塞拉利昂”，这样的消息不断在耳边出现，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一段时间后，官方报告称：“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已得到控制。”鲁赛特长舒了一口气。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疫情还是以十分迅猛的姿态扑向塞拉利昂。5月26日，塞拉利昂首例埃博拉患者死亡。一周内，塞拉利昂因埃博拉病毒致死的人数达到12人。

本已放下心中石头的鲁赛特又忐忑不安起来。跟进疫情进展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对埃博拉疫情的进一步了解，鲁赛特不再像原先那么恐惧，他接受了“外籍非医务人员得病风险较低”的说法，不过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就怕万一。”他减少了前往附近村庄的次数，只在城市内活动。

7月27日，当首都弗里敦确诊首例埃博拉病例时，鲁赛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弗里敦街头，各个宣传栏里张贴着大量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宣传画；巡逻车的高声喇叭用不同语言宣传着防治病毒的常识；人们在进入公共场所之前必须用含氯的消毒水洗手方被允许进入。

鲁赛特和同事渐渐习惯了办公室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外出吃饭，他们会选择价格高但卫生安全更有保障的餐厅；当地人见面时握手问好甚至拥抱的习惯也被改掉，人们刻意保持着距离，相互点头致意。

此时，距首都弗里敦近300公里的塞拉利昂第三大城市凯内马，已成为一座被埃博拉阴影笼罩下的孤城。

这里是埃博拉疫情的中心地带，病毒似乎无所不在。通往这里的道路被驻军切断，昔日繁荣的商铺如今门庭冷落；在凯内马疫情防治中心和附近的村庄里，感染埃博拉的病人们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黄茹所在的中资企业在3月疫情暴发时撤走了驻几内亚的员工。经多次风险评估后，5月，黄茹和另一名同事被派遣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完成项目。

“当时我们都觉得埃博拉已经快要过去了。”黄茹说。但黄茹并未放松警惕。她的行李箱里塞满了长袖长裤，尽管当时科纳克里日均气温在25至30度。

在工作的三个月里，由于时常要与当地业主交流，黄茹包里一直备着免洗洗手液，“每天都会洗很多遍手”。在与他人握手、接过他人递过的钱币物品后，她都会将手反复搓洗消毒。

当地时间2014年8月15日，利比里亚，一名妇女在她丈夫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倒下后放声哭泣。

工作处的黑人司机对黄茹的行为非常不理解，这个“有洁癖”的中国姑娘要求他每天用消毒水擦车，并进行全身消毒。在这个非洲人看来，“埃博拉不过是政府的谣言”。

疫情暴发早期，西非疫区谣言漫天。偏远地区的人们始终坚信埃博拉“子虚乌有”。那些每天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在村庄里喷洒消毒水的医生被当地人认为是埃博拉传染的罪魁祸首。

“当地人其实更愿意找巫医去解决问题。”黄茹告诉《博客天下》记者。

随着埃博拉的蔓延和政府宣传力度的加大，目前，谣言在塞拉利昂基本绝迹。在凯内马，每天中午，一群理发师自发地举着宣传疫情防护的标语绕城而行。

但在其邻国利比里亚，一些居民依然对埃博拉的存在保持怀疑。

8月16日，首都蒙罗维亚的一间隔离所遭到冲击，人们高喊着“没有埃博拉”，举着木棒将病毒感染者劫出，还包括一些带血的衣物。截至8月13日，埃博拉在该国已令413人死亡。

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及西非恶劣的卫生条件。

新华社驻非记者林晓蔚5月初前往弗里敦进行采访，在他眼里，弗里敦神秘危险又活力四射：“视力所及的自然水域，除了大海，几乎全被污染，漂浮着各种垃圾和排泄物。”后者正是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有力载体。

三个月后，他再次造访弗里敦，尽管塞拉利昂已经拉响公共卫生警报，但环境并未得到改善。

“因为雨季，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脏水横流，被污染的海水和河水都在上涨。”林晓蔚告诉《博客天下》。

林晓蔚抵达的第一站是金哈曼路医院。7月31日，这家中塞友好医院确诊了一例埃博拉病例，与已故病人有过接触的7名中方医务人员全部就地隔离观察。

这家医院常常停水停电，做手术甚至需要打着手电照明。5月林晓蔚造访时，这家医院除手术室以外，甚至连妇科和外科都几乎没有一次性抗菌手套。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弗里敦较好的公立医院之一。

直到8月11日，中国援助塞拉利昂紧急医疗物资抵达，那些一次性防护服、手套、口罩、眼罩，成为当地医护人员对抗恶劣环境的有力武器。

鲁赛特3月底得疟疾时也曾在金哈曼路医院就诊，医院的恶劣条件让他瞠目—灯光昏暗，病房拥挤，设施简陋。在验血时，他甚至担心针头的卫生安全，“好在，是安全的。”

黄茹居住的是高档社区，与她同楼居住的还有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是整个科纳克里卫生条件最好的地带。然而，在她抵达的第一天，在房间里迎接她的是一只巨大的蟑螂。

黄茹曾去过一次中几友好医院，在她看来，这已经算是当地设施比较健全的医院了。然而，根据援非医生曹广的叙述，他曾亲眼目睹当地护士用烧开的矿泉水为患者冲洗腹腔；他也曾因手术服不够，光着膀子穿着日常服装进行手术。在科纳克里做第一台手术时，曹广因手套破损，被病人使用过的针头扎破了手。

恶劣的环境和医疗物资的匮乏，都是埃博拉在非洲疫区失控的原因。

黄茹和鲁赛特的航班离开疫区后，分别中转巴黎和比利时，最后降落在北京。他们已经习惯在上飞机前再进行一次简单的消毒，在中转地，手持体温测量仪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挨个进行了检测。

抵达北京后，经过简单的体温检测，黄茹见到了前来接机的单位领导，被告知最好进行一周的隔离。

鲁赛特则接着踏上回家的旅途，开始不知何时结束的“休假”。这场埃博拉病毒不只打断了他前往非洲东部旅游的计划，更重要的是，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

“很多即时性的工作无法远程操作，我只能处理一些长期项目。”鲁赛特一直期待着这场病毒能够尽早被控制住，令他可以返回弗里敦继续工作。

8月15日，“无国界医生”组织负责人乔安娜·刘在日内瓦的讲话中称，疫情可能需要六个月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有人离开，也不断有人进驻。

就在鲁赛特离开弗里敦一周内，中国疾控中心派出的三个公共卫生专家组陆续抵达疫区，协助防控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