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延安时期，尽管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里，依然感到愉快幸福，精神焕发。那时处处有歌声，人人露笑脸。剧团、文工团演出不断；歌声、秧歌舞到处开花；诗社、创作组遍布延安；绘画、木刻画，琳琅满目。各种文艺刊物先后多达30余种。边区和延安，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诗言志，歌永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们的精神愉快，往往通过某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林伯渠倡议成立的老同志的业余诗歌组织——怀安诗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诗社的诞生

1941年9月5日，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晴空如碧。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联名在延安交际处宴请延安六七十岁左右的诗翁墨客。赴宴的有边区参议员戚绍光、白钦圣、安文钦（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贺连城（时任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汪雨相、施静安、李丹生等10余人，其中有秀才5人，拔贡1人。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张曙时以及鲁拂民、朱婴（边区政府秘书）、吴缣（女）等也应邀出席作陪。此外，还邀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出席指导。宴会过半时，林伯渠提出，希望成立一个老同志自愿参加的业余诗社，借以相互联络，切磋诗艺。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那么，这个诗社叫什么名字呢？在共商诗社名称时，林伯渠说：“边区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使老者能安，少者能怀。”李木庵博古通今，他借《史记》中的“汉兴，孝文帝施大德，天下怀安”之意，说：“自抗战以来，延安为抗日民主的中心，光辉灿烂，如日方中，天下葵倾，万民拥戴。爱国志士，不畏艰险，不远万里而来，汇为革命洪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对日寇进行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卒能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奠国基于磐石，这不是天下怀安吗？”这一番话赢得了一阵掌声。经大家商讨同意，便将诗社定名为“怀安诗社”，并公推李木庵为社长，主持社务。林伯渠乘兴即席作诗《延水雅集》，包括七律、五律各一首，开唱了这个诗社的第一声。很快引来谢觉哉、董必武、叶剑英、朱婴、张曙时等11人对《延水雅集》的和诗30首。

怀安诗社的诞生，是延安文坛的一大盛事。9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这次老同志古体诗词爱好者的集会和怀安诗社成立的消息，说“闻者多称之为延水雅集”，以与古代的“兰亭雅集”媲美。

怀安诗社成立几天后，林伯渠到毛泽东处谈工作时提到此事。毛泽东说：已从报纸上看到了诗社成立的消息，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林伯渠提出希望毛泽东也能给诗社写一些诗时，毛泽东说：太忙，恐怕写不出来，你们写我看吧。果然，一直到1948年3月离开延安和陕北，毛泽东一首诗都没有写。

怀安诗社是一个群众性、业余性的文艺组织，没有什么章程、入社手续之类的规定，只要爱好诗词的，就算是诗社成员。诗社也没有固定的聚会时间，只要大家自愿聚谈，或三五人雅聚，或八九人论诗。它的骨干社员约有50余人，星散于各方，其中有不少人是老一辈革命家。

怀安诗社的宗旨是：适应一部分老同志所熟悉和掌握的古诗词形式和技巧，用以抒发革命情怀，描绘边区风光，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大业服务。

怀安诗社的发展很迅速。诗社成立不久，朱德、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积极响应，很快就有诗稿见寄。董必武远在重庆，闻讯后亦寄诗来，表示愿意参加怀安诗社。紧接着，续范亭（晋西军区副司令员）、熊瑾玎（重庆《新华日报》总经理）、钱来苏（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刘道衡等都有诗词投寄。就连在延安短期工作和学习的陶铸、陈毅、黄齐生（著名教育家）等，也都加入诗社，写出了好诗。在那样一个血火与热泪齐飞，斗志与战马偕鸣的时代，怀安诗社成了各方老同志抒发革命理想和战斗情怀的家园。

为了推进怀安诗社的创作，林伯渠和李木庵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定名为《怀安诗选》，并专门制作栏头，发表诗社的作品。1941年10月16日，刊出《怀安诗选》第一期，发表林伯渠、朱婴等的诗作8首。栏头下面注明通讯处为：边区政府秘书处吴缣转。1942年2月21日，刊出《怀安诗选》第二期，发表续范亭、李木庵等的诗作12首。

诗社的创作

怀安诗社诗作的题材很广泛，大凡与抗日战争、军民关系、边区建设、文化生活、生产劳动、人际关系、党和领袖有关的方方面面，都在诗词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

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貌，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人的抗日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热火朝天的生产和建设，是怀安诗社成员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钱来苏的《重到延安》，热情歌颂延安“旧邦改建新天地，百度端从大众谋”。李木庵的《陕甘宁边区普选》，抒写了人们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生动场面，昔日被地主老财们踩在脚下的庄户人，今天也能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人了。他的《论刑》，在与封建社会“峻法为统治，使民怜以伏”的对比中，反映了解放区以新道德、新思想，移风易俗、治国安邦的社会现实，“首宜谋教养，去贫与去愚，化邪为善良，四野臻坦途”。林伯渠的组诗《出巡纪游》（共14首），反映了边区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农业是“小米繁珠粒，大麻裹茨针”（《咸榆道中》）；“发动男耕与女织，开辟草菜增良田”（《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工业是“连绵三厂偎河山，织女如云投锦梭”，“鼓动烘炉铸万汇，铁流滚滚就泥沙”（《春游杂咏》）。商业是“翻新市集辟茶房，拥抱山川汇万商”（《茶坊新市场》）。李木庵写有《生产竞赛》《耕锄》《纺棉词》《纺毛词》《开荒曲》等，以形象性的艺术图画，雅俗共赏的风格，描绘了“生产阵前激战开，几多儿女看齐来”的沸腾场面，讴歌了大生产运动，抒发了解放区军民打破敌人封锁，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豪情壮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外，钱来苏、罗青、刘道衡等也都写有以歌颂解放区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诗。

南泥湾是大生产运动中开出的一朵奇葩。1942年7月10日，怀安诗社成员朱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一起参观游览了南泥湾。朱德总司令首先赋诗《游南泥湾》，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南泥湾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有似好江南”的富庶丰饶：“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嗣后，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或奉和，或自作，热情歌颂“兵农一身任”的南泥湾精神。林伯渠赞南泥湾“禾黍盈绿野，瓜菜满阡斑，地灵人亦杰，贸易兴阓阛。秋收喜在望，丰年乐未悭。岂仅军粮足，更可舒民艰”。（《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吴玉章的诗在描写南泥湾丰收景象的同时，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朱德，“举世称朱毛。撑持我大局，整风健思想，经济求自足”。（《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续范亭的诗则赞颂和再现了南泥湾军民大生产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四方难民辟草菜，八方壮士斩荆棘”，“农场马场造纸厂，屯田畜牧兼工业。方圆百里虎狼区，一朝顿成资源窟”。所有这些歌颂南泥湾的诗，“景物咸罗列，字字见新奇”，字里行间流露着老一辈革命家对解放区军民奋斗、开创精神的钦敬和礼赞。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中华民族，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加上怀安诗人有的本人就是横戈马上，雄才大略的将领、军事家，所以，他们中不少人都以抗战为题材，热情讴歌抗日军民表现出来的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朱德的《赠同胞战友》，歌颂战斗在华北的八路军指战员：“北华抗战赖群雄，将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还我血流红。”感情慷慨悲壮，表现出一种必胜的坚定信念。另一首《我为陈毅同志而作》，歌颂了转战江南的陈毅带领新四军将士在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扰、掣肘下，奋勇杀敌，“尽收勇士归麾下，压倒倭儿入瓮中”。陶铸的《车队夜抵石板河》，抒发了民族仇，国家恨：“寇深祸亟已无家。”同时又表现了一种光复山河的豪情：“拼将热血灌春花。”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所以，送郎、送子、送战友奔赴抗日战场是当时常见的，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怀安诗社有些诗便是以“送出征”为题材的。1944年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李木庵赋《南征曲》一首，鼓舞士气：“为复汉家旧江山，不杀倭寇势不已”，“我师一过倭儿降，功成凯旋民主邦”。李木庵第4个儿子杰南曾随三五九旅南下，所以他又专门写有《寄儿》诗一首，鼓励儿子与战友们一道“挥戈直捣羊城贼，为国先驱海倭氛”。任锐的《送儿上前线》，写了儿子作为烈士遗孤的悲惨童年，与儿子别离时依依不舍之情，但最后仍称赞儿子“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佚名的《送夫出征东北》，先写自己独自一人生活的艰难：“三年孤病惯，万里信自浮。”但最后坚定地表示：“岂无别离绪，为国不能留。”

歌咏抗战的诗中，有一类是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郭子化的《行军山中》，表现了八路军指战员在崇山峻岭、坎坷崎岖中艰难跋涉的无畏精神。《月夜宿营书怀》，写了战士们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和“闻鸡起舞神方健，看剑思仇志弥坚”的杀敌豪情。佚名的《打游击》，描写了八路军的游击战“神威人莫测，一战扫搀枪”，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

怀安诗社另一类诗是诗友间日常的酬唱赠答，生辰的自勉、互勉，悼念死难烈士的诗。这类诗或是表现了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革命大家庭温暖亲切的人际关系，或是表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的人格风范和崇高品德。续范亭的《赠朱总司令》，既写朱德威震四海的英武的一面，又写其普通朴实的一面：“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写出了朱德的本色。他的另一首《延安五老》，赞徐特立“艰苦卓绝人中牛”，“摩顶放踵所不顾”；赞吴玉章“吴老聪明复睿智”，“热场如电多同感”；赞谢觉哉“先生理政务精敏，具体详尽最可贵”；赞林伯渠“胜任愉快政多宽”，“亲切有如家人父”；赞董必武“谠论一发四座惊，各党各派齐拥护”。这些诗以极大的感召力教育和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加强了革命根据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诗社诗的特色

怀安诗社的诗，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旧瓶装新酒”，以旧体诗的形式来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同时，怀安诗社中有些诗，又不囿于旧体诗的格律，而是借鉴甚至模仿民歌民谣形式，自由奔放，明白晓畅，在形式上更富于时代特点，更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李木庵的《开荒曲》《纺棉词》《纺毛词》，钱来苏的《吐苦水歌》都属此类。

怀安诗社诗人众多，每个诗人的诗作都带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这风格又都是他们内在人格的光辉体现。朱德的诗，如《寄南征诸将》《太行战地口占》《我为陈毅将军而作》等，充满着无限的生命抗争力。林伯渠的诗，如《答横槊将军》等，豪气勃发，激昂慷慨。吴玉章的诗，如《和瑾玎祝余七十寿》，气势恢宏，视野开阔。董必武的诗，意新语工、字斟句酌，显得很老练。谢觉哉的诗，常以古写今，庄谐并用，显得清丽绵密。徐特立的诗，叙事如数家珍，遣词雅俗共赏，令人感到亲切。钱来苏的诗，才气纵横，常能古为今用，又很自然。续范亭的诗，质朴自然，似粗非粗，似拙非拙，读后回味无穷。熊瑾玎的诗，平易近人，若风行水上，潇洒自如。总之，怀安诗社的诗作，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是一笔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又是能够给人以极高美的享受的艺术珍品。

怀安诗社的诗风，有鲜明的战争年代的特色，以雄浑、刚健、激越为主要风格。但是，因为诗人个性和题材的多样性，其艺术特色也是多样化的，产生了不少抒情细腻和状物婉约的诗作，但绝无无病呻吟和“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陶铸的“黄龙痛饮知何日，夜静难眠对月看”，郭子化的“雨霁空山月已偏，风清露冷院中眠”等诗句，熊瑾玎的“极目篱边菊，依然耐性寒。秋霜原可傲，积雪又何妨。叶败仍含翠，花残不该黄。况余根蒂好，还得吐芬芳”（《菊感》），都是很耐人寻味的佳句佳作。

诗社的结束

怀安诗社持续了差不多8年，社员多时有七八十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样的诗社，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它的作品，反映了战争年代的现实和革命者的心声，有许多成为战争史料与革命掌故被保留下来，具有革命性、现实性和战斗性。开始，社员们的诗作限于古体诗，后来对于新诗、译诗、民歌、军歌、戏曲等也能兼收并蓄。这样一来，作品更多了，呈现出百花争艳的面貌。

看到这种可喜的景象，林伯渠和李木庵至为兴奋，不仅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怀安诗社的诗，同时还计划编成一本《怀安诗刊》出版。后来因纸张困难未能如愿。怀安诗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吸引和发动诗友们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反映了时代，鼓舞了人民；在旧体诗的通俗化、革新格律、订正诗韵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怀安诗社的活动，从延安延续到西柏坡时期。后来，因为时局变化剧烈，干部流动较大，新的革命任务繁重，进入北京后无法继续进行诗歌活动，诗社便在无形中结束。但怀安诗社的工作尚未结束，诗社的诗作辑印面世问题还没有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怀安诗社主持者李木庵，曾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将诗笺抄存、传送、保管、整理，编辑成《怀安诗刊》。他收集到50多人的诗稿，有古风、近体诗、新诗、译诗2500余首。他计划将诸老的诗编为首集，接着编辑其他各家诗作及新诗、戏曲、民歌、军歌、译诗等。但是，1959年秋李木庵病逝，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李木庵逝世后，谢觉哉写了挽联，下联是：“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怀安诗社里顿失盟主”。李木庵病危时，曾委托中央文史馆馆员叶镜吾，继续保存和整理诗社的资料。叶镜吾历经4年的精心编选，于1963年7月编成《怀安诗社诗选》一册。北大教授周振甫十分关心怀安诗选的出版，对诗选作了认真校订。

《怀安诗社诗选》（陕西版）采用按事分类的方法编辑，分为12辑：第1辑“延水雅集”，收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的诗30首；第2辑“边区采风录”，收入续范亭、钱来苏等的出巡纪游诗25首，李木庵、鲁拂民的延安组诗51首，钱来苏、刘道衡等的陕北诗29首；第3辑“南泥湾纪游”，收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南泥湾纪游诗23首；第4辑“学习与讨论”，收入林伯渠、李木庵等的诗12首；第5辑“感兴”，收入陶铸、古大存、李少石的诗89首；第6辑“生辰自勉互勉”，收入徐特立、姜国仁（女，延安大学教师）、黄齐生等的诗41首；第7辑“挽诗”，收入董必武、熊瑾玎的诗23首；第8辑“酬唱赠答”，收入郭化若、吴芝圃、黄炎培等的诗89首；第9辑“送南北征人离延”，收入郭化若、任锐（女）等的诗18首；第10辑“后甘泉村”，收入叶剑英、李木庵等1947年3月后写于晋西北的诗54首；第11辑“滹沱河边”，收入谢觉哉、李木庵等1948年3月后写于西柏坡的诗38首；最后一辑是附录，包括两篇文章：李木庵的《漫谈旧诗的通俗化及韵律问题》，叶镜吾的《怀安诗社概述》。

该书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经补充校订，1980年3月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